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論壇》和它的同仁們 蔡崇國 我想，許多朋友現在仍然記得當年有一個頗能衝撞的理論刊物：一九八七年初被 迫停刊的、名噪一時的《青年論壇》。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三年間，它可以說 是全國最受歡迎、發行量最大的理論刊物——八六年底，它居然能收到六萬五千份 訂單。它在知識分子和青年人中影響極大，全國文科的大學生，尤其是研究生，很 少有不知道這個刊物的。在《青年論壇》上發表的文章，其轉載率遙居全國各報刊 之首。胡平那篇著名的《論言論自由》便是第一次發表在這個刊物的八六年的七月 和九月號上，發表後人們奔走相告，互相傳閱，但沒有一個刊物敢轉載：出版界似 乎被這個大膽的舉動給驚呆了。《論壇》被禁後很久，主編李明華還常找我索取刊 物——在當局決定清查之前，庫存的刊物全都秘密地轉到了我那兒——因為他仍收 到不少要求《論言論自由》的來信。 一九八七年春，中宣部令人啼笑皆非地搞了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果展覽」， 《論壇》和《世界經濟導報》都是主要展品。人們說，後者的後台是趙紫陽，故終 於沒事，而《論壇》則是以剛下台的胡耀邦為靠山，自然得倒霉。確實，我們當時 和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有許多接觸，他那時在湖北搞整黨，正意氣風發，又有幾分 天真地支持一切新出現的東西。《論壇》的存在和發展倒是多虧了他。至於胡耀邦 本人的支持，我們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不過，《青年論壇》在當時確實不以我們的 意志為轉移地捲入到黨內的派別鬥爭之中。這也是它那悲喜劇般的命運之所在：反 自由化運動之前，它膽大得令人瞠目結舌，可在湖北武漢，在北京的中宣部，誰也 不敢動它，湖北省委反而將對它的支持，作為與胡德平套近乎的手段。反自由化運 動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人們曾在觀望。八七年夏天中央北戴河會議之後，事情就整 個兒變了，曾對我們動情地支持、常叫我們感動得心裡發顫的省委副書記錢運祿， 一夜之間孩兒般的變了臉。他被鄧力群召見從北京回來後，立即發出三點指示：清 查《論壇》發表的所有文章；《論壇》所屬的湖北社會科學院領導作檢討；追查有 關文章的作者和編輯，——這便是《論壇》的最後結局。 一九八四年的氣氛有幾分像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的一九九二年，報刊整天鼓吹改革 與思想解放。人們的某種熱情象火一樣熱——當然大家可是比現在天真得多了。大 約初夏的一天，朋友們幫當時還是《江漢論壇》編輯的李明華搬家。我們是武漢大 學哲學系七八級的同學，他和我談到他創辦新刊物的想法，並向我介紹了後來成為 《論壇》社長、當時也是《江漢論壇》編輯的王一鳴，王是武漢大學經濟系七九級 的學生。 李明華一直被同學們認為是持重、容易安於現狀，是作了好幾年黨支部組織委員 的老大哥。畢業後被分配到理論刊物作編輯，應該是很不錯了。實際上，後來證明 ，我們這位老李的大膽、開創性，常叫人驚訝。 不久，他們就寫信給省委書記關廣富，說是青年人要改革，要自己辦一個自負盈 虧的、尤其是堅持並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刊物。那時候，中共的各級領導人許多 比現在天真可愛得多，在如何逃避、推卸改革中的風險和責任，如何在改革中撈到 政治和經濟上的好處方面，經驗還不足，野心亦不大，也有多少想幹點事的雄心， 故要他們批點什麼還不太困難。 當時，關廣富立即給了熱情洋溢的回信：辦自負盈虧理論刊物的建議，說明了改 革的春風已吹到了社會科學院。不久，我們在一次討論會上偶然遇到胡德平，李明 華、王一鳴向胡談到他們的計劃，胡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他說，「我一直就有這 個想法。你們一定要將這個刊物辦得像當年的《新青年》那樣！」