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司法精神病學及其政治濫用（節選） 羅賓·蒙羅 引 論 在1970和1980年代，有關蘇聯當局將很多異議人士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報導在西 方引起極大的關注。隨著證據和證人越多和越來越可信，蘇聯將政治犯監於精神病 院的做法很快成為其繼政治冤獄和不許猶太人出國定居的三大違犯人權的作為。在 1983年1月，西方精神病專業團體和國際人權組織長時間的抗議活動迫使蘇聯精神病 學家和神經病學家學會退出世界精神學會(免蘇方被驅逐出本會）。直到1989年,隨 著西方精神病考察團被允許直接進入蘇聯的各類精神病院，訪問被指稱患有精神病 的政治犯之後,它才重新加入。 至今為止，中國的法律精神病學幾乎沒有引起其他人的關注。曾經有詳細的關於 中國一般精神病和心理健康系統的研究報告，然而卻很少觸及法律方面的問題。尤 其，很少有報告指出蘇聯式的做法可能在中國也存在。因此大家認為中國當局雖然 在其它人權問題上記錄很差，至少還沒有利用精神病學為政治服務。本文對這種假 設進行挑戰並予以糾正。 從1990年代初期以來，來自中國的零零碎碎的報告表明有異議人士被警察進行精 神病鑒定，然後被強迫送到特殊的精神病院。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王萬星，此人 是一個中年工人，曾在1970年代中期因為支持當時被官方批判的鄧小平的政策而第 一次被捕。毛死後王得到部分平反，他在1980年代重新成為政治活躍人士，在北京 的1989民運時與學生領袖們相熟。1992年6月，他在天安門廣場展開一幅呼籲人權和 民主的旗幟，隨即被逮捕，被送到京郊的一所刑事精神病院，警事精神病醫生判斷 他為「偏執性精神病」，他因此在那裡被關到1999年初。同年11月，在他宣佈要舉 行外國記者招待會講述他的經歷後，再次被捕，被送到同一個精神病院。 近來還有一個例子是薛繼峰，他是民間的勞工權利活動家，於1999年12月在河南 省省會鄭州被捕，罪名是企圖與其它勞工活動家和獨立貿易工會人員召開會議。而 後他被強行關進新鄉市精神病醫院，一直到2000年12月。 據說薛被強行服藥，與精 神病人同關一室，那些人夜裡不讓他睡覺，白天則騷擾他。這已是他第二次因為「 非法」勞工活動而關在精神病院裡。第一次是在1998年11月，據說有當地黨政官員 通過假冒商業基金籌集手段騙取數千居民的存款。他試圖對他們提法律訴訟。那一 次，二千多人在鄭州舉行公開示威要求歸還他們的存款並釋放薛。 1999年7月，中國政府發動了聲勢浩大和持久的鎮壓法輪功的運動，因為數月前 這一「新式傳統」的宗派 ── neotraditional sectarian ──組織在中南海外舉 行大規模的和平示威。之後兩年多以來，很多報導說法輪功的練功者被警察當局強 行送進精神病院。海外法輪功支持組織已收集了超過300個有名有姓的人受到如此待 遇的詳細情況，而估計總數可能高得多。迄今，報導說有三名法輪功練習者已經死 於被精神病院的關押和虐待。 如此令人不安的事例告訴我們應該對以前關於法律精神病學在中國的作用和目的 的認識進行重新審核。所有國家都有理由把犯罪的精神病人(特別是進行殺人，放火 和強姦罪行那些患者)關在戒備森嚴的精神病院內。在中國也一樣，據官方說全國有 大約一千萬精神病患者，其中百分之十到二十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但是，根 據大家認同的國際法律和醫學道德標準，和平的宗教性或政治性的異見分子絕對不 屬於這一類人。 我對中國1950年代至今正式出版的法律──精神病學專業文獻的研究，對照越來 越多涉及上述情況的獨立案例，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當局其實長期以來濫用 精神病學為政治鎮壓服務。一方面這與前蘇聯的主要做法相似，另一方面無論範圍 或程度上都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應該強調本文所描述的中國精神病專業作為整體 在濫用法律──精神病學上與當局共謀的程度現在還不明瞭。