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對中國的真知灼見 ──獄中讀《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北京) 劉曉波 中國現代化的黑色幽默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受盡了外辱，一個個靠船堅炮利 強加於清廷的不平等條約，讓昔日的萬邦來朝的天下大國威嚴掃地，國人保持了幾 千年的君臨天下的狂妄心態被徹底顛覆，不得不放下天下第一的身段與來自蠻夷的 洋人打交道。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國人開始轉變了對洋人的偏見和蔑視，不僅在 技術層面上開始向西方學習，而且對洋人委以重任，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同治年間擔 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了。 讀袁偉時所著的《思潮與人物》，這本書中令我震驚的，不是力主改革的康有 為、梁啟超等中國知識分子，也不是清廷中具有改革取向的大臣們，因為這些人物 的史跡我大都熟悉，而是一些當時在華並服務於中國的洋人，他們的歷史蹤跡對於 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是陌生的。這些洋人對中國的現代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要通過影響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來推動現代化。由於這些洋人與中國精英相比 ，具有兩方面的優勢──來自現代化發源地的西方和清廷若不起的列強身份──所 以，他們對中國的針砭和建議更大膽更直率也更為切中要害。更可貴的是，他們對 中國的關注是真誠的，他們向清廷提出的改革建議，在理論高度上和政策實施上都 遠遠超過當時中國本土的先知先覺者，即便放在再次改革開放了二十年的今日中國 ，也沒有時過境遷的陳舊感，反而覺得既尊重國情又切中時弊。 看這些西洋人縱論中國改革的言論，體驗他們對中國的腐敗之痛切，對改革的 遲滯之焦灼，比之於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本人有限的閱讀而言，他們提出的政 治、經濟、外交、軍事、教育、思維方式等諸多方面的改革主張，實為近代中國之 最系統最清晰最明智且符合國情可操作的改革綱領，而且比之國人的改革建言尤深 一層。更可貴的是，這些西洋人維護中國利益的立場與他們的力主改革立場同樣鮮 明。而凡是比較順利地實現了現代化的東方國家，不僅大都有一個西化的過程，而 且最初的改革無不借重於西洋人的建言，俄國彼得大帝時期的全盤西化，英國對印 度的殖民統治，日本明治維新的西化和二戰後美國化，台灣、香港、南韓也莫不如 此。誰信任這些友善的老外，大膽用其知識、智慧和經驗，誰就會獲得豐厚的回報 。蔣介石在抗戰以及內戰期間對美國的不信任，起碼是他敗於中共的原因之一。這 些心地純正的建言之於獄中的我，除了深受感動之外，反而有種苦澀，甚至就是 " 黑色幽默」式的反諷：百年又一個輪迴，中國今天的現代化，在時間上退回到19世 紀晚期，儘管在經濟增長的數量上遠遠超過清末中國，但在社會整體品質的提升上 甚至不如百年之前。當時的「太學生請願」的戊戌變法被慈禧鎮壓，百年後的「太 學生請願」的八九運動被鄧小平鎮壓，但是二者所造成的生命屠戮卻不可同日而語 。這，讓我想起毛澤東的「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整人哲學。作為中國歷史上的 又一代獨裁者，毛澤東在無法無天的暴虐程度上，確實有理由鄙視唐宗宋祖和一代 天驕成吉思汗，甚至有理由嘲笑秦始皇活埋的書生太少，因為在毛的統治下，國人 付出的人權代價、生命代價、文化代價以及對知識份子的瘋狂整肅，實在是「前無 古人」。 兩位西洋官員的改革建言 稍微回顧一下中共執政的歷史，再看當時的洋人對中國改革的建議，也許會更 有觸動。任職於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不僅為官兢兢業業，為清廷貢獻了大量 關稅，化解了朝廷財政匱乏的燃眉之急，代表清廷與英國政府談判，其立場完全以 維護中國利益為準；而且他寫出了《局外旁觀論》的改革建言，為清廷怎樣擺脫內 憂外患的困境、為中國的富強而出謀劃策。