此後，他又找我 們三人談過幾次。記得有一次是在他下塌的著名的東湖賓館，就是當年毛澤東每次 來武漢所住的小樓。論職務，這位德平先生當時還在副部長以下，論年齡，也不過 四十出頭，可那些職務、年齡、資歷遠在他之上的老頭們對他之溫順、謙恭，使我 們瞧在眼裡，心裡一個勁地難受，感到真是一部活生生的「官場現形記」。 就是在毛澤東的這座「行宮」裡，德平先生慷慨陳詞地談到他的馬克思主義的自 由觀：為什麼我們無產階級要把「自由」這個人類最美好的字眼讓給資產階級呢？ 為什麼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就不能鼓吹自由呢？他說，他早已想好了一篇關於自由的 文章，一定要在《青年論壇》的創刊號上發表。這就是後來他的那篇轟動一時的「 為自由鳴炮」。 在我的印象中，胡德平為人難得的真誠、坦率，尤其是有幾分天真。他激動起來 尤其口吃得厲害，可他從不在意。這倒使為人更現其自然、樸實。他的長相極像其 父親，第一次見面，真會讓你嚇一跳。 在此後的日子裡，我和李明華每週都要湊上兩三次，有時還有王一鳴。我們興奮 地、有時是憂慮地談著刊物的前景，商量編輯、記者的人選，及組稿、刊物的管理 等。三人商定，李、王分別為主編和社長。我為副社長。大約一年不到，我下海辦 企業作了董事長，並推薦了一位朋友的太太周小佑，她後來被任命為副社長。她是 一位有責任心、關鍵時刻不知有恐懼的女人。 王一鳴悟性極強，我們因此成為知心朋友。他少年老成。也有人批評他人小架子 大，這可能是他後來與一些朋友失和的原因之一。確實，在《論壇》的影響越來越 大之後，內部的矛盾亦越來越多，特別是在李、王兩人之間，令人十分苦惱和遺憾 。 《論壇》的編輯則是在我們各自的朋友之間物色，他們是王紹培——這是我們哲 學系的才子，其人淡泊、深邃、幽默，文筆浪漫俏皮，因文弱、極有才氣而有典雅 的悲劇氣質，至今我們仍能在《讀書》等雜誌上讀到他的生花妙筆。——還有紹學 海、俞成祥及幾位兼職編輯。 主要是李、王二位為錢和批文四處奔走。有了省委書記、尤其是胡德平的支持， 宣傳部等衙門就感到沒有什麼責任風險，亦不敢刁難，事情就好辦多了。而且省財 政廳還破例先後兩次撥款共十萬元給《論壇》。當時，我拿著有省長黃知真、省委 副書記錢運錄的批文，跑了好幾次財政廳。給我留下印象的是錢運祿——此人現在 兼任武漢市長，還是中央候補委員——的批文。大意是對《青年論壇》德平同志特 別關心和支持，請撥款五萬元。當時我心想，什麼邏輯！國庫就是這麼為首長及其 子女的關心而開的？省委書記的權威哪裡去了！當然，這念頭並不妨礙我拿到錢時 的心情愉快。 在八四年的九月推出創刊號之前，我們搞了個記者招待會。會上，王軍濤、房志 遠、李盛平從天而降，王、房兩位的慷慨陳詞與李明華、王一鳴在會上平淡的報告 形成一鮮明對照。這是我第二次見到王軍濤了。幾天前，我們剛認識沒一會兒，他 就興致勃勃地向我介紹他將在武漢辦學的宏偉計劃，並勸我入伙，我只是哼哼哈哈 。這一次，也就是記者招待會之後，我們倒是認真地談了一會兒如何與李盛平的北 方出版社合作的事兒。我提的問題很具體，王軍濤、房志遠倒是很熱心，可李盛平 給我的印象是他還要看看《論壇》將來是否能成氣候。於是，合作也就沒有了下文 。但，也就是從這時，我們算是真正認識了。我和房志遠後來在廣州見過一次，我 感到他在他們那擁擠的辦公室裡十分孤獨，情緒壓抑。 和王軍濤的交道後來可就多了。我想，再好勝的男人也得承認他的魅力。他到武 漢沒幾天，湖北中青年理論界便都是他的朋友了。當時的武漢，確實聚集了一批在 全國也算是頂尖的人物了。如哲學、美學界的張志揚、朱正琳、陳家其、鄧小芒、 李曉明。特別是張、陳兩位，對德國古典與當代哲學的把握之深，思辯力之強，表 達的融會貫通及清晰，讓人歎為觀止。與之交談，如沐春風。李澤厚對他們亦敬畏 三分。前四位創辦的德國哲學研究所和《德國哲學》雜誌，在國際上亦頗有影響。 他們當然是《論壇》固定的作者群，也被認為是一幫難以靠近的、不食人間煙火的 精神貴族。王軍濤一到武漢，立即成為這群人中兼具小弟弟和大哥哥雙重角色的核 心人物，在我看來，他們也因此迅速地活躍、世俗化了。他們頻繁地舉行討論會， 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青年論壇》向外耀眼地開放，他們則是內在的、悄然 的啟蒙，「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當時的武漢，現在我仍是心馳神往。 