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尚未成功 作家仍須努力 ──中國獨立筆會暨《傾向》雜誌頒獎給王力雄、廖亦武 中國獨立筆會中心和傾向雜誌社於6月29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Kent Hall舉 行了首屆寫作自由獎暨第二屆傾向文學獎頒獎典禮。頒獎典禮由筆會執行主任，傾 向雜誌社總編輯貝嶺主持，筆會主席劉賓雁、筆會副主席鄭義作主題發言介紹獲獎 人，多位著名作家、知識界和出版界名人均出席並發言，「美國筆會中心」的執行 主任Larry Siems先生亦到場發言並表示祝賀。 首屆中國獨立筆會中心寫作自由獎獲獎人是現居北京的作家王力雄，現居四川 成都的詩人廖亦武則是第二屆傾向文學獎獲獎人，廖亦武由於大陸當局拒絕為其簽 發護照而由其好友代為受獎。著名八九民運人士王丹為王力雄頒發了寫作自由獎， 陳軍致頒獎詞；夏志清為廖亦武頒發傾向文學獎，由孟浪致頒獎詞。 王力雄為山東人，1953年生於吉林省長春市，現居北京，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 中國大陸出版有多部長篇小說。他的題為<<黃禍>>的長篇預言小說曾引起海內外讀 者和中英文媒體的廣泛關注。最近一系列的危機和衝突正在將作者的大膽預言變成 現實。 王力雄在他的受獎答謝辭中，闡述了他對寫作自由的理解，他說：寫作不是寫 字，寫作的內容和使寫作具有意義的思想與外在世界緊密相連，如果我們對外在的 不自由不敢做聲，內在的自由又從何而來？中國獨立作家筆會高度評價王力雄多年 來為中國知識界所做的努力和貢獻，推崇他為寫作自由所立的表率作用。 廖亦武生於1958年，是詩人、小說家及中國底層社會學者。他曾任報刊編輯， 也曾在街頭賣藝，擅吹簫和詩歌朗誦。七十年代末他開始創作詩歌，八十年代初期 參與地下文學活動，是詩刊《現代主義同盟》、《中國當代實驗詩歌》、巴蜀現代 詩群》、《漢詩》的主要負責人。《傾向》雜誌在給廖亦武的授獎理由中談到，在 詩歌世界裡，有這樣一句話：詩在某種意義上，是用內在的暴力去抵抗外在的暴力 。一九八九年後的廖亦武，正是這樣一位經歷過駭人的苦難、刑罰、侮辱和摧殘卻 以罕有的堅強和意志力挺住，並且走下去的詩人和良心公民。廖亦武，也用他寫在 獄中的詩抄《古拉格情歌》為他曾經面對的暴力留下了詩的見證。 因為中國當局禁止廖亦武前來領獎，他在美國的朋友為其代領。在給朋友的信 中他寫道：「自獲獎消息傳出後，我每天收到省公安局和國安局不定時的查詢電話 。去辦護照，他們開出的條件是：寫出書面保證：（1）有任何敏感人與我聯繫，要 事先通知他們。 （2）在互聯網上發表聲明，稱某些敏感作品(我曾寫過的) 是別人 盜用我的名義寫的。（3）定期向他們匯報言行和思想動態，直到政府認為我已改過 自新。」 頒獎典禮最後在廖亦武本人配音錄製的關於六.四的長詩及其憾人心肺的簫聲中 結束。而後，來賓們又與王力雄等知名作家進行了熱烈的交談，大家無不在這次交 談中得到啟迪和收穫。 劉賓雁：拯救中國人的靈魂 自從中國在亞洲第一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將近一百年了。五四運動也過去 八十多年了。歐洲共產黨政權的崩潰，也過去了十年以上。但是回首二十世紀，實 在很難說我們究竟前進了多少。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大陸還需要一個獨 立作家團體，而這個團體還只能在境外活動，這個事實，在大陸十年來建造起來的 森林般的高樓大廈的遮蓋之下，不會有多少人注意。但是隱藏在這個事實後面的那 個巨大的現實，有一天將會使滿目繁華頓時黯然失色。魯迅先生在八十四年前敏銳 地指出的四千年不散的吃人筵席再不散場，這個民族即使能勉強生存下去，也只能 是世界的累贅。 中國獨立筆會和國際筆會一樣，成員不僅是作家和文藝評論家，還包括編輯、 記者、人文學者以及社會評論家。