當時，赫德的建言和署理英國駐華公便 威妥瑪所作的《新議論略》，一起作為兩個建議性的文件於1866年（同治5年）二月 遞交清政府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二人首先指出了虛飾傳統和當下腐敗，官場、軍隊和教育諸方面的嚴重腐敗， 已經使中國陷於岌岌可危的地步：「種種非是，以至萬國之內，最馴順之百姓，竟 致處處不服變亂。」而這種由普遍腐敗所導致的內亂，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改變，其 結果要麼亡國要麼被列強瓜分：「蓋中華果致終衰亡時，……一國干預，諸國從之 ，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P144 ）當時的中國還未陷於八國聯軍的蹂躪之下，二位西洋人的警告可謂獨具慧眼的預 見。不幸的是，清廷的保守歂頊，縱容腐敗和暴民，導致了後來的義和團之亂和八 國聯軍對北京的燒殺搶掠。 二人還特別提出中國應如何處理與外國的關係，因為處理不好與列強的關係， 中國的一切改革便無從談起。他們說：「居官者初視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 各情，皆由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P144）在此基礎上，他們勸戒清政 府放棄天下之主的虛榮，以平等理智的態度處理國際關係（如果乾隆年間的清廷在 最初與西洋人接觸時，放下天朝大國只接受萬邦來朝進貢的架子，而以平等之態度 開展互利互惠的貿易和交往，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決不會那麼血腥）。他們 提出的改革建議是：首先是觀念之變革，跳出一治一亂一分一合的循環論，而取西 方的進化論。其次是學習西方，借西法以自強，只有如此才能保住主權和強國富民 。而且他們還引證站在巨人肩上的西諺來說服國人：「矮人之於長人肩上所見，比 遠於長人。」（P149）其良苦用心，於此可見一斑。他們的誠實在於，並不諱言這 些建議也有利於西方諸國：「一則中取前項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則內地從 此容易治平，外國民人來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國亦無可慮；其最為欣 悅者在此。」然而，正如二人總括改革的受益者時所言： 「外國雖受其益，中國受 益尤多。」（P147）這不能不說是實事求是之言。 雖然二人的建議未被朝廷重視，卻由此在中國精英階層掀起一場大論辯，許多 人認為這些建議包藏禍心，另一些人覺得切中時弊。無論肯定還是否定，這場辯論 對於當時中國的高層政壇來說，無疑是一場觀念地震，其思想啟蒙的作用直接影響 到手握重權者的決策和一批有識之士，為中國的最初現代化提供了思想資源。如李 鴻章在辦洋務、處理國際關係上頗得西洋人之文明的教益。他概括洋務運動的八個 字，可以說是道出了西洋人建議的精髓：「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用今天時髦的 話說就是「改革開放」。再如戊戌維新四君子之一的梁啟超所言：改革是大勢所迫 ，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何不主動改革，將變革之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達到保 國保種保教的目的。而被動改革，就等於把變革之權交於他人之手，其後果難以想 象（大意如此）。清末變革的最終失敗，就在於清廷拒絕順應歷史潮流的主動改革 ，拒絕將主動權操在自己手中，而是在被逼無奈之際才進行勉強的應付性改變。 再如嚴復後來回憶在19世紀八十年代「與總稅務司赫德談言」，赫德指出中國 之強盛決不能只求船堅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予建立強大的海軍之上，沒有社會 的整體改革，再強大的海軍也無濟於事：「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於海軍，未見 其益也。」這樣明智的建言出現在19世紀，不僅是針對當時的滿清獨裁所發，對20 世紀的共產極權的現代化道路亦是對症下藥。