王軍濤總是在實際上與《青年論壇》保持距離，這正是他的可貴之處。一天夜裡 ，深談之後，我勸他到《論壇》裡來，說，這一個雜誌，比你那十個學校都重要； 四處飄蕩，不如將這一件事辦好。王軍濤向我解釋：如果這樣，《論壇》的性質就 變了，對你們、對雜誌都危險。接著，他平靜地告訴我，警察如何長期地跟蹤他， 每到一個地方、每幹一件事，與他合作的單位就受到威脅，他也因此不得不離開。 當時的王軍濤確實是真誠地報以與當局合作的態度的。我們在一起，理論並不是 他所長，因此，談論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自己幹，或向當局出謀劃策，以推動改 革和建設。因此，許多朋友都替王憤憤不平。一次，大約是八五年底，省委宣傳部 請《論壇》的朋友們吃飯，——這正是朱厚澤號召與知識分子交朋友的時侯，我和 一位部長及謝小慶同桌，謝向那位部長道：你們一定要將王軍濤從黑名單上刪除。 你知道嗎，二戰後，一大批德國人發現自己被跟蹤，後來一查，他們曾因反對納粹 而上了黑名單，可戰後，德國警察仍延用同一份名單！王軍濤也是一樣，他是因為 反對「四人幫」而被「四人幫」記入黑名單的呀！你們不反對「四人幫」嗎？看著 謝小慶對牛彈琴，真是可愛極了。他不知道，對黨來說，重要的不是對錯，而是是 否在他的指導下，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內容。 謝小慶的可愛之處的確首先在於他的赤子之心。他那時在華中師範大學任教，和 他後來的太太一道，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心理診所。各地的人們象浪潮一樣地湧到他 那裡求診。後來，他與劉尉華一到，隨王軍濤去了北京，成為北京經濟社會科學研 究所的幹將。 我們還是回到《青年論壇》的創辦上來吧。 記者招待會後的九月，我們終於拿到了散發著油墨香的創刊號。王紹培等人興沖 沖地到街上叫賣，我們在辦公室熱烈地談論著，想像著人們擁擠著爭先購買的場景 。天黑之前，他們疲倦地回來了，好不容易售出了一本，街上的人們對雜誌毫無興 趣！那個喪氣，幾乎是摧毀性的。 然而，同樣使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本創刊號，主要是胡德平的「為自由鳴炮」 那深遠而廣泛的影響。此文一出，《世界經濟導報》便立即轉載，它與鄧樸方鼓吹 人道主義的文章一道，在八四年底，在實際上形成了對「清除精神污染」的第一波 重要的輿論反攻。就內容來說，胡文基本上是「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把握」之類 的官方立場。恰恰是這一點使它那令人震撼的標題得以保護和合法地傳播。人們注 意的是這口號般的標題和它的作者而沒人去理會它的內容。這因此又是一次重要的 突破——它似乎一下子使昨天還遭到批判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變得平淡無 奇，從而使人達到了一個更高的起點。它又一次成功的試探，從而使得次年初，胡 啟立能提出「創作自由」的口號，並在八五、八六兩年，引發一系列關於自由、包 括政治自由的討論。就《青年論壇》來說，沒有這一次試探，可能就不敢在後來發 表胡平的《論言論自由》等影響重大的文章。它也激化了黨內鬥爭，鄧力群對它耿 耿於懷，說是「以德平的身份，提這樣的口號不適當」。它後來成為胡耀邦挨批判 、下台的證據和原因之一。 《論壇》在那段時間裡，在全國的理論思想甚至新聞界，扮演了開拓及試探的特 殊角色。這亦是它的影響和功績所在。 在《論壇》出版前後，李明華和我先後拜訪了李澤厚那時的又小又暗的家，請他 為刊物的出版寫點什麼。李先生熱情地一口答應，說：凡你們青年人要我幫忙的， 我一概支持。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賀《青年論壇》創刊」。一年後， 該報又發表了他熱情洋溢的「破天下達尊——賀《青年論壇》創刊一週年」——這 是他為《論壇》的成功所打動而主動寫的。