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真：「民主激進主義」不可取 ·何 頻· 顏真的真名是閻真，一九五七年九月生於湖南長沙。一九八零年，顏真考入北京 大學中文系，畢業時謝絕到中央機關工作，甘願到湖南師範大學當了一名教師。一 九八五年考上湖南師範大學現代文學碩士研究生。一九八八年留學加拿大，一九九 二年初放棄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回到湖南師範大學任教，業餘時間撰寫了一部反 映中國留美學生的長篇小說《北美歲月》。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他接受了筆者的訪問。 今日大陸類似昨日台灣 何 頻：您從一九九零年開始在加拿大《新聞自由報》、《星島日報》和香港《爭鳴 》上發表文章批評民主激進主義，主張漸進改良，引起很大爭議，您回國已近兩年 ，有什麼新的想法？ 顏 真：我先談我個人的一點感受。九零年初我在報紙上發表《國情問題：無可迴避 的挑戰》一文，那時「六四」過去未久，我心理是有壓力的。當時，民主激進主義 有著絕對的的道義正義性，批評它的確需要一點勇氣，當時我是克服了內心的道義 憤怒，從理性的角度以現實主義的眼光去看待中國的事情的。在今天，我不僅對自 己當年的觀點更具理論信心，而且具有一種道義的自信。如果當時我對民主激進主 義的批評是一種理性的批評，那麼今天這種批評將是理性和道義的雙重批評。這種 道義自信來自對激進民主化進程將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現實後果的思考。現在我對那 些至今仍堅持以激進態度來觀察中國問題的人，除了對他們政治上的幼稚和理論上 的脆弱遠離現實予以嘲笑之外，對其道義正義性也抱有了越來越深刻的懷疑。哪怕 他們高舉「六四」作為這樣正義性的旗幟，這種道義上的懷疑也不會有絲毫減退。 我把對中國人民的現實利益和這個民族的前途的關注作為考慮中國問題的道義基礎 ，前提是愛國主義。不愛國的人在談論中國問題的時侯請免開尊口，做自己的世界 公民好了，因為他們並不想在良心上承擔什麼。 何 頻：現在大家都在關心鄧小平去世後的中國情勢，您有何看法？ 顏 真：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從加拿大回國已經近兩年，對中國的現實比一些人 可能有更直接的感受，對人民的政治心態有比較準確的把握。我是一個普通教師， 沒有任何政治功利性扭曲我觀察的客觀性。我之所以要說明這一點是因為，我在海 外幾年中看到，觀察中的感情因素扭曲了人們的判斷力，這不是個別的現象。 對於一個已經九十歲的人來說，「之後」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情。「之後」的多 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最大的可能性是穩定發展，一如今日。鄧小平之於當今中國 ，不同於毛澤東之於昨日中國，而類似於蔣介石之於昨日台灣。 江澤民的權力基礎已經穩定 何 頻：這是不是說得太籠統了，能否詳細談談理由，例如中共高層權力結構也會持 續穩定嗎？ 顏 真：從權力層面來看，江澤民的權力基礎已經基本奠定，潛在的威脅力量雖不能 說沒有，但看不出有強大力量。鄧小平在「六四」之後有時間為身後的穩定作出安 排，比如對「楊家將」的處理，這是為江澤民權力的穩固掃清道路。這件事留給江 去辦，就很難辦。在這一點上，江和當年的華國鋒的情況完全不同，毛澤東沒來得 及做的事，鄧小平已經做好了。唯一能夠對江澤民權威構成威脅的，在我看來只有 陳雲的力量。那種情況發生，可能導致中國向左轉，但這種可能性極小。 所以我預測鄧之後中國權力結構將基本穩定，而不會像毛之後一樣發生巨大的變 化。 不要把老百姓看成傻瓜和懦夫 何 頻：從其它方面看呢？例如中國的經濟狀況。迅猛的速度能否持續下去？中國經 濟到底如何？ 顏 真：在我看來，鄧之後中國將穩定發展的這種判斷最基本的依據還不在於高層， 而在民間。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中國改革十多年，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大成就的。 你到中國任何一個市場去看看都可以看到物質的豐足。無論是食品市場還是日用品 市場。特別是城市，人民在吃穿方面與西方已沒有本質的差別，當然在住和行的方 面還相差很遠。