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認真地對待權利

羅納德.德 沃 金（Ronald Dworkin）

    五月間，我獲邀往中國兩周，先去參加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的一個為時兩天的
研討會，然後在那裡和其他城市作幾次公眾講座。清華的研討會是由清華大學的「
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籌組的，在清華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講座和會談中，人們要
求我討論合法性（legality）、人權和民主。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所提議的，亦即
我在那裡的講題，就是 "認真對待人權」。多年來，我為捍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而竭陳己見，可一旦人們要求我談談這些論題時，還是有些發懵。中國漠視法治、
壓制民主、全面侵犯人權的記錄是臭名昭著的，而這些大學，就和中國的其他機構
一樣，最終都是在執政的共產黨的掌控之下呀！
    的確，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反覆說他們尊重和鼓勵法治，因為這是改善外來投資
和貿易的基本條件。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修改後的措辭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是，實際的法律實踐
，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與此宣稱恰相矛盾。法治有兩大核心原則：國家的強制性
權力只能根據已經確立的標準來行使，法官必需獨立於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權。傳統
的中國法律實踐排斥這兩大原則，相反，卻循隨常常稱作儒家的觀點：法律並非關?豕嬖蚧蛘咭話閽□蛑□攏□干槍睪蹙嚀灝訃□械牡灤浴９□□牒俠懟Ｖ洩裡姆□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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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產主義者奪取政權時，他們以列寧的學說取代儒學，他們說法律是權力與
政治控制的工具，其適用必須服務於代表無產階級大眾的共產黨專政。他們建立了
一種獨立於正式的法律體系的「公安系統」，該系統僅僅經由行政行為而拘禁數萬
政治犯；還有一種行政性的拘押，將流落城市的無家可歸和失業的農民「收容審查
」，並搖酢跚在收審地勞斷翟立。我在訪問期間遇到的黨官強調說！酢醮的改革已?□蠓僕鵲、跎倭斯□蠶低車幕□回段□□丈籩貧紉嘁遜銑□５□牽□□降姆□商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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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被關。警察並未作出解釋。恕跚違反了中估錟貳跎。」一些累者相信！跖最終健?岣曬菪譚□□孤商λ羰刮敝□墓娑ㄊ艿狡茲擼□蘇幸咽蠱淥□穆商Ρ還兀□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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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人權記錄同樣糟糕。大赦國際2002年的人權報告指控2001年中國嚴重侵
犯人權的事件實際上大幅上升（該報告在美國發表時我正在中國，香港的《南華早
報》在頭版作了顯著報導）。報告說中國將數千名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分子監
禁起來並盡□折磨！趿少判礎?68名因犯有逃稅、腐化和貪污等犯罪的犯人死刑（
多於任何其他國家），估計有兩百名法輪功成員在監獄被虐待致死，26萬人關在我
上面提到的收容審查場所，將一名在家中觀看達賴喇嘛錄像的藏族婦女判刑六年。
六月，《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國出現了又一波的政治逮捕，包括逮捕並判處兩謾酢?止□稅展□姆欠□模□utlawed）中國民主黨成員十年和十一年刑期，繼續查找和處
罰《天安門檔案》（The Tiananmen Papers）的作者們，這是一份秘密的關於1989
年天安們大屠殺的報告，在中國以外廣為流散。 　　
    正是考慮到這一記錄，我被本人的講演和其他正式與非正式的評論所激起的討
論所震驚。清華會議的第一天主要探討的是法治，來自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各
大學的學者們發表自己的觀點，觀眾則是眾多的律師、法官、法學教授、哲學家和
學生，後者也參加了討論。發言人和討論者對於西方法律和法學有著瞭解廣泛，討
論的質量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好幾位指出中國法律制度的缺陷，坦認許多法官缺
乏法律素養，不是根據法律，而是道德或政策來裁判案件。一些發言人作出了恰當
的建議：例如，他們建議應將更多的司法意見予以公開發表，希望由此不僅建立司
法先例制度，而且減少司法腐敗，提高法律論辯的質量。一些人指出，中國的最高
法院，如同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應當有權推翻違犯中國憲法的立法和政府的其他
法律。不過，大部份討論集中在關於構建法治的基本原理原則的相對理論化的法理
學問題。例如，學者們和聽眾們論辯，究竟是堅認律師與法官無需參引道德價值來
確認法律的要求的法律實證主義對於法治最為有利，還是那種，認為在一定情形下
應當根據道德相關性來釐定法律規則與原則這一更加複雜的法的理論最為有利。凡
此討論充滿興味，我從中獲益多多。但是，在一個政府強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將
因為委託人在捶楚之下翻供的律師監禁起來的國家，它們似乎不可思議地過於抽像
了。
    在清華第二天的會議上，以及在北京的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在上海的復
旦大學，在杭州的浙江大學和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以及在《讀書》雜誌，（一份
中國頂級知識份子刊物──譯注）於一家大書店《萬盛書園》中召集的座談會上，