這些濫用行徑主要屬 於那些從事專業司法精神病處置工作的人，這是一個窄小而秘密的領域，多數普通 的中國精神病學家可能對此並不清楚。 本文的目的是重新建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司法精神病學的政治濫用的歷史──其 前例和影響，總的性質和範圍──並評價其對今天中國精神病學界帶來的問題的程 度。全文包括如下主題和部分。首先是綜述中國司法精神病學的起源和1949年以來 各主要歷史時期的發展。側重於受蘇聯影響重大的1950年代；為政治而服務的精神 病學達到荒謬頂峰的文革時期(1966-1976)；鄧小平改革時期司法精神病學似乎回到 文革前狀態的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似乎為政治服務的的精神病學有可觀的減 少，卻在後來又捲土重來，尤其在對待部分被拘留的法輪功人員的做法上。 其二是討論監督中國司法精神病學實施的司法系統：刑事和民事法內容，心理健 康評價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立法情況，以精神錯亂為由確定人犯「不負法律責任」 (或只負部分責任)的刑法標準，什麼樣的罪犯屬於該系統的條文範圍，以及後者有 多大權利得到法律保護。還有一個要討論的問題是在中國定義十分鬆散的名詞：「 社會危害性」。這是研究強迫性精神病管制的一個關鍵法律名稱。根據國際慣例， 「危害」的標準只適用於這樣的情況，即精神病人對己或對人構成直接的身體上的 威脅，而在中國，它適用於政府認為對「社會秩序」構成政治威脅的那些人，比如 異議人士。 其三是對來自中國的專業司法醫學文獻的一項調查，包括很多引用的段落來說明 在將有些異議活動人士同時進行刑事和醫學懲罰上司法精神病學家和安全部門長期 的緊密合作。這裡的著重點是官方的統計數據表明在全國司法精神病鑒定過的所有 案子中，相當高的一個比例部分是當局自己所稱為的 「政治性案件」； 以及在這 些案子中常用的各種診斷理論和觀點。還要討論的是容易成為這些被警察診斷的各 類主要對像：政治異議人士(所謂「政治瘋子」)、官方腐敗的揭露者、固執的上訪 者以及各種不尋常的宗教組織的成員。 另有更加詳細的案例來作補充說明。這些案例既說明什麼樣的人處境最危險，有 可能因為他們和平的觀點和活動被指為刑事性精神錯亂，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評價那 些被當局指為精神紊亂的人是否真有其病。應該注意到一個相關的問題，這些人中 的多數是先因為刑事(國際法律標準並不認為這些活動是犯罪)指控而被捕，而後才 被進行司法精神病評價的。如果他們 的確有心理障礙，他們不應屬於精神病刑事司 法範圍，而應得到一般的心理健康部門的治療。 此文還包括介紹中國的幾乎不為人所知的為刑事精神病人設置的特殊關押所。雖 然從至少1960年代以來中國就有幾個這樣的地方，1987年中國政府第一次決定為「 危險的精神病罪犯」建立全國範圍的高度安全的設施。這和蘇聯內務部管理的「特 殊精神病院」對等，統一被叫做「安康」醫院，由公安部和省公安廳直接領導與管 理。 經由國家司法精神病醫生檢查的政治異議人士及類似性質的人往往被當作所有 精神病作案者當中最「嚴重和危險」的來處理，因此成為強迫入院的主要候選人。 迄今為止，全國有二十所安康醫院已經在運作。因為可能是中國廣泛的勞改體制的 最後的被外界所探討和瞭解的領域，也可能是其最黑暗的一個角落，這些高度秘密 的醫院有必要被更多的人知道。 新時代的政治精神病學 80年代中，中國領導人意識到自文革後因為政府對政治的低調處理而在平民百 姓中引起「意識形態真空」現象，特此在全國發動開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運 動。其目的在於和中國已經比較發達的「物質文明」(國家基本建設和經濟)相抗衡 。 由於中文的「精神文明」和「精神病學」的語義學根源是一樣的，結果這項新 運動對精神衛生工作領域造成重大影響。 1986年10月，衛生部、民政部和公安部在上海召開了全國第二屆精神衛生工作 會議。