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沒有出現過的局面。這與毛澤東時代的匱乏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考慮到這種變化發生在十多億人的中國，我願以「經濟奇跡」來形 容。對於這種局面，老百姓從心底裡是珍惜的。日子過得不錯，為什麼要來一場沒 有把握的社會大變動呢？中國老百姓是非常現實和非常功利的，這種現實功利主義 是一種最基本的價值觀。 海外有些人把中國老百姓想像成為新聞封鎖下的傻瓜和政治高壓下的懦夫，這是 完全錯誤的。中國老百姓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閉塞，那麼遲鈍。當然到處都可以 聽到牢騷。但我希望海外的朋友們不要為牢騷而對中國政治形勢作出危機四伏的判 斷，這種牢騷遠沒有達到形成一個社會運動的強度。正如在美國也到處聽見牢騷卻 並不意味著制度將有根本性的改變一樣。根據這種信息加上自己的感情因素，作出 危機將爆發的政治判斷的人，只會又一次跌破眼鏡。 民主不是時髦話題 何 頻：看樣子您的觀點也在變化，您回國之前反對激進主義的一個理由不是說中國 危機四伏、經不起折騰嗎？好吧，我們轉換一個話題，大陸人現在政治心態如何？ 顏 真：中國人的政治心態可用一句話來表示，就是：政治意識淡化。這種全民性的 政治意識淡化與全民性的經濟意識高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民主在任何意義上，在 任何圈子裡、在任何場合上，都不再是一個時髦的主題。幾個知識分子湊到了一起 談一談民主化問題，這種事我回國兩年來既沒有遇見過也沒有聽說過。並不是不敢 談，私下裡不要說談談民主，罵鄧小平也不會有危險，而是沒有興趣。 九三年六月初我在北京參加了一次大學同學聚會，與會的有二十多人，來自各個 領域的知識分子。熱門話題是溝通經濟信息，是個人發展，談到政治只是調侃說： 「『六四』之前你們在這裡聚會是什麼意思啊？」根本無人去回憶「六四」，或提 及被關押的王軍濤等人。 我還不敢說那種在政治上持激進態度的人完全沒有，但即使有也是極少，沒有任 何代表性和廣泛的社會基礎。我工作單位的一位教師說：「現在搞什麼政治，誰也 別搞，對那些不甘寂寞的跳出來的人，我贊成槍打出頭鳥。」另一位教授說：「大 家不談政治，中國就在慢慢變，量變到質變，就是和平演變。」這些話在知識分子 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如果今日有人像方勵之當年那樣講話，他在知識分子中得到的評價不是「勇敢」 而是「輕率」，他受到的將不是歡呼而是嘲笑。中國知識分子並不是不懂民主化的 道理，但他們更要考慮面臨的現實。一位教授說，中國也像蘇聯那樣搞一下，我也 吃不消。一位博士生說，就算能搞出名堂，我們這一輩子也享受不到了。這種心態 極具普遍性。中國知識分子心態矛盾，但對人民對自身現實利益的考慮居於主導地 位。 何 頻：老百姓是否擔心出現混亂？ 顏 真：對。這是中國人民政治心態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社會不安定、社會動亂的 恐懼。他們需要某種權威力量給他們安全感，這種權威非共產黨莫屬，這是中國的 現實。 我特別提請人們認識到蘇聯的巨變給中國帶來的現實影響。與很多人原來想像的 相反，蘇聯的變化不是極大地促進而是極大地阻撓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蘇聯的 現實使民主理想主義趨於破滅。人們這時才現實地意識到，民主並不會自動地帶來 一切，而要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這種現實對中國知識分子有特別強的說服力。使 他們終於看到「民主化」本身不能作為一個抽像的出發點，現實的結果更是需要首 先考慮的問題。在這種心理背景下，「六四」以前知識界那種活躍的民主氣氛完全 消失了。誰也可以看到，如果蘇聯的情況在中國發生，結果將會嚴重得多。中國漫 山遍野都是人，出了問題國際社會是救無可救的。 何 頻：您是否還堅持您幾年前的觀點，也是老鄧的觀點，穩定壓倒一切。 顏 真：這也許是一句絕對了一點的話。但是在價值判斷上，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發展 比民主化更重要。一些主張激進政治改革的人們的基本論據之一，是中國早晚要經 歷一場痛苦的社會轉型過程，在劫難逃，遲痛不如早痛。這樣的觀點對今日中國人 來說，說服力是太微弱了。