可以說是一個持獨立立場的所有文人的團體。五 四以後三十年，中國文人、知識份子一直走在社會進步運動的前列。不幸後來發生 了大逆轉，中共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了知識份子的自由，又把他們變為賤民。但是從 七十年代末期起，知識份子的自由又開始擴大。二十多年來，從事文學創作的文人 ，特別是小說家，事實上享有的自由遠大於新聞工作者和社會、人文學者，但他們 在中國大變革歷史中留下的足跡，遠不如前兩種人。作家名聲越大、地位越高，在 社會變革中所起的作用越小。小說家的主體，從八十年代起就開始所謂的「精神大 逃亡」，放棄社會使命，選擇了一條安全、舒適而又名利雙收的道路。二十年來一 個奇特現像是：作家享有的自由越多，遭受政治迫害和干涉的可能越小，他們就反 而更加不願意承擔社會責任。這些人在藝術的追求上是否就很成功呢？一位在文壇 和官場都吃得開的著名作家，香港文學界評選百年來中國優秀作品時，選中的作品 竟是他三十多年前的一篇處女作。而這種情況又正是發生在社會危機日趨嚴重，整 個民族的生存遭到空前威脅的時候。還不僅如此。在中華人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 很多作家曾不得不違心地為政權歌功頌德，背叛人民的利益；而現在，當這種強制 已經不復有效的時候，很多作家卻自願地、不露形跡地以各種形式通過自己的作品 和言論來使麻木的人更麻木、糊塗的人更糊塗，這就能夠比人們早已厭惡透頂的歌 功頌德更有效地維護現狀，同時又可以使人覺得作者好像和當權者還保持一定距離 ，最聰明的作家甚至能使不明真相的外國人和海外中國人士覺得他們是對當局持不 同政見的異議份子。 五十年來中國幾次錯失了歷史時機，對於中國文學來說，則是從來也沒有抓住 時機創作出無愧於這塊被血和淚浸濕的土地的偉大作品。責任在誰呢？九十年代以 來恐怕沒有理由再完全歸之於沒有自由了。王力雄先生能夠在十幾年前寫出《黃禍 》，沒有那部比這部長篇小說的題材更大的禁區了。而正是自九十年代起，中國人 的精神危機直線上升，人性的淪落已是有目共睹的現實。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已經 成為刻不容緩的課題。對國事稍有關心的人，都能從大陸上空的滾滾烏雲裡見到， 伴隨大動亂到來的，將是一場空前的自我殘殺和中華文明的解體。假如作家可以遠 離政治的話，文學有沒有理由遠離人、人的靈魂和人的命運呢？ 1989年的五月，我們曾有過一次震動世界的社會運動，那是1949年以來唯一一 次有可能成功的民眾運動。十三年之後的今天，我們離民主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中國共產黨正在向黑社會勢力轉交政權。官方承認，黑社會已經擁有三千多萬人馬 ，是中國除共產黨外最強大的有組織勢力。共產黨和黑社會在廣大地區已經組成聯 合政府。這是我們從來未曾預料到的事，卻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成為一個鐵的現 實。這顯然不是由於共產黨強大、而是由於中國人精神貧弱的結果；是中共背叛五 四精神，割斷啟蒙運動的結果；中國知識份子既得利益集團對人民的背叛，也是一 個因素。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能充分估計今天授獎給兩位作家的意義。王力 雄和廖亦武，代表著七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崛起的一代嶄新的中國人。就我所知 ，這個國家幾千年來從來也沒有過如此富於獨立、叛逆和批判精神的一代新人。他 們只能是毛澤東暴政和人民前所未有的大災難的產物。沒有他們，也就不會有二十 年來中國的巨大變革。