這是近30年來這方面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主要議題是近年來中國心理疾病 患者比例的迅速增長：自1970年代以來，比例由千分之七增長到千分之十點五四(目 前據說超過千分之十三)。暴力犯罪迅速增長，而中國嚴重缺乏心理健康設施被認為 是一個重要原因。 1987年4月，這三個部門提出了一系列有關這些問題的建議。根據後來的政策文 件《衛生部、民政部、公安部關於加強精神衛生工作的意見》，「尤為突出的是各 地公安機關急需收治觸犯法律肇禍的精神病人開設的精神病管治院……由於對精神 病人缺乏管理，致使一部分病人流散社會，不斷肇禍，造成的危害相當嚴重。」這 些部門的主要政策建議有三層：第一、加快制定一部全國性的精神衛生法的進程； 第二、進一步發展司法精神病學鑒定工作；第三、在全國範圍建立由公安部門主持 的關押和治療有嚴重精神病的犯罪者的中心。 不久後，正式決定將此類中心一律命名為「安康」醫院。在中國多年來已經有 一些精神病犯罪者的關押機構存在，為人所知的在北京、上海、天津、大連和吉林 等地。然而1987年4月會議後，在全國各地建立此類機構的步伐神速。次年5月，一 共有16所安康中心建成並投入使用。 1992年，此類機構的總數達到20，另外還有一些正在建設中。它們分佈在天津 、北京、上海、瀋陽、大連、唐山、武漢、西安、蘇州、成都、杭州、合肥、福州 、寧波、金華和紹興，以及黑龍江省、吉林省、寧夏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這四個 省具體哪個城市不詳)。根據一本醫學教科書，大型安康中心可容納大約1000個病人 ；而天津的那所據說可容納兩倍。根據另一官方資料，精神病犯罪者在安康系統所 待的時間平均為五年半，有些長達20年。政府的計劃是在中國每一個人口達到一百 萬的城市都建立一個安康中心。 上海模式 1987年後建立的新安康系統均以上海市精神病管治醫院(於1985年5月建立)為模 式。1986年4月，上海市政府在全國率先就「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強行入院頒發了 一套詳細的規章。這些規章迄今仍然是全國最具體的一個版本，說明精神病犯罪者 進入安康醫院的關鍵步驟：首先對被拘留者進行司法精神病學鑒定，一旦認為此人 不應負法律責任，公安部門有權下令將其強行入院；大部分案子裡,法院不參與此過 程。不久後，全國其它城市和省政府，包括天津和廣東，都頒發了類似的規章。 可以說安康系統的多數病人確實是精神有問題的人，他們當中有些人犯過謀殺 ，強姦，縱火等罪行。然而，那些描述安康系統的作用和目的的官方文件表示某些 和平的政治犯們也被當作最「危險」和「具政治威脅」的精神病犯罪者們，因此可 以在這樣的地方被關上很長時間。有關什麼樣的精神病犯罪者得以強迫入院的具體 標準可以在中國一些公開發行的資料中找到。這些標準可能會因資料而異，但最完 整的可見於1990年出版的官方的警察工作大全《中國公安百科全書》。此書解釋有 三種人需要被警察作強制性精神病監護： 「一是流浪街頭、抓吃抓喝、赤身露體、蓬頭垢面、影響社會觀瞻的『花瘋子 』；二是呼喊反動口號，書寫反動標語、反動信件，向群眾發表反政府演說，評論 國內外大事的『政治瘋子』；三是打人、罵人、追逐婦女、老人、兒童，砸毀公私 財物，殺人，放火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武瘋子』。」 大全並列出了如何處理以上三種人的具體舉措。 「公安機關主要是管理、治療病情嚴重、對社會治安危害較大的五種精神病人 ： 持刀行兇、傷害人命、自殺、放火等嚴重擾亂社會治安，有一定後果的； 擾亂黨政機關工作秩序和企業生產秩序、科研教學秩序並造成危害的； 經常到繁華地區、公共場所，赤身露體，有傷風化的； 呼喊反動口號，張貼、散發反動標語、傳單，造成不良政治影響的； 外地流入的精神病人，妨礙社會治安秩序的。 「對這五種精神病人，由公安機關收容治療」。 最後，該政策大全寫道： 「 特別是重大節日和有外賓參觀訪問時期，要加強 對精神病人的收容管理。」 本文所關注的是被列為安康中心關押和處置對象的這幾 類重要人員：第一，「政治瘋子」，即那些「很危險的」持不同政見的人，包括「 評論國內外大事的政治瘋子」；第二，那些被指控為「干擾黨和政府機關正常工作 」的人，往往包括那些被警察稱為「 訴訟狂」的堅持不懈的上訪者。 