自由與陽光（代跋） (北京)余傑 《拒絕謊言──余傑海外政論選》一書中收入的，全部都是「漂泊在本土之外 」的文字。在此之前，我雖然在香港出版過《火與冰》、《老鼠愛大米》、《愛與 痛的邊緣》等三本文集，但都是先在大陸出版，然後才誕生香港的版本。在香港的 版本中，我將某些在大陸的版本中被刪節的文字重新添補上，使之恢復了原貌。與 前三本文集相比，《拒絕謊言》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其中絕大多數的文字都不能夠 在大陸的傳統媒體上得以公開發表。 這些文章，有一部分曾經發表於香港的《明報》、《亞洲週刊》、《蘋果日報 》、《開放雜誌》，台灣的《民主論壇》（網絡雜誌）以及美國的《議報》（網絡 雜誌）、《大參考》（網絡雜誌）、《中國之春》等媒體上。在此，向曾經編發過 它們的編輯表示衷心的感謝。大陸的某些比較邊緣性的網站如《思想的境界》、《 問題與主義》、《不寐之夜》、《北大新青年》、《世紀論壇》等也曾張貼過其中 的一些文字，不過它們很快就被網絡管理者刪去了，有的網站甚至自己也夭折了， 所以我估計讀到它們的國內讀者不會很多。其實，我最希望的還是國內的讀者能夠 讀到這些文章，因為它們針對的是生活在「優孟王國」中的我們、針對的是我們受 到傷害的、「正在時」的生活狀態。然而，迄今為止，這些文章的大部分讀者依然 還只能是生活在海外的人士。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寫作這些文字的時候，我明確地知道：它們是不可能在國內發表乃至結集出版 的，它們都是為大陸之外的媒體而寫作的。因此，我不再有任何的禁忌和顧慮，我 不再擔心編輯的「火眼金睛」識破我「欲說還休」、「微言大義」的伎倆，也不再 有讓編輯丟掉飯碗的心理負擔（近幾年來，我的文章確實讓好幾個善良的編輯失去 了發稿的權力、晉陞的機會甚至工作的崗位，這些事件至今讓我感到某種程度的內 疚）。因此，我也獲得了一種完全的自由，就好像突然從黑暗的屋子裡來到燦爛的 陽光下一樣。我成了一隻掙脫了繩索的風箏，奮力飛向遙遠的天際，飛向自由的王 國。這種寫作的體驗，固然有痛苦的因子，但更多的卻是幸福的成分。這種幸福是 那些御用文人們所無法想像的，就好像被一個被去勢的太監無法體驗正常人做愛的 快樂一樣。 這些文字大概都可以歸入「政論」的行列。曾經有不少的師長和朋友勸說我， 要我變得「更加學術一些」或者「更加文學一些」。我何嘗不熱愛學術和文學、何 嘗不知道與政論相比學術和文學具有更為恆久的價值、何嘗不想在「自己的園地」 裡過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然而，在北大求學七年之後，我逐漸 認識到：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最迫切需要的也許並不是神聖的學術和崇高的文學 ，而是對常識的傳播、對專制的批判、對民眾的啟蒙和對歷史真相的恢復。從表面 上看，這些東西雖然「卑之無甚高論」，但言說它們卻需要承擔相當的風險和付出 相當的代價。換言之，捅破那層薄薄的窗戶紙也許並不需要太費力，但捅破之後卻 必須面對主人們猙獰的面孔和兇惡的棍棒。因此，沒有多少知識分子願意去做「捅 窗戶紙」的事情。經過反覆的考量後，他們選擇了更加安全、同時「投資回報」也 更高的學術和文學，象牙塔內的生活死水沒有微瀾。當然，誰也沒有權利強迫別人 做出某種選擇，但在我看來，在政治專制、文化僵化、道德淪喪和信仰缺乏的社會 大氛圍下，即便是百年一遇的天才，也不可能寫出第一流的學術著作和第一流的文 學作品來。用我的一句老話來說，就是「鹽鹼地上長不出參天大樹來」。半個多世 紀以來，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算得上是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然 而，坦率地說，真正有價值的究竟佔了幾成呢？能夠進入全球視野、被不同國家和 民族的讀者所接納、並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的作品又有幾部？我們的學術，多 半是侏儒學術；我們的文學，多半是太監文學。我們的教授，多半是知識的販子； 我們的作家，多半是技巧的奴隸。 於是，我更傾向於從事「改造鹽鹼地」的工作。這種工作，「投入」與「產出 」難以成正比，甚至會被視為做無用功，但我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於是， 我便寫下了這一篇篇在陽光下言說自由的文字。這是一種「正常」的寫作，儘管它 讓某些人大驚失色，視為異端。