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著鐐銬獄中寫上書 (山東) 孫文廣 我在大學學物理，畢業留校教物理。夢想成為物理學家並以愛因斯坦做榜樣。 但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上研究政治、經濟之路。 從一九六零年開始我是每次政治運動的重點批判對象。「文革」關牛棚三十個 月，兩次入獄坐牢八年，主要追查「攻擊毛主席」。從「文革」開始我就走上了「 關心國家大事」的道路。 關押中我苦苦思索，後來恍然大悟，毛澤東是個大獨裁者他把中國拖入災難深 淵，他在歷史上是有罪的。一九七六年開始我在獄中向黨中央寫信，批判毛澤東， 批判他代表的政治、經濟思想，議論國家大事，提出政策建議。思考和寫作成了我 獄中每天的功課，六年中共寫了五十多萬多字。而且奇跡般地保存下來，原稿一部 份現存山東省高級法院。 一九八二年我給胡耀邦寫信提出申訴，不久我就平反回山東大學，講授經濟管 理，陸續把獄中上書的經濟部份選擇發表，結果得了獎，評了教授，還當上了經濟 信息管理系的主任。多次應台灣學術單位邀請訪問台灣。 我的心路歷程 一九三四年我出生於山東省榮成縣，父親為國民黨軍官。一九五三年我考入山 東大學物理系畢業後留校任教,除坐牢8年基本都在山東大學。 一九四九年我還在念初中,從那時開始我就在共產黨的教育下，接受共產主義的 灌輸直至大學畢業，工作以後。這種灌輸存在於各種教科書及每週的政治學習之中 ，這種灌輸使人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造成思想的僵化、單一化。由於對媒體、出 版、發行的嚴格控制與封鎖，以及文化、藝術的單一，相反的觀點無法為人們瞭解 ，現代社會的特徵、資產階級都被妖魔化，抹上了恐怖的色彩。這樣日復一日，年 復一年，在潛移默化中，人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奴隸，喪失理性，回歸野蠻,人性向獸 性墮落。於是一些人為的大災難不斷發生。 還沒有成年的我，開始時對共產主義的灌輸還有一些掙扎，但是怎敵那洪水般 的潮流。後來我也成了共產主義的信徒,也要求加人共青團（全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 ）。當時共青團乃進步青年的代名詞,一個班級多數同學都入了團，團員開會嘻嘻哈 哈，我們少數幾個「後進青年」只能在外面坐冷板橙，羨慕之情不言而喻。人家入 團只要填個表很快就能批准，我卻因為反動家庭出身而拖了五年。 我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經歷了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政治運動。看到自己的同學被打 右派,被逼瘋，老師跳樓學生跳井。我積極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各項政治運動。但是 一九六零年在反右傾運動中卻受到批判,從那以後每次政治運動我都是批判鬥爭的重 點。一九六四年「社教」運動中對我批判時已經加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批判我 攻擊「肅反運動」，攻擊「大躍進、人民公社」，為「反革命分子」胡風鳴冤叫屈 ，偷聽敵台,妄圖叛國等等。「文革」中被抄家,遊街,批鬥近百次。先後兩次被關「 牛棚」長達三十個月。兩次坐牢,在監獄中關了近8年時間，主要追查「攻擊毛主席 」，說我竟敢把毛主席和蔣介石相提並論，要毛主席讓位。一九七四年第二次關進 監獄，到一九七八年判七年徒刑，「罪名」是「攻擊毛主席」「捕後攻擊華國鋒主 席」。隨即進入勞改隊。 在漫長的關押中，我潛心思考，回憶往事，閱讀書報。我將思想上對毛澤東的 懷疑和不滿的片斷進行串聯。最後豁然開朗，原來我曾經崇拜過、跟隨過的「偉大 領袖毛主席」是一個歷史上的罪人。他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都應該否定。 當我想到這些的時候，我感到十分懊惱，十分可怕。我知道只要講出我的真實 思想，就會被處死。後來我才知道張志新因為反對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而被割斷 喉管，在一九五五年被處死，毛死後一九七七年至少有十多個人因反毛而被處決。 