另一類被送到安康中心的是那些在監獄裡得了「拘禁性精神病」的人。據官方 的統計資料,這類精神病在中國近年間迅速增長。官方資料也指出,此類病人當中, 不少是那些被判死刑等待執行的人；如果死期將至的壓力和焦慮使他們得精神病， 他們被認為「沒有能力接受懲罰」而被送到安康中心進行治療直到他們恢復理智可 以被處死為止。此外，不少進行絕食的被押者也會被認為是此類精神病的一種，因 此也被送到安康接受強制性精神病治療。 絕大多數國家需要有專為精神病罪犯而設的機構以防備他們威脅公眾。 然而， 至少在現代社會，沒有幾個國家會把《中國公安百科全書》等文件所描寫的那些政 治和上訪「瘋子」列為法律強制的精神治療對象。前蘇聯是典型的這樣的國家，中 國現在採取的步驟與其極其相似，近年來建立的安康系統的所作所為非常類似蘇聯 內務部操縱的「特殊精神病院」，其主要作用之一是濫用醫學的名義關押成百上千 的和平的蘇聯異議人士。 使用懲罰性的治療 由於此類機構的高度秘密性，我們對於裡面關押和治療的條件所知甚少。然而 ，上海精神病院轉型為安康中心前夕的第一手資料表示病人們普遍懼怕監護人員。 這些人員經常對他們施加各種刑罰的威脅。這份材料是一名曾在1987初被關押在上 海市精神病管治院的女政治犯寫的，裡面還詳細記載了其它幾名當時被關的「政治 瘋子」的情況，現摘錄如下： 「監獄和該醫院唯一不同的是二者的懲罰方法不同，監獄使用的刑具是手銬， 醫院使用的是醫療器具…… 「在醫院中病人如不聽話，醫生就給他增加藥物，除了吃飯只想睡覺，時常抽 筋。這裡並非是民間醫院，三、五個月就可以出去了。這裡關了四、五年還是短的 。況且每天還要做七小時的工。吃藥多的人，口水都控制不住往外流，經常眼睛向 上翻起，不能翻下來。走路很慢也常摔跤。 「如果哪個人要受懲罰，就把她的床抬到食堂兼車間的地方，用帶子穿過鐵床 架子的洞，把她的四肢綁在床上。這樣護士可以從早到晚監視她。每天做工的時候 ，睡覺的房間是鎖起來的。有時會同時懲罰兩個人，白天大家在做工，看著她們手 腳綁在床上，大家默默無語，低頭幹活，晚上回到睡房，看著床被抬走，留下的空 位置，手裡都捏一把冷汗，不知何時就輪到自己。你可能因為托探望的人帶信被醫 生發現而受罰。也可能是因為你與醫護人員的走狗爭了兩句而受罰。當要懲罰人的 時候，睡房外面(食堂)的警報就響起，立刻會有好幾個警察一起來，把你綁在床上 。 「再一種就是打針。一種是肌肉注射，一種是靜脈注射，後者要比前者痛苦得 多。我看見有的病人靜脈注射後，舌頭會變硬變大，以致於嘴裡放不下、她們把舌 頭伸到外面。打過幾天針，臉上的肌肉都僵硬了、雙眼定樣樣的。有如蠟塑的面具 ，脖子也轉不了，需要時，只能慢慢地轉過身來。 「還有一種是電針。病人稱之為電螞蟻，是用電控制的針灸。有三重電流，電 流越高越痛苦，痛苦的程度還取決於使用的穴位…… 在民間醫院，當對病人實行電 休克時，都是禁止讓其它病人看到的，而在這裡，醫療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醫生 維持其控制的刑法。當他們要懲罰一個人時，他們就叫全體病人站在他的床邊，病 人痛苦地抽搐、慘叫：『我下次再也不了，我再也不敢了，饒了我吧……』結束時 ，護士對全體病人訓話，誰下次違犯紀律就和他一樣。大家低頭不語，因懼怕臉色 蒼白。」 全文的手稿於1995年在一些人權組織中傳播，然而作者的名字與身份因為個人 安全原因目前不能洩漏。根據這份材料，她所在的病房有20個婦女，其中3個是政治 異議人士。而且，「在這裡，殺人犯之間可以自由的交談，而政治犯是不允許的。 殺人犯隨時監視我們，把我們的一舉一動報告醫生。」根據該材料，三個女異議人 士之一被收容的理由是：「她曾到街上演講反對物價高漲。她說，由於物價促漲， 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政治腐敗，當官的通過官倒發了大財，這在毛澤東時代都是沒 有的。」 最近得到證實的一樁有關政治異議人士被關進上海安康醫院的例子是李達(音譯 )，一位曾在1989年5月參與民運活動的上海市一家電器廠的年輕工人。於1998年7月 被捕之前，他先後三次站在上海第一百貨商店門外發佈傳單呼籲平反1989年6月4日 被政府鎮壓的死難者，呼籲進一步開放中國政治民主，呼籲紀念台灣國慶日的權利 。