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以來的中國和我們 五月二十六日，在美國新澤西州某地，舉行了一場紀念「六四」十三週年座談 會。以下是座談會發言記要。 主持人王丹：討論與 "六四」相關的精神文化問題和心靈問題 「六四」十三週年紀念日就要到了，我們在這裡紀念「六四」。以往紀念「六 四」 只是舉行抗議性政治集會。今年當然還要搞這類活動。但我們認為，作為里程 碑性的政治事件，「六四」對中國和我們個人都有巨大的影響。今天我們在這裡討 論與 "六四」相關的精神文化問題和心靈問題。對於這類問題的思考，將對中國發 展產生不亞於政治平面的活動的意義。到會者來自不同年齡和背景，具有不同的關 注點和觀點，會使今天的討論內容更豐富。我們先請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劉賓雁先生 發言， 談談他的觀點。 劉賓雁：中國社會──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 「六四」十三週年到來，感慨萬千。天安門運動爆發之前，我有預感，也做了 些準備。後來，又不斷根據形勢變化調整判斷和行動，反對暴政，推動中國進步。 今天回顧起來，問心無愧，但也有失誤。最大的失誤是，沒有將眼光現實地放在人 們身上；畢竟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可以推進，也可以推遲。我忽視了一點，共產 黨可以物質利益誘使人民接受鎮壓「六四」的後果。蘇聯崩潰後，俄國人陷入絕望 ，很多人酗酒或自殺。也有犯罪，但沒有中國人那麼多歪門邪道；沒有越過人與獸 的界限。 文革後期，我們這一代人已經為人的敗壞問題感到焦慮，那時還把希望寄於「 紅領巾」一代，但當年的紅領巾現在正採取一切手段賺錢買官；而今天的紅領巾少 先隊裡就開始買官了。看看今天中國的腐敗，已經是人性潰爛，從根上腐敗；好人 、老實人和正派人受氣、受限制、受迫害。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哪個時 期人性的淪落達到今天中國人的地步。 過去，我們是不是過多地將眼光放在政治上，我們以為，似乎只要有了民主政 體， 就能解決一切問題。想一想，假使明天能在中國立即移植美國的一套政治制度 ，又會怎樣？它解決不了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大分裂。 今年不僅是「六四」十三週年，還是海外民運二十週年。二十年了，風風雨雨 ，但分歧和分裂並不是由根本問題、方向問題而發生。現在中國社會的分裂已達到 二百年前霍布斯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地步。 怎麼辦？我們必須向歷史和現實、中國文化的精神遺產深處挖掘。 陳軍：我們的流亡太缺乏精神的品質 我今天有意不準備就發言，以免發言不是有感而來入了俗套。二十年前，我在 復旦大學畢業前夕，在彼此的留言冊上為一位原關係密切的同學題詞道：十九世紀 晚些的時候，歐洲流放了三位偉大的詩人：法國流放了雨果、英國流放了拜倫、德 國流放 了海涅。這位同學以赫爾岑的一句話回道：於是一個商號僱員的位置因此而 準備好 了。大概是對命運的預感，早年的話後來被應驗，儘管商號僱員的身份我一 直在逃避著。我出國時間比在座的多數都長，最初不願用流亡形容自己的處境，因 為我怕玷污這個詞。總覺得流亡有一種詩意的內涵，指的是一種悲劇性的精神體驗 ，而不是肉體上單純的與母國的分離。另外也不願將個人所須承擔的諸多責任，用 流亡的借口推脫或遮掉。 現在回顧這段人生生活經歷，不得不承認流亡是個事實，只是我們的流亡太缺 乏精神的品質。比較其它民族的流亡者，我們未能將各自的境遇變成某種文化創造 的源泉，來與其它的流亡者對話，並豐富這一文化。