這是毛澤東最大的失敗，因為他一生致力於壓倒和取消人民 的主體地位；六十年前發表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不僅取消了文藝，取消了作 家和藝術家這個文藝的主體，同時在把工農兵推倒偶像地位的同時，事實上也取消 了人民的主體地位。王力雄和廖亦武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人開始成為歷史的主體力 量，這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在國內，這支力量今天遍及社會所有領域，但政治上 還只能處於隱形狀態。他們的存在是對於黑暗力量的最大威脅；因而是中國的希望 所在。 讓我們預祝王力雄和廖亦武先生在創作上取得更大豐收！ 鄭義：是他們在榮耀我們 我與王力雄相識，是在約20年前。那個時候，他乘坐橡皮艇和筏子剛剛漂流了 黃河上游，而我騎著自己的舊自行車，剛剛走完了黃河中游雄奇壯美的秦晉峽谷。 我們的見面，完全是因為黃河。是對母親之河的共同情感使我們結識。關於那次漂 流，他完成了一部非虛構作品《漂流》。此後，他繼續漂流，十進西藏，寫作了對 西藏有深刻洞悉的作品《天葬：西藏的命運》。在此之前，他在海外發表了著名的 《黃禍》，預言了生態崩潰、社會危機交相煎迫，將如何把一個未來的中國引向毀 滅。這本著作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中文世界，成為關於中國與人類前景的一部深刻的 悲觀主義的代表作。他曾經發起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他還研究 權力壟斷現象，出版了《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他不僅對藏族，而且同樣對 新疆少數民族的命運寄予深切的同情。在新疆進行的社會調查，使王力雄遭到非法 監禁，這一段經歷，則構成了他最近的紀實作品《新疆追憶》。 從以上簡略的經歷及作品，可以看出，王力雄的寫作是真正自由的。思想的自 由、藝術的自由、文體的自由、領域的自由。在同一時代，有多少作家可以像他這 樣自由地馳騁於無邊的精神原野呢？王力雄，這才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自由的騎士！ 對今天的另一位獲獎者廖亦武我瞭解不多。我與他結識，也是借了黃河之緣分 。我構思中的關於黃河的長篇小說，有一位痛苦的人物和一隻嗚咽的簫，再加上黃 河民歌王冠上的鑽石──《蘭花花》。這幾個元素，居然在一年多之前，在一位文 友家裡，在一張廖亦武自己錄製CD裡湊到了一起，令人當場拍案叫絕。廖亦武的簫 真是吹得好極了。那是從監獄裡學的，如我感受到的並不斷在夢境中再現的黃河的 長風，那是靈魂的悲泣和號叫。廖亦武是八九民運的投身者，他創作並朗誦的長詩 《大屠殺》和他的簫可謂異曲同工。等一會兒大家可以聽到，那種燃燒的詩情和令 靈魂撕裂的痛感，超越了語言與音樂。廖亦武是中國當代新詩的具有代表性的詩人 。他編輯過好幾本民間詩刊，發表過長詩《死城》、《黃城》、《偶像》、《安魂 》。並因拍攝詩歌藝術片《安魂》被捕入獄四年。他還寫作了傑出的著作《中國底 層訪談錄》，描繪了一批因禁忌而在當代中國文學中甚為罕見的人物。前輩老詩人 流沙河先生評價廖亦武的這種自由寫作是「中國文學的一線生機」，並說「我佩服 他，尊敬他」。廖亦武的創作也是真正自由的。思想的自由、藝術的自由、文體的 自由、領域的自由。我同樣想如此發問：在同一時代，有多少詩人可以像他這樣自 由地馳騁於遼遠的精神原野呢？於是，我們今天就有了兩位自由瀟灑的騎士！ 向他們這樣的作家詩人頒獎，我感覺不是我們在榮耀他們，而是他們在榮耀我 們。我們分享他們的榮譽，也希望分享他們的勇氣、才華與良知。 我還有一種獨特的感受，就是一種優雅浪漫的美感。與這種自由的生命在一起 ，你不能不油然而生某種極其優美的感覺。