次年2月李的情況在美國之音被簡單報導，根據是他從上海安康醫院偷送出來的一 封信。從此他杳無音訊。 以「淨化」為名的暴虐 另一事例牽涉到北京安康醫院的一樁死亡案件，說明至少到1993年工作人員對 病人的暴行還是經常發生的。那年的3月，作為北京爭取2000年奧運會的一部分，國 際奧委會的一個代表團到北京視察體育和其它設施。在他們到達前的幾周中，為了 增加北京取勝的機會，北京當局作了一系列準備，其中包括從街頭清除無家可歸的 人、窮人和精神病人，把他們送回原籍或臨時收容所。北京安康中心據說是這次「 淨化」工程中精神病人的去處。有一個弱智病人叫王朝儒(音譯)，41歲，與父母住 在城南。根據當時《紐約時報》駐京記者紀思道和吳雪麗在他們1994年《中國醒了 ：奪取新興強國的靈魂》一書中對此事的詳細陳述，國際奧委會抵達北京的兩天前 ，一名警察在一位張姓街道居委會成員陪同下來到王家： 警察要把王帶走，但這位弱智者大喊大叫表示抗議。警察和張走了。次日早晨 ，張回來了，這次有兩個警察……。他們沒有逮捕令或拘留令，他們也沒說王犯了 法或傷害了他人。他們沒有說任何要帶他走的理由 ，他們只說他必須跟他們走。「 我不去！」王驚恐地喊。「媽！爸！」他向大床的一角奔去，雙臂護著頭。他父母 知道這樣反抗是無濟於事的，所以只有眼睜睜地看著兩位警察把他們驚恐的兒子抓 走。王的驚恐是有原因的。一年前，作為美化北京迎接全國人大召開的準備工作的 一部分，警察把他帶到京郊的一所精神病院，打得他血肉模糊。幾天後，他們開車 把他送到天壇，把他扔在前門的樹叢裡。王走了兩個小時才找回家。 三月七日當奧委會代表團參觀北京的體育設施時，王的父母焦慮地等待他們兒 子的消息。兩天後，天剛亮不久，一輛警車來接他們，但警察說他們只能去一個人 。極度焦慮的父母想像他們的兒子被打得遍體鱗傷，甚至可能昏迷不醒，就堅持兩 人都去。警察最後妥協，把他們送到房山一家與公安局有密切關係的醫院…… 。他 們到了後，警察把他們帶到一間辦公室。「人已經死了，」一個官員通知他們，「 我們已經驗過屍了。」 後來，夫妻兩人向外國記者描述他們在醫院停屍房看到的情形： 「我們兒子的臉上全是血，」父親緩慢而遲疑地回憶著，像是和自己在打架， 希望告訴世界真相但又怕承受回憶的痛苦。「他的頭髮都被血染紅了。他的嘴唇被 割破，他的眼睛被刺穿了，好像爆裂了，後來又腫得合上了。」「在他背上，有一 個很大的洞。有人肯定把警棍戳進他的背部。他的臀部全是青一塊紫一塊的……」 「我兒子的小腿肚子──」他一邊說，一邊摸著小腿──「有這麼大的腫塊。我跟 他們說我要去告，你知道他們怎麼說？『你告不贏的。』我們把他火化的那天，他 們給了我一個包，裡面有5千元錢。他們沒說這錢是幹什麼的。」 北京公安局和位於首都的兩家醫院有密切的組織關係：一家是濱河刑事醫院， 位於北京第一監獄(在五年前拆遷)的地域內；另一家是北京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管 治院，位於城西南郊區的房山縣。即使今天，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恐怕沒有幾個聽 說過「安康」這個詞，所以並不奇怪上述案例的作者沒有明確指出王朝儒死的地方 就是北京安康醫院。然而毫無疑問那是他死的地方。 如此非人地使用安康機構，以及將政治犯作為精神病人進行關押，迫切需要國 際社會的關注。在蘇聯的例子上，國際精神病學團體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現在擺在國際社團面前的挑戰是找到其發揮影響的途徑，以保證中國的秘密安 康系統和其它精神病院不再被安全部門當作長期的棄置政治或宗教異議人士(當他們 找不到適當的理由將這些人定罪時)的地方。實現此目標的第一步是世界精神病學協 會和其成員國的學術團體們應當尋求直接進入中國的安康網絡和其它精神病監護所 ，獨立地監督裡面的條件和實踐。各國和國際精神病學團體的這類努力也將在很大 程度上鼓勵西方政府和歐洲聯合體重視這一問題，將中國的濫用政治精神病學的這 一情況放到近年來已成為中西方關係的中心議題的雙邊人權對話的正式日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