這些文字雖然還沒有直刺龍骨的力量，但至少批下 了幾片閃閃的龍鱗，讓不可一世的惡龍感到了幾絲痛楚。 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催生了近代中國第一個真正的政論家──梁啟超 ；二十世紀初的「五四運動」，又催生了現代中國最傑出的一位政論家──陳獨秀 。在我看來，梁啟超和陳獨秀的政論文字絲毫不比他們同代人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 作的價值要低。我自己以為，即使梁啟超和陳獨秀沒有從事學術著述和政治活動， 梁啟超單單以一篇《少年中國說》、陳獨秀單單以一篇《敬告青年》，就足以奠定 各自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們的文字是照向潰爛的傳統文化和腐朽的社會現實的陽 光，他們的文字是對一個青春的中國和自由的個體生命的呼喚。 從國民黨到共產黨，蔣介石到毛澤東，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是一個悲劇性的下 降的過程，也就是從「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無」，從「民主無量、獨裁 無膽」到「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除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類以吞噬同類為樂的獨 裁者之外，在普通民眾當中，肆無忌憚地毒化這片已經鹽鹼化的土地的人很多，而 義無反顧地搶救這片被苦難浸透的土地的人很少。在梁啟超和陳獨秀之後，堪稱「 民族的脊樑」的，有魯迅、胡適、殷海光，有儲安平、遇羅克、林昭。他們當中， 有的在與風車的大戰中精疲力竭而死：魯迅死於肺病，去世時體重不足四十公斤； 胡適死於突發的心臟病，緩緩地倒在台階上；殷海光死於癌症，最後連住院的錢都 差點繳納不出來。也有的是以更加慘烈的方式死在與罪惡的公牛作戰的鬥牛場上， 他們慘死的時候，周圍全是興高采烈的看客：儲安平在被侮辱和毆打之後神秘失蹤 ，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遇羅克在一片狂熱的「打倒」聲中被押上刑場執行槍決； 林昭被槍殺之後，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的政權居然強迫她的家人拿出五分錢的「子 彈費」！經過幾次浩大而殘酷的政治運動之後，魂飛魄散的知識分子們沉默了，古 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為俊傑」。於是，梁啟超和陳獨秀的傳統斷裂了。 一個世紀過去了，今天重新閱讀梁啟超和陳獨秀的文字，我依然感到元氣淋漓 、入木三分。然而，他們所詛咒的「黑屋子」、他們所譴責的「奴隸性」照樣巋然 不動；他們所夢想的「新中國」、他們所呼喚的「新青年」也還是沒有浮出歷史地 表。罪惡依然罪惡著，黑暗依然黑暗著。所謂「三講」，無非是「講權力」、「講 金錢」、「講女人」；所謂「三個代表」，無非是「代表著政權腐敗的極致」、「 代表著民眾苦難的頂峰」、「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反方向」。馬基雅維弗利在《 談話錄》中說過：「有人談到，現在有許多人從事搶劫等犯罪活動，他們會發現這 些犯罪活動都源於這樣的事實：那些統治者也有與此類似的活動。」在今天的中國 ，最大的犯罪團體就是權力階層。貪婪已經變得無法制止，掠奪已經變得明目張膽 。從江西芳林小學那些手裡捏著鞭炮引線的孩子的屍體到廣西南丹煤礦中驚天動地 的爆炸，從陝西烽火村武芳那被硫酸腐蝕得千瘡百孔的面容到山西那被警察割掉舌 頭的檢舉者李綠松……正義在哪裡？良知在哪裡？同情在哪裡？悲憫又在哪裡？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流氓人格和犬儒精神氾濫成災，人類公認的倫理和道德底線形 同虛設。在這樣的背景下，梁啟超和陳獨秀沒有過時，他們的文字、他們的聲音更 加顯得彌足珍貴。 《拒絕謊言──余傑海外政論選》這本書，遠遠算不上對梁啟超和陳獨秀以及 魯迅、胡適、殷海光、儲安平、遇羅克、林昭們的呼應。我只能說：它表達了我對 他們的仰慕和尊敬。這是我的選擇，終生不悔的選擇。這是我的道路，一條剛剛開 始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