美女美景自然是美的，自由的生命更是 美的。我想起了普希金想起俄國十二月黨人、遙遠積雪的西伯利亞、礦井深處的流 放者以及吻他們鐵鐐的妻子們。這裡沒有邏輯也沒有類比，只有某種美的感覺相通 。 這種如今被許多寫作界同行所嘲笑所棄若鄙履的關於生命的美感，不僅僅是「 中國文學的一線生機」，可能也是中華民族的一線生機！ 在這個集體墮落的時代裡，作為同行，我以作家王力雄、詩人廖亦武為榮，並 期待著他們的更加傑出的作品！ 陳軍：一個人應當如何守衛靈魂和尊嚴 在漢語寫作世界中有些辭彙正慢慢退出公眾的視野, 例如高貴、 仁慈、神聖、 榮譽 感等等，要恰如其分地使用這些詞語去描述今天中國人的精神品質幾乎成為不 可能 。人們一方面在經歷著屈辱和痛苦, 另一方面則是被迫對這一切緘默不語。 在我們的書架上能找到一本訴說這個時代心靈遭遇的作品已經非常困難。本來 寫作 是為了延續一個種族的記憶,保存它的文明成果, 促進人們在精神上形成一種 休戚與 共的信念, 使得人們在各種死亡、災難和恐懼面前不致因為孤獨或其他與生 俱來的 脆弱的特質而崩潰。 然而今天大部分人的寫作儘管還使用著一樣的語彙, 但卻對我們曾有過的共同 的經 歷和一些最為重要的事件不置一詞。一生中最重要的感受已沒人交談, 一代人 死去 , 留給後人的精神遺產少得可憐。人們似乎正通過寫作將自己驅入一個文字和 文字 間的巨大的沉默之中，許多人選擇了像米開朗基羅早年說過的那樣:「只要人 間還有 痛苦, 最好的辦法就是變成石頭, 一無所知、一無所見。」 我們正處在一個對自由寫作極為不利的時代，正因為如此, 像王力雄先生這樣 一位 甘受冷遇和孤獨, 不屈從權勢, 不為週遭事務的變化所動, 多年來堅持寫作不 懈, 並在寫作中體現高尚追求和古典精神的作家, 格外值得我們的珍惜和推崇。 王力雄先生第一本引起廣大反響的小說是《黃禍》。在作者的真實身份披露之 前, 人 們就對書中奇詭豐富的想像力和敘事能力留下深刻印象。在他所演示的一步 步的巨 大災難面前, 人們沒法無動於衷地去設想這個民族可怕的未來。最近一系列 的危機 和衝突正在將作者的大膽預言變成現實。 看過《天葬》的人, 一定會被王力雄駕馭龐大繁雜的歷史和社會題材的能力所 折服。在西藏這個極具爭議的話題上, 王力雄先生以其冷靜和難得的分寸感, 將這 一地區隱含的各種衝突以及演變的趨勢作了有力的闡述,幫助許多的人理解了 中國民族問題的癥結所在。正是在他文字的簡練和理智的判斷克制中, 我們得 以瞥見作者對自己一絲不苟的要求,高度的責任心, 以及隱藏之後的那份嚮往真實的 激情。 王力雄也不只是一位只有強烈使命感和熱愛真理的作家，他的憐憫心和痛苦感 在他有限的短篇小說創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不管是《一個女知青的絕命書》 或《一位永動機患者》, 對筆下人物的不幸, 他都表現了一種難以釋懷的心情。然 而, 當他自身遭遇到命運危機的時候, 他卻是非常誠實地審視自己的內心, 苛責自 己的疏忽。在這個意義上, 他的《新疆追記》讓我們見證了個人在強大的邪惡面前 、 在那些不為人知的時刻, 一個人應當如何守衛自己的靈魂、捍衛自己的尊嚴。 王力雄著述甚多, 值得推薦的很難一一列舉。他自己甚為看重的《遞進民主制 》就 是其中的一本。這有待於更多的讀者來探討和評述。 中國獨立作家筆會高度評價王力雄多年來為中國知識界所做的努力和貢獻, 推 崇他為寫作自由所立的表率作用, 並通過頒給他自由寫作獎來昭示: 在如今價值判 斷的公正標準喪失貽盡的時代裡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在維護著人類生活所因循的文明 準則, 他們並借助個人的自由創作努力將一個種族的記憶保存下去, 以此證明在人 的天性中向善和向美的基因遺傳遠比周圍殘酷的生存條件更持久、深刻和強大。 王力雄：堅持正義是寫作自由第一要義 今天在這裡接受「寫作自由獎」，我深感榮幸。借此之機，我想與大家共同探 討一下 「寫作自由」的含義。 