我更為直截了當地談到了人權。我說，在西方，人們普遍相信，較諸更為流行於西
方的文藝復興以後的觀點，中國的傳統和流見支援更具集體主義的、而較少個人主
義的關於公民權利和責任的觀點。中國所擁抱的所謂「亞洲價值」，較諸所謂的「
西方價值」，對於個體人權較少助益。我建議，探討一下其間人們所認定的這一差
異不無裨益。我說，鄙見以為，在西方民主社會獲得廣泛認同的人權，根植於兩大
基本原則之中：第一，每一個存在著的人的命運均同等重要；第二，儘管如此，每
個人均對每一生命的成功負有特定的責任──其對自己的生命亦且如此。我說，第
一個原則嚴禁為了其他人的利益或者作為整體的社會的利益而犧牲某些人的利益，
就像什麼政府為了恫嚇他人而逮捕和虐待政治上的反對派，就像中國政府重點投資
並增焦褙海重搖跆業港口城市的財富！醮忽略了農械人口！酢跚未能獲允分享中埂?□甑木□梅比佟５詼□鱸□蛞□笳□□鷸馗鋈宋□骼硭□塹納■釧娘匭璧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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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人的聽眾）。所以，我對演講之後的密集的討論感到驚訝。在每一次這樣的場合，
用來提問的時間都被延長了。有些學生懷持敵意，他們談及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和
美國1999年5月對於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的轟炸，他們說這不是意外而是有意羞辱
中國。不過，所有在不同場合談到這一論題的學者和大部份學生都堅認，西方關於
人權的價值和概念與他們自己之間的並無什麼重大的差別　?    在關於儒家傳統是否確乎如人們長久以來認定的那樣不同於西方「啟蒙運動」
傳統問題上，一場極具精神意味、生氣勃勃的論辯終於在清華大學爆發。不過，這
是一場關於正確解釋中國文化史，而非關於發言人自己的價值的論辯。清華大學的
許章潤教授就此作了激情澎湃的長篇發言。他說，人類的基本情境當然是一樣的，
因此也就無需多談不同的中國價值，中國必須開始他所說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價
值的「復興運動」。當他說完後，大群的聽眾大聲地鼓掌。在每一次討論中，我講
述「中國人權」報導的中國對於人權的侵犯的事例，我要如此公開擁護自由主義價
值的聽眾給予評論。 但是沒人承認知道這些具體的案例。我私下會見的中國學者和
新聞記者說這是完全可能的，他們說即便是消息相對靈通的學者，對於在西方公開
的這類侵權事件亦且不知。雖然法律規定刑事審判應當公開，但此規定常常被忽視
不理。儘管如此，存在於對於自由主義價值的學術熱情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尖銳衝突
，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即便教授和學生們不知道我所提及的政治逮捕和壓迫的
具體案件，他們也想必知道這是經常發生的（當我說及他們必定想念不再出現在教
室的同事時，一位同學回答說，大家時不時地突然作長途旅行）。那麼，為什麼那
些如此公開地批評政府、擁護自由民主之士並不畏懼受到懲罰？巍醪麼恕跚對於中?■鈧照□呦蛘□返姆較穎□蚨合洩胤ㄖ蔚牡卸願拍鈧□淶穆郾縝〉逼涫保□踔潦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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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們關於只要他們僅僅是在學術環境中說話，他們就是安全的那份自信，怕
是有誤。傑出的美國研究中國問題學者林佩瑞（Perry Link）最近寫到，政府故意
製造什麼將會受到懲罰的不確定性，將其作為一項威懾政策。在我的全部訪問中，
對於這一不確定性我也有強烈的感覺。一位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曾給我一份我
在訪問中國期間可能要見的中國學者、律師和記者的名單，建議我首先只給其中的
一位打電話，請其幫助安排與其他人見面。他和他的妻子慷慨大度地花費時間與熱
情，安排我與他們見面，否則可能就見不到的。雖然他和他的朋友均非政治活動家
，但其中的一些人確乎要求和不要洩露有人給我的那份名單（有一些名字並不在謾?□系畝源吮硎境躍□□褂幸恍┐雜諉□植輝諉□□媳硎臼□□□Ｎ摶桑□□咼竊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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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在一次與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治平、傑出的政治學家秦暉、《讀書》雜誌
編輯汪暉的交談中，我被告知，將中國知識份子分化的關鍵問題是究竟經濟改革─
─從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轉型為充份自由的市場──應當如同俄國一般進行迅速的
「休克療法」，還是漸進的，以便保護那些會被突然的經濟體制的自由化所傷害的
人。 在政治改革的速度問題上，知識份子之間似乎也存在著分化，在我的聽眾中，
許多熱情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派人士似乎接受一定階段的政治控制──特別是對於
有組織的公眾抗議和獨立的政治活動的控制──對於保障他們的長遠目標來說是必
需的這一觀點。一些人說，不用多久就可實現這些目標，雖然他們並不省踔清場蹩?掛桓齦□□裰韉鬧貧仍躚刨拍艿□扎□
    應當記住的重要一點是，中國的大學教授和知識份子幾乎都很年輕。現在理當
是高級學者的那一代人，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毀了。年輕的教授們痛感失去了導師，
同時他們又覺得自己還有時間等待他們的社會進行變革。不過，他們或許錯了，時
間不一定站在他們這一邊。在午餐時，我問一群學生，多少人是黨員並籌弧踉己的?□紊■模喝□鋈慫凳牽□□諶鞝順楉□Ｎ椅仕□牽□□嵌雜謐約赫庖淮■斕既艘壞
└竦萌□Γ□芄□漲依忠庵罩苟雜諶巳□那址□漲依饜蟹ㄖ問欠癖□行判摹Ｋ□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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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  2003年2月□  ( □第1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