對我們，流亡只是統治者在空 間上放逐它的反叛者。專制制度的存在，迫使一批優秀的人物站在其對立面與之對 抗， 以維護社會的正義和獨立人格的尊嚴。然而這種被迫的對抗關係，使專制體制 成為我們這些反抗者人格的天然塑造者。反抗使我們生活和心靈有了可以認定的意 義， 但也使我們可悲地成為這種制度的衍生物，與其共生，受其影響，以其定位自 己的存在價值，由其塑造心靈世界。如果我們僅僅成為這個制度的反抗者，像判定 的那樣不多不少的話，那我們注定會成為有缺陷的人。我是說，我們應當想一想， 我們能不能超越這個時代和這種制度加在我們身上的負擔，在反叛的同時有另外的 比單純反抗更寬廣、更豐富意義的人生價值和心靈品質的選擇？我想起前蘇聯的阿 赫瑪托娃那批詩人作家。她們儘管無力抵抗迫害和毀滅，但始終堅守對精神文化的 純真，知道他們的私人創作終有一天會成為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由此她 們得以超越了時代與政治強加於她們個人的屈辱，創造了比歐洲文化還卓越的成就 。對比她們，我們太缺少其它的精神資源和感受力了。 反叛者不能以被反抗對象的存在作為確立自身價值的前提，不能成為兩者互相 映照，否則專制在文化意義上也獲得了勝利。我們需要有其它的出路，其它的追求 來超越極權政治對我們的侵犯。 平時我讀中國異議人士的作品，一般都是大的敘事 方式，除了將一切置於政治背景中予以討論外，少有個人的體驗和豐富的心靈展示 。在這類的敘事中你難找到真實的人生故事。其實我們在座的每個人都有很深的心 靈體驗，我們都有流亡的孤獨、 思鄉和痛苦，我們都為不能回到魂縈夢繞的祖國而 感慨。前些時候，王若望先生去 世，我們都很難過，這本來是很有複雜心靈感受的 事，但表述於世的卻僅僅是一個政治事件，沒有個性化的人情故事。誰也不知道在 公眾視野的背後，真正對個人構成挑戰的究竟是哪些生活困境。在高度政治化的表 述中，你可以置換掉任何人都不會影響其面貌。前些時候回國奔喪，看到家庭影集 ，從五十年代到今天，都是時代氣息和由社會定義的形像，好像一部政治史的縮影 或流水帳，與周圍別人無異， 換上任何人都行，沒有家庭獨特的故事，沒有獨特的 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因而變得沒有了可以追尋的歷史。 我們今天可以記住的那些流亡者，是因為他們有個人的故事和體驗，有他們對其遭 遇的更深刻的一些揭示，才使得他們個人的經驗轉化成了人類可以認同的共同記憶 。 今天沒有人會在乎十五世紀一、兩個種族在一次野蠻的戰爭被殘忍的消滅，除 非有一個人能將他個人的感受體驗寫出來，使這場種族毀滅被賦予了某種的精神緯 度， 它才不是無意義的。一個事件的意義，它的重量必需通過個人敘事的方式才能 實現。 問題是，作為中國諸多歷史事件參與者和見證者的我們有沒有能力將自己豐富 生活歷程，用獨特的、有想像力的方式揭示出來呢？ 胡平：轉型難度大大增加了 剛才賓雁與陳軍講的不是一回事。賓雁講的是現實發展。 我與很多人看法不同。很多人認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空間 ；目前的經濟發展和改革會為政治開放轉型創造更好的條件；今天的發展是導向未 來民主自由的過程的必要環節或有益環節。我總擔心，中國這種只經濟改革不政治 改革的改革已經走進死胡同，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走錯了路，可是沒法改，非 一條道走到頭，出了大麻煩，付出大代價，才有轉入正軌的機會。 許多人在討論中國的問題和發展前景時總是借助其它國家的例子和由這些發展 經驗而來的概念和模式來觀察分析中國，什麼拉美模式、東亞模式，印尼模式、什 麼中產階級或市民社會導致民主自由。