對於每天以千百噸計生產文字的中國來說，數十萬文字製造者當中有官方供養 的文人，也有眾多號稱的「自由撰稿人」。前者這裡不必多說，後者所冠之的「自 由」是什麼自由呢？──應該說那不是寫作本身的自由，而是接受定貨與出售產品 的自由。不錯，寫作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這種商業上的自由。 比較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雕琢語詞、孤芳自賞、把玩風月逸事，以及「為藝術 而藝術」的翻新和探索，在今日中國都不再受官方打擊和整肅，甚至可能名利雙收 。不錯，寫作在今天的中國也已經有了這種藝術上的自由。 應該肯定，寫作有了商業和藝術的自由，比沒有這些自由當然要好。不過我更 想說明的是今日中國寫作還沒有的自由──那就是面對真實的自由、堅持正義的自 由、揭露邪惡的自由以及反抗強權的自由。 這些自由，在某些寫作者眼裡並不是最為要緊，因為對個人而言，有了商業和 藝術的自由已經可以過得很好。固然他們也會有所抱怨，也要在不自由中求自由， 但他們所求的自由並非是對不自由的反抗，而是對不自由的認可。所謂「從心所欲 而不逾矩」──那「矩」即是被不自由所限定的邊界，只要能夠放棄對邊界之外的 自由的追求，就不會感覺到邊界的限制，從而也就實現了他們個人的自由。 我所看到的（我希望我的看法有誤），今天中國的作家大都滿足於這種「不逾 矩」的自由，在「矩」中過得不錯乃至游刃有餘。中國的權力體系已經很善於給文 人編織金絲鳥籠，隨時攤開一份關於自由的交易合同：我給你寫作的商業與藝術自 由，你放棄寫作的面對真實、堅持正義、揭露邪惡和反抗強權的自由。在其他國度 裡作家首先挺身擔當社會良心的情況，很少在中國發生。我們的作家同行對此心安 理得並能振振有詞，依據就如高行健先生在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答詞中所說：「文 學原本同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在我看來，身為自由社會之公民的高 行健先生如是說無可厚非，生活在中國的作家以此自我辯護卻是一種錯位。我當然 深信，任何對個性的張揚、對實現自我的追求，對於專制統治都構成一種瓦解。但 是，追求決不是逃避，在今天的中國，閉眼不看、絕口不提邪惡和強權的「純然個 人」的寫作自由，只能是一種放棄社會良心的自由──恕我言重──甚至是與邪惡 和強權同謀的自由。 我不反對寫作自由首先是一種內在精神的自由，但是我也不認為那內在的自由 可以與外在的不自由彼此相安。寫作不是寫字，寫作的內容和使寫作具有意義的思 想與外在世界緊密相聯。如果我們對外在的不自由不敢做聲，內在的自由又從何而 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考慮，我認為在今日中國，面對真實、堅持正義、揭露邪惡 以及反抗強權，應該是寫作自由的第一要義。如果不考慮這些自由，寫作自由的概 念就成了虛偽空洞的侈談，我們今天相聚於此也就沒有了來由。 也許犬儒主義者們不會接受這裡所談的正義、良心等說法，他們最擅長的是質 疑誰有資格去判定何為正義何為良心。對此我至少可以這樣回答，只要專制權力依 然橫行於社會，就說明正義肯定尚未實現，只要世間還有苦難者的哭泣， 誰有無良心就可以一目瞭然。 感謝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授予我「寫作自由獎」。我深知本人並無值得一提的文 學成績走上這獎台，讓我來此只是為了昭示一個原則──作家的身影要始終傲立於 權勢對面，而非在幫忙和幫閒的佇列裡遊走。 感謝每一位來賓，我知道你們遠道而來不僅是為了參加一個頒獎儀式，而是在 企盼寫作自由終能在中國實現，並期望寫作自由的精神照亮每一個寫作者的靈魂。 