前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追求的 現代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重蹈覆轍，把現代化建立在船堅炮利之上，為此不惜掏 空國庫，不惜讓人民忍饑挨餓，最後弄得資不抵債，幾近全面破產。現在的北朝鮮 、伊拉克等獨裁國家，仍然不顧人民死活和人類正義，幾乎就是傾舉國之力提升船 堅炮利，可以預見的崩潰不會太遠。江澤民時代的中國，為了威懾台灣和抗衡美國 的大國外交，似乎正在放棄鄧小平的裁軍方針和韜光養晦，重新走上高速提升軍力 的老路。中國的民族主義狂熱也為此種尚武戰略提供了民意支持，所謂「弱國無外 交」的老調再次成為主流聲音。這，肯定不是中國現代化之福，如果一意孤行，必 將使中國再次遭受災難。 傳教士的思想啟蒙 除了這少數身居官位的西洋人的建言之外，當時對中國的民智啟蒙之貢獻最顯 著的西洋人，非那些在中國創辦的西式學校和報刊的西洋傳教士莫屬。他們創建的 教會學校是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他們創辦的報刊為中國近代新聞出版業奠定了基 礎。到1899年，這類學校已經增至2000所，學生4萬人；由嘉慶二十年中國第一份報 紙誕生到咸豐十一年的46年間，全國的八處報館皆為教會所辦；他們翻譯的介紹西 方知識的書籍占當時此類書刊81％。當時影響最大的兩家報紙《萬國公報》和《申 報》，一為美國人所辦，一為英國人所辦。傳教士們的這種篳路藍縷的事業，對中 國的現代化來說，實在是功莫大鄢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中國幾十年，辦學辦報，其 宗旨不僅在於傳播上帝福音，更在於開啟愚昧的民智，以圖通過現代化而走向富強 。他主辦的《萬國公報》，從1868年創始到1907年停刊，歷時四十年，曾經是中國 影響最大的報紙。在1881年年初，一連幾期徵文，五個題目中的首題為：一、如何 能富；二、如何能強；三、如何能智；四、如何能善……另四個題目也皆與中國的 改革有關。可見其用心良苦。還有李提摩太提出向中國官紳們灌輸76條，其中除6條 是宗教宣傳外，其它的均為中國現代化和走向富強所必須，涉及範圍極其廣泛，幾 乎囊括了現代化的主要知識領域：政治、法律、經濟、工業、交通、社會管理、鐵 路、電信、輪船、礦山、醫學、電學、化學、報館、圖書館、商業股份、銀行、會 計以及世界歷史知識等。他們還規劃了觀念啟蒙的先後秩序：「首教官員，次教富 紳，三教儒士，四教平民。」更深入的是，由於這輩西洋人既有本土文化的根基又 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西文化之差異以及各自的利弊體驗頗深，通過融入了切身體 驗的比較研究，他們對中西文化之差異的洞見，遠比中國本土之先覺者更清晰更深 刻，且能用熟練的中文表達其建議。如：虛妄與真實為中西治學之主要差別，「中 之格致雖亦察物，而大抵格之於書。西之格致雖亦讀書，而大抵格之於物。中虛而 西實，中無憑而西有據。」（P156）其二，中國之思維，記憶有餘而開智不足。其 三，重古而薄今。同時，他們的誠懇還表現為承認西方人在百年以前也像現在的中 國人一樣，迷信古人和盲目排外。他們在力勸中國人借鑒西方資源的同時，也警告 國人這種借鑒必須在權衡了利弊之後做出，萬不可像日本人那樣一味盲目模仿西方 ，而應採取靈活通變之態度：「效西法，善於變通者，亦豈事事盡效夫西人，如日 本人之冠西服，衣西衣，竟驅中國而西之乎。」並指出：「今中國欲辦一切弊。有 利，則當仿而興之，有弊，則當捨而不學。查東方有日本國，事事摹仿泰西，其一 切弊竇，亦有與泰西相若者，中國當留意謹防焉。」（159）特別是他們勸說中國人 再不能盲目排外，其用詞其語氣，可謂苦口婆心，比之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現 在，這樣的洋人已再難找矣。我也認識一些「老外」，真正瞭解中國且為中國著想 者恐怕很少。世界現代化也是價值觀的世俗化，理想主義的道義優先日益沒落，而 實用主義的利益優先日佔上風，甚至一切皆以利益計算為準。此種世俗化既是善待 人性，也是現代化的弊端之一，非但正在現代化的華夏之哀，亦是整個世界之悲。 加之中國一向就有實用主義的傳統，世俗化對當代中國而言，被迫的苦行僧突然變 成金錢的暴發戶，其心態之畸形必然在道德上為利益至上的拜物教敞開大門。想做 世紀末的理想主義者和堅守道義優先，臨專制之威而不屈，處金錢之惑而不動，難 極矣！