當時面對審訊我堅決否認任何反對毛澤東的言論和思想。即便如此，在一九七六年 春，我還是被起訴，罪名仍是「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戴著鐐銬在獄中寫上書 1976年9月毛澤東離開人間，消息傳來我在獄中如釋重負。27天後，「四人幫」 被捕，使人欣喜若狂,倍感振奮。出於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我決定在監獄中上書 最高當局批判毛澤東，議論國事，提出政策建議,從1976到1982年共寫上書50多萬字 。 開始寫上書最大的困難是筆被抄走了。我迫切需要有支筆，因為經常有些思想 閃念的片斷，要記下來，報上有線廣播上的資料也要記下來。我想過很多造筆方式 ，曾試過牙膏皮，蠟燭，都不理想。後來我終於找到了比較可用的「筆」，就是很 原始的辦法，用草棍，用葦棒，經過粗加工就是一支筆，至於墨水我用吃菜剩下的 醬油湯，濃縮而成。用這支筆我就可以作記錄打草稿，在監獄中有時還可以向領導 借筆，理由可以是給家中寫信要棉衣，或者要寫交代，但是不能經常借，使用時間 也很短，每次借來筆，都是抓緊抄寫，最後把墨水擠乾淨留下來備用。現在保留在 高級法院中的信很多是這樣寫出來的。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從看守所轉入了勞改隊， 這時才了自己真正的筆。 在勞改隊寫上書，我最怕是犯人干擾。和犯人住一起，我對他們稱兄道弟，只 說我寫上訴，當然勞改隊領導也多有訓斥，問我是不是想找死，後來看我聽不進去 ，就在犯人大會上批鬥，拳腳相加，也組織犯人批判，當我繼續寫信時，他們就說 ：「您等著吃槍子吧」！後來就不太管了。 當時所以要給黨中央寫信是因為這種信一般要逐級上報,會有一些人看到，這也 是一種發表，而且給中央的信也不會輕易銷毀，一般犯人在離開看守所時都要將書 寫物抄走銷毀,寫給黨中央的信我想也許會被視為「罪證」保存下來，不致丟失。結 果我在看守所的信果然逐級轉到了山東高級法院被保存下來，入了檔。這樣2000年 我才能夠把它複印出來。整理出現在的文稿。有些原件上還蓋了「山東省高級法院 文件處理章」註明收到日期，蓋上了法院的編號。 當然給黨中央寫信也是因為議論的是國家大事，黨中央是最高決策機關，希望 他們能接受我的建議。 我的「上書」是在看守所和勞改隊中書寫的。開始寫「上書」時是戴著手銬腳 鐐的，後來鋼製的鐐銬鬆開了，但是精神的鐐銬、無形的鐐銬在我寫獄中上書的整 個過程中，時刻存在，所以我的「上書」也可以叫做「戴著鐐銬的獄中上書」。 在我的「獄中上書」中還包括憲法修改、經濟建設和經濟政策、對外政策、文 藝政策等多方面的內容。 為什麼要發表獄中上書 我的「獄中上書」，開始於1976年，那是一個封閉而且黑暗的時代，我又處於 那個社會中最封閉最黑暗的監獄之中。寫出來的「上書」有些粗糙、還帶有保護色 。但我很珍惜這些上書，因為它帶著時代的烙印，帶著監獄的氣息，這是我三十個 月牛棚、八年監獄朝思暮想的結果，這是我的歷史，這是我的血淚。但我想這何嘗 不是我們國家歷史的一部份，何嘗不是我們社會血淚的一部份。很多問題直到今天 仍是中國人民有待深思和有待解決的。 中國的希望在於人民的覺醒，覺醒需要呼喚，更需要思索，包括對於行動的思 索。我所寫的「上書」是我在「文革」關押中思索的成果。 我把自己二十年前的思想成果奉獻給大眾，希望能喚起人們回顧歷史。也希望 通過介紹我的「上書」道路,向人們說明坐牢並非那麼可怕，有志於追求民主的人們 ,應該不怕坐牢,坐牢可以擺脫俗事，冷靜思考，恢復理智，悟出道理。我把「上書 」奉獻給大眾，更希望拋磚引玉，和大家一起為中國的向前盡一份力。苦難的中國 還有太多的問題等待有志之士去解決。 我們應該回顧建國後的歷史，還真實給民眾，特別是讓青年瞭解真相。徹底清 除毛澤東代表的極左思想理論，專制主義，極權思想。修訂憲法，掃除專制主義， 極權主義，保障公民權利，保護私有財產，發展市場經濟，建設法治國家。 我們應該喚起民眾去爭取自由，爭取民主、爭取法治、爭取光明、爭取那些本 來就屬於我們自己的權利。我們不能靠等待、恩賜過日子。弱小的力量聚集起來就 便不能被人忽視。我的「上書」連著我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