廖亦武：倖存的狗崽子 　　　　　　　　　　 一九八九年六四凌晨，我寫作、朗誦並錄製了長詩《大屠殺》，作為對北京血案 的同步回應。當吼出詩的結尾句：「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屠殺中只有狗崽子能夠倖存 」時，在場的加拿大漢學家戴邁河竟抱住四肢趴地的我，狼一般地淒聲嚎啕□□這 一場景斷送了我作為詩人的前程，也粗暴地塗改了一批地下詩人的命運。 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我被判刑四年；其他二十多位涉案者分別在牢裡 呆了兩年、兩個月、一個月或幾天不等。我沒有享受過政治犯的待遇，在看守所， 我自殺過兩次，轉了四個監捨，親密接觸過二十餘位死刑犯。我受過背銬、電棍、 繩索、耳光、拳頭的馴化，有一次，我因為唱歌被獄警聽見，就被提出監房，光腳 蹲在滾燙的太陽地裡，罰唱一百首歌。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三十多首 就卡殼了，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棍戳入我的 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 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在牢裡，犯人不準直起腰來跟獄警說話，天長地久，我就養成了狗一般蹲著的習 慣。 但我的心靈沒有蹲著，它像鳥，甚至比鳥飛得更高；它在越獄，在沒命地逃跑； 它穿行在六四遇害者的冤魂中間，並與他們一道尋求遙遠的自由。子彈追不上心靈 ，於是我在最後一年的刑期裡，拿起筆寫作，並跟一位80高齡的服刑和尚學會了吹 洞簫。此時作為詩人的靈感已一去不返。 連詩皮也被扒了，我只剩下血淋淋的骨頭和筋。周圍的人也只剩下這些，於是我 照實往下寫□□這就有了五卷本長篇作品《活下去》的開端，有了三卷本《中國底 層訪談錄》和其他散文作品的開端。獄內獄外，這兩個系列的著作耗掉我十年光陰 。 我承認，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很可能把老本賠得精光的賭博，但是我這種記憶良 好，擅長揭人老底的廢物能幹啥呢？出獄後，人們早忘記我是怎麼進去的，幾乎所 有的文學界故交都與我劃清了界限，那些標榜先鋒或前衛的經院評論家們，與官方 構成的默契是：自覺一次次改寫書面的歷史，檢查並剔除我這類的異端的名字。 我承認，這對我情感上那丁點殘有的文學虛榮有所損傷，但徹底讓我告別「詩人 」或「作家」的是一則足以引起人民公憤的謠言：「廖亦武是瘋子、獄霸、變態狂 ，他居然強迫同監囚犯舔他的生殖器。」□□在1998年，我主編《沉淪的聖殿：20 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以此洗清渾身穢跡，變相說明自己與精神病無緣之前 ，這則謠言廣為傳播，幾乎成了廣大文人們從道義上置我於死地的鐵證。 六四亡靈在上！我是個苟活的狗崽子，在政治和生活的雙重暴力下，我四肢趴地 矮下來，但我有脊樑、有血、有眼淚，我以後不希望別人以詩人或作家這樣的名稱 來侮辱我。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底層見證者，只比那些看見了聽見了受夠了煎熬卻無以訴說的 大多數中國人幸運。我沒有失去對詩歌、散文作品、對話、故事、音樂、竊竊私語 等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沒有失去世俗的人間真情。更重要的，我沒有失去與生俱 來的、剝奪不去的尊嚴和榮譽感，這也是我樂意接受《傾向》獎的主要原因。 謝謝中國獨立作家筆會，謝謝《傾向》，謝謝各位同仁及朋友。 （曉河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