當年的傳教士與今天的商人政客相比，二者的重要區別之一，實乃道義優先 的理想主義與利益優先的實用主義之別。 西洋人提出的改革綱領 19世紀末在中國的西洋人，在指出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種弊端後，又提出了建設 性的改革方案。他們認為，中國的富強之策大致分為三個方面：1、對外關係；2、 經濟發展； 3、政體改革，這三大問題都是以對傳統的放棄或創造性轉化為前提的 。在對外關係上：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放棄天下第一的虛榮，踏實地謙虛地研究 世界並向強大的西方學習，而且這種瞭解和學習應該是平等的而非傲慢的、全面的 而非片面的，超越狹隘的暫時的功利的而非急功近利的。林樂知、狄考文等都認為 ，學習西方應該是全面的，不能僅止於器用的層面，更應涉及傳統的政治制度與經 濟方式的改革。嚴復曾回憶在80年代與總稅務司赫德的談話，赫德明確指出只學器 用實為只看花而捨枝幹根須也，必須從根本上求之。這種整體的觀念顯然影響了嚴 復關於體用不二、器道為一的文化整體理論，從而使中國人的對外開放的觀念超越 了「中體西用」的層次。 在經濟上：這些西洋人把發展自由貿易、培育市場機制和限制政府經商，視為 中國進行經濟改革的關鍵。所謂富國之策首在通商，正如後來薛福成受到林樂知等 洋人的啟發，在1891年所言：「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換言之，國強的前提是富 民，富民的前提是商業的發展。其次，自由貿易有賴於健全市場的培育，健全市場 的培育必須以私營經濟為主，建立明晰的產權制度，支持和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 顯然，這些洋人已看到了中國之大商業的主要命脈盡握於官府，事事以官辦為主， 導致效率低下且腐敗叢生。西人恭維康明確指出：「至論民間開新之工……須察告 官長，准而後行，若私自為之，動加責罰，故百姓不敢自擅。夫如是抑民自主之意 ，即阻擋諸事之興，豈能富強哉。」（P614）西方傳教士沈毓桂亦說：「追求中國 製造各物亦既有年，而率無可以勝於西人之處，此其故何哉？蓋由官辦而非商辦故 也。」（P164）日本的富強所走的經濟發展之路，亦曾經歷了先官辦工商後改為民 辦的過程，把官辦或半官半民之經濟實體賣給民間，三稜等大公司就是那時發展起 來的。一個善待人民的政府，必須是不與民爭利且為民牟利提供製度保障的政府： 「即如造輪船，開鐵路，民力所能為者，聽其好自為之，朝廷不禁也。倘使民間資 本不敷，發國幣助之耳。」(P163）而那種「獨享其樂，獨專其利」的政府，乃「美 國家不為也。」這些關於官與民在經濟中的角色之分，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政府沒 有解決好的大問題，而且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能否再上台階的首要問題。再次，西人 比較系統地向中國人介紹了經濟方面的知識和理論。英國傳教士艾約瑟曾力薦亞當 ·斯密的自由經濟理論，並介紹了分工、資產、地租、利潤、利息、工價、經濟周 期特別是投資理論。他們特別關注投資效益。同時，他們認為，發展經濟以自力更 生為主，同時大量吸收和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他們認為能否有效地利用外資與 引進技術，是一個追求現代化的落後國家發展經濟的關鍵。可以說，這些經濟上的 建設性提案正中中國之弊端。而這些善良有益、可以挽救大清危機的建議卻被擱置 ，終大清國崩潰，亦未實施或歪曲地實施。以至於現在的中國仍然在做著一百多年 前就應該做的事，而且現在仍然是在歪曲地做，並沒有做好。政治體制的改革：這 也是西洋人關注的重要方面。他們認為，政治體制不變革，引進再多的器物亦無所 作為。因而，他們幾乎介紹了西方現代政治制度的所有方面，特別是現代政治制度 之主權在民、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價值觀。林樂知說：「按泰西各國所行諸大端中 ，最先緊要 不拔基者，其治國之權屬之於民，仍必出之於民，而究為民間設也 。推緣其故，緣均是人也……或為君或為臣，耳目手足無所加焉；降而至於小民， 耳目手足無所損焉。因恍然於治國之法，亦當出之於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 分眾民之權，匯而集之於一人以為一國之君，此即公舉國王之義所由起也，而輔佐 之官亦同此義矣。」