而《人民日報》能發表這些文章，則是 大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回想起來，在上一輩有影響的人物之中，李澤厚是《青 年論壇》最忠實、最投入也是最有勇氣的朋友。不管在什麼形勢下，每一位拜訪過 他的《論壇》的記者，回來後都非常興奮。 此外，厲以寧、劉賓雁、童大林、於光遠、王若水、白樺、黎澍等，也是《論壇 》的撰稿人和熱心的支持者。厲以寧還參加了八六年秋《論壇》在北京舉辦的關於 胡平《論言論自由》一文的座談會。還有我們那位當時在遼寧省任省委書記的李鐵 映先生，約在八五年底給我們寫了一封熱情動人的長信，他那功底十足的行書，流 暢地表達了他讀了《論壇》後的激動。這是我們收到的唯一的一封非學者名人的來 信，也是最熱情的一封。八九年五月，當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他與學生對話時的木 吶時，實在不願相信此人便是彼人。然而，我仍然認為，他與李鵬完全不是一類人 ——這信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論壇》創刊之後，一件重要的事是在全國各地建立起它的記者站。為此，八四 年底，我先後去了西安、廣州和北京。在北京，我住在人民大學的遠志明那兒。一 天晚上，北京的朋友為《論壇》在人民大學舉辦了一個大型座談會，場面的熱烈， 至今難忘。尤其是吳學燦，——別忘了，他因八九民運中的「人民日報號外」事件 而系獄中——他的激情、辦報刊的主意及直率的言詞，仍是歷歷在目。也是這次會 上，我認識了胡平。會上，他一言不發。會後，在人群中他捅捅我的胳膊說：請你 明天去我家好嗎？第二天在他鋼鐵學院的家，我們討論了一個上午。確實，他的議 論來得特別的通俗、深刻、厚實。 北京記者站是最活躍、最有效率和責任心的，站長是當時外貿部的陳東昇，記者 是詩人高伐林、《中國青年報》的季思聰、吳學燦，還有遠志明和胡平等十來人及 一批通訊員。他們組稿、發行、搞討論會，其觸角似乎伸展到北京的每一個角落。 當時在北京的人們最有政治與理論的熱情，而北京的出版控制又最嚴峻，這就形成 一種尖銳的心理衝突和強烈的情緒壓抑。這種衝突和壓抑轉移到《青年論壇》這兒， 變成了一股巨大的熱情。北京記者站實際上成了《論壇》的第二編輯部。 《論壇》先後還在上海、南京、杭州、保定、哈爾濱、四川等地建立了記者站。 這是一個巨大的、充滿活力的網絡。通過它，《論壇》幾乎與全國當時所有有才華 、有影響的理論工作者、記者有了密切的聯繫。然而，這個網絡竟沒有絲毫的政治 色彩，只是為了發行、組稿及文人的社交——當時我們從來沒有過在將來搞個組織 或政黨的念頭。為什麼？回想起來，確實意味深長。 這當然與《論壇》的負責人的個性有關係，但重要的是當時的背景和知識分子的 情感狀態。中共當時似乎拋棄了文革和毛澤東晚年的那一套，它對改革的推行和承 諾，在相當程度上鞏固和重建了它的合法性，它也因此使多數知識分子報以希望， 以為中共已經理性化了，只要大伙以合作的態度參入，中國漸進和平地走向民主是 完全可能的。而任何激進的言行，只會起反作用。因此，與黨、尤其是與它的高層 建立密切的聯繫，與它的開明派合作，在它允許的範圍內打「擦邊球」，被認為是 最明智、最有效，也是最高貴的辦法。實際上這也是《青年論壇》和它的多數同仁 們與西單民主牆運動及民辦刊物的區別。因此，流亡海外後，當我看到那些熱心批 評八九民運激進的人們時，老想告訴他們：您和我當年一樣。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和中共使中國、使他們自身錯過了一個多麼重要 的歷史機會。他們沒有看到，本來，粉碎「四人幫」及改革開放，使他們卸掉了本 也屬於他們的歷史罪責，因此，當時的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擁護及合作態度， 是蘇聯及東歐各國所無法比擬的。人們當時對改革及民主化的溫和要求，正是他們 合法性的豐厚資源及新的社會與政治力量、新的統治基礎之所在。可惜，經過八九 年，他們終於嚴酷、憨懣地拒絕了這一切，重新負起本以卸掉的罪責，今天，更是 重新回到那毫無希望的老一套中，他們只是激化而不再像過去那樣有機會、有能力 解決中國社會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