人民不會因為一種崇高的目標接受有違於他們現實利益 的東西。忍受痛苦的社會轉型過程，這種話他們是聽也不要聽的。不可能去設想人 民為了民主理想去接受自己最害怕的東西如社會動盪和經濟衰退。更何況，我也看 不出痛苦的轉型過程無法避免的論點有什麼非常充分的根據。在我看來，這種過程 不但應該避免而且必須避免，也能夠避免。 如果不幸沒有避免，對中華民族對中國人民都將是一場巨大災難。對那些把中國 局勢往那個方向推動的任何人任何組織，我從理性和道義的兩種立場上都給予最強 烈的批評。當然，這種批評也許是多餘的，至少在中國大陸，激進主義不再是任何 意義上的一種政治力量。現在宣佈民主激進主義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完全失敗， 已經不再是一種超前的歷史判斷。 我因此勸海外的某些朋友們，包括曾對我的觀點進行過批評的朋友們，站在對民 族對人民負責的立場上，重新考慮自己對中國問題的態度。 中國十年內沒有戈爾巴喬夫 何 頻：您認為中共高層會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從內部進行根本性的政治 改革？或者潛伏著葉利欽式的人物。 顏 真：十年後我不敢說，因為那時候整個社會經濟基礎和生產水平可能為根本性的 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礎，但我可以肯定的說，鄧小平之後近期中國絕對不會出現戈爾 巴喬夫式的人物。 中國社會不具備那種社會基礎，推進這種改革的人會失去對局面的控制，事物的 發展將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而局面失控對中國來說將是災難性的。 所以我根本不必問是誰在台上掌握了權力，只要他是現實主義者，他就不會去進 行那種嘗試。這種嘗試缺乏社會基礎，知識份子的民主理想主義已經破滅，完全放 棄了在民主化的第二天就解決所有問題的浪漫想像，這種想像在精神上支持了八九 年的運動。所以無論中央是誰大權在握，他都不會進行激烈的政治改革。出現中國 的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的社會條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至少要對這個國家，對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負責。十多億人的國家，誰敢去冒那個險 ？稍微搞得不好他就會變成歷史的罪人。 當然我也不願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共上層在經濟結構變化的強大壓力下， 為民主化作出緩慢實現的安排，如台灣的國民黨，而且，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理 解，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在客觀上就是這樣一種歷史安排呢？ 社會運動需要現實利益做動力 何 頻：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您的意思，中國民主化過程不會因為鄧的去世而出現新 的局面？ 顏 真：是的。這是從對社會進行分析中得出的結論。一種社會運動需要一種現實利 益作為動力才會具有持續的力量，中國民運缺乏這一點，所以它是脆弱的。從「八 九民運」我們看到這一點。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點，所以預測民運高潮會迅速到來 ，他們犯了理想主義的錯誤。 何 頻：難道您對中國民主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懷疑態度？ 顏 真：民主化當然有必要。但必要性不必詳細說了。現行制度的缺陷是明顯的，需 要作根本性的改造。這種認識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是常識問題，是不言而喻的。 對於可能性，我還是用前幾年的提法：以漸進改良的方式達到革命的目的。以經 濟的發展和經濟基礎的不斷變化，帶動政治上的緩慢改革，在不知不覺中，質的變 化就產生了，像台灣當年一樣。台灣在五十年代去搞民主化就不會有今天。在這裡 經濟實體的獨立性不受權力系統的制約很重要，那樣政治上的改革對經濟影響比較 小，中國正往這條路上走。