（P172）「以民議政，無政不洽輿情；以國屬民，無民不心愛 國。」他們也介紹了西方的平等觀：「以公器付之公理，名曰民主，明其非一人之 私國，乃兆民之公國也。意謂均是人也，資稟雖有智愚賢否之不同，而降衷維皇， 履地載天，初無二致，爾我之別、畛域之分，鄉黨自我者為之，彼巷之主何嘗歧視 耶！」現代的權利觀念也是介紹的重點。他們在介紹了權利觀念的一般理論之後， 還特別指出了財產權 、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通信自由等權利在社會中的實施，以 及隱私權、人身權等等。他們大聲疾呼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權利，給予國民以平等對 待：「要其扼要以圖之處，不過曰：略釋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權而已。」甚至其呼 吁幾近於淒涼：「嗚呼！名之曰人，固皆有自主之理者也。今削其自主，使不能全 乎其為人，直較諸閹割人勢，而又過去。蓋閹人之苦，不過體相不具，華人之苦， 甚至心力不全也。心力不全，斷不能成一事，創一物，又何怪嘟羸孱弱，日漸不支 ，至於幾同絕望乎！」（P194-195）馬建忠於1877年首次介紹了「人人有自主之權 」，指出西方各國，人莫不有自主權，而中國則人毫無自主權。在中國，「事事皆 遵朝廷之命令，官司之法度，其於安分守己詎不謂然，然而動靜相交之際，則所幹 礙者大矣。」（P177）更可貴的是，他們沒有停留於一般的民主理論的泛泛而談， 而是詳細地介紹了自由民主原則的具體實施──憲政與三權分立。林樂知說：「然 即其中之最要者言之，不過分行權柄而已……約舉其目蓋有三焉：一曰行政，二曰 掌律，三曰議法。」並且著重強調了法治原則：「國有律共遵而守之，匪特守之， 而且共鑒之，勿使一人廢法。」 "法律為一國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職，同 隸於法律之下……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獲保於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 ，下自不敢於律以犯分。」並且介紹了西方的文官錄用制度和司法獨立，主張廢除 株連和酷刑。同時明確指出國家之職能主要是保護公民權利和為經濟發展服務。 在思維方式的改革上，西洋人力主割除「一切皆按舊制和祖宗成法辦事」的僵 化思維方式，而建立以發展和創新為主的思維方式；破除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 狂妄人格，而充分認識到人的有限性，尊重每個人的獨特的經驗和知識，所謂「一 己之智慧有限，」 "一己有一己之見，眾人自有眾人之知」，「即夫婦之愚亦可與 知與能……聖人之知亦有不知不能。」（P180）同時，應該在模糊的直覺性思維方 式中引進清晰的邏輯思維，在只重故紙堆考證的方法之外引進重視實際經驗和科學 試驗的實證主義方法。而且提倡讓女人讀書求學。最讓我感動的是，關於改革的方 式和進度，這些西人完全從中國的現實出發，主張漸進式改革：「行之太驟人將有 議其非者，必也從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既不駭人聽聞，復可新人之耳目 ，斯為善變之法矣。」「蓋天下事操之以急則難，受之以漸則易。」（P178-179） 甚至在甲午戰敗之後，在中國人都要求激進的改革之時，這些洋人仍然力薦漸進改 革：「至若變法而不便於民，尤不可操切以圖，致釀他故，而反讓蹈常習故者流， 借口於決不可變之謬說，遂類於因噎廢食也。」（P179）他們還比較了日本道路和 印度道路的異同利弊，以便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最切近的經驗和教訓。這些西洋人 之智慧之廉潔之可愛，遠甚於國人，特別是遠甚於當時主張改革的開明官僚們。可 以說，這些觀點遠遠超過維新一代的中國改革者，放在今天亦不失為真知灼見。 當然，這些西洋人具有強大故國的背景和相對超然的地位，使之敢於秉公直言 而國人的恐懼心理，這實在是當時中國之大幸。遺憾的是，執政者整體的短視和自 私，知識精英的懦弱和愚昧，使如此寶貴的思想資源付之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