共產黨在這個過程中也很痛苦，要發展經濟有些步子不 得不邁出(如股份制)，邁出以後又瓦解了自己的權力基礎。 我以「經濟槓桿，逐漸改良」八個字來表述中國民主化的道路選擇和可能性。中 國民主化的社會條件是在經濟基礎的變化和經濟發展進步過程中逐漸成熟的。這個 過程很長，最不願意接受這種事實的是海外的民運人士。他們的角色定位特別是他 們的利益決定了他們政治選擇上的本能的激進態度。說不定還有人在心裡抱怨中國 老百姓太愚昧、太缺乏民主意識呢。其實中國老百姓一點都不傻，他們知道自己的 利益在哪裡。老百姓沒有錯，錯的是他們自己，要對自身立場作根本反省的也是他 們自己。 希望「六四」被歷史冷處理 何 頻：在中國逐步民主化、現代化的時侯，「六四」平反是否可能？ 顏 真：「六四」不可能平反。「六四」平反作為一個信號，必然是全面政治改革的 前奏。既然根本性政治改革在最近幾年是不可能的，那麼「六四」平反的可能性也 不存在。共產黨在執政的技術處理上不會那樣沒有考慮。我希望「六四」得到歷史 冷處理，一如台灣的「二·二八」。當然想熱處理的人是有的，以「六四」平反為 契機打開一個政治缺口，畢竟「六四」是中共最軟弱的腹部。今日大陸人對「六四 」並不那麼關切，畢竟這麼久了，而且，相當多的人對「六四」的看法有了改變。 何 頻：能否談談這些政治改變的具體內容？ 顏 真：當時人們的感情極度憤怒，自稱「人民政府」卻向人民開槍！我當時在加拿 大，我當時還為「美國之音」寫了「告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書」呢，還在美國《新 聞自由導報》上發表了「封建制度：今日中國之寫照」的文章呢！我的觀點調整比 較早，在九零年代初就作了調整：民主化要從中國的現實和中國人民的現實利益出 發，民主浪漫主義在現實中是危險的。那時蘇聯還沒有變。 在蘇聯巨變之後的一段時間後，國內相當多的人對「六四」對「八九民運」的看 法改變了。很多人認識到，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中國局面將無法收拾，這幾年 的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不可想像。 可以說大多數人對鄧小平的選擇有了某種理解，雖然他們對開槍的方式仍然是反 感的。不止聽到一個人感歎：「不開槍就好了！」言下之意壓下去還是對的。 對於「六四」，我個人的態度也很矛盾。用我的理智說話，我認為鄧小平的選擇 毫無疑問避免了中國社會一場持續的動盪，這對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有決定性意義 。用我的感情說話，一個政府向人民開槍無論如何是不能原諒的。 我還有個看法，對於「八九民運」，將來即使在實現了民主化的條件下，歷史的 評價也不會一邊倒。它在政治上畢竟是非常幼稚的，在拿一個十多億人的國家的前 途作毫無根據的政治冒險。這一點當時最聰明的人都沒看到，民主浪漫主義沖昏了 人的頭腦，但現在最遲鈍的人也看到了。我相信歷史會客觀地認識到鄧小平選擇的 正面意義。歷史的是非畢竟不是由一種人道感情來確定的。如果中國陷入一種持續 的政治不穩定局面，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將百倍沉重。那是一種更大的不人道。 留學生在政局中的角色 何 頻：雖然像您那樣義無反顧放棄綠卡的人不多，但現在不少留學生都回國去了， 即使是計劃短期回國，他們在國內的作用自然會逐漸大起來。我問的是，仍然留在 海外留學生對中國的政局有何影響？ 顏 真：海外留學生包括民運組織，對中國政局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大陸感覺不到他 們的影響的存在。也許他們應該放棄一種看法，即只有他們理解民主的意義和價值 ，他們是啟蒙者。完全不是這回事。大陸知識分子對民主的認識並不比他們差到哪 裡去。他們在大陸進行民主宣傳，至少在知識圈子裡面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們能在 海外吶喊幾聲，作為國際壓力的一個比較小的部分(相對美國壓力而言)，使中共在 人權問題上小心行事，這是他們唯一能起實際作用而且應該做的工作。這個問題要 實事求是，不必在幻想中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政治巨人。 (本文摘自即將出版的《鄧小平之後的中國》一書，經該書作者同意，交本刊率先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