但我認為，這些概念和模式都是生搬硬套， 不足以描述中國的真實情形，會誤導我們忽視自己的致命問題和艱難困境。其實， 中國就是中國，中國自己自成為一個獨特的故事和有其獨特的發展困境，將來人們 會講 「中國模式」。 例如，現在有不少人說中國還不能實行自由民主，因為中國現實問題太多太復 雜， 像腐敗、貧富懸殊等等，一實行自由民主就要亂。可是，這些問題不正是長期 以來拒絕自由民主堅持專制堅持高壓造成的嗎？放在二十年前，一般人沒這麼憂心 忡忡， 「六四」前一般人也不這麼憂心忡忡，「八九」學生上街，當局說是動亂， 絕大多 數人都不能接受嘛。這中間固然和當時人們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或想像比較簡 單化和過於理想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矛盾不那麼尖銳不那麼複雜， 當時的人們也更理性，更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更質樸。在當時，實行轉型的難度相 對小得多。今天，由於中共拒絕和鎮壓了二十年，整個社會墮落腐敗，人們也世故 自私，轉型難度大大增加了。 七九年民主牆時期，《中國青年》雜誌邀請部分民刊人士座談，我在會上講了 一段伯慮憂眠的典故。《鏡花緣》中有個故事，有個伯慮國，國人害怕睡覺，以為 睡覺就會死亡，所以他們用盡種種辦法不讓人睡覺，有人實在打熬不住，一覺倒下 ，旁人非要把他折騰醒不可，這樣，總有一天，別人一倒下，再也喊不醒，果然長 眠不起了， 於是他們就更害怕睡覺，更要防止人們睡覺，於是就有更多的人這樣死 掉。本來明明是困死的，他們卻偏偏認定是睡死的。 伯慮憂眠的故事很能說明政治開放和社會穩定的關係。專制政權會導致自我實 現。 它以穩定的名義實行高壓，使得社會矛盾越積累越多，越帶惡性，越是有崩潰 解體的危險，於是它好像就越是有理由繼續高壓，導致惡性循環。起先它說沒有它 的專制高壓社會就要崩潰，是假的，嚇唬人的，到後來就越來越像是成真的了。我 早先講過：暴政醞釀動亂，相比於動亂，暴政似乎是個較小的惡，於是，暴政自己 就給自己創造出最方便的存在理由。 反過來想想，如果這樣一個建立在殺人和掠奪之上的政權竟然成功地壓下了一 切反抗，它會變得多麼驕橫跋扈，多麼得意洋洋，你怎麼能指望著它會主動開展政 治改革，實行自由民主呢？ 陳軍說的問題我也想過。在流亡中我們很難集中精力追求超越反抗中共迫害的 現實鬥爭的更高的精神文化境界，我想是有原因的。 其一，我們主觀上比當年的蘇俄流亡者更想參與現實鬥爭，更想影響現實進展 ，因為我們相信共產黨專制已是窮途末路，同時，我們也更覺得和祖國發生的事情 有血肉相關的聯繫，也有一份沉重的歷史責任感，認為不能放棄對專制的現實抗爭 ；而當年蘇俄的流亡者對現實變局可能已經徹底絕望，因為那時候共產主義方興未 艾，兩者的政治大氣候截然不同，所以他們會專注於自我與精神世界的建設和創造 。 其二，蘇俄流亡者對西方主流文化感受到更親密的聯繫，因而有明確的認同和 歸屬， 把自己看作是這種文化或精神傳統的繼承人；他們不僅有父母，還有兄弟姐 妹堂親表親大爺嫂子一大堆。我們則有認同或歸屬上的困難，我們更像精神上的「 孤兒」。 當然，陳軍所說的去發掘個人精神世界的故事的確重要。儘管政治事件、歷史 事件及其是非主要是通過討論、研究和理論以及宏觀敘述去處理的，而在這方面我 們其實做得也還很不夠，但是我們的確也需要一些個人心靈世界的故事而不只是概 念化的集體經驗去影響人們。就像納粹德國這段歷史，人們主要是通過對制度的理 論分析和對重大事件的歷史記錄。但是，一個小女孩用日記記載了她的直接遭遇和 內心感受體驗，留下了一個感性的故事，對普通人的心靈產生了強烈的震撼──普 通人恐怕更需要這類個人的生動鮮活的故事去關注和理解歷史。 蕭 旁：期待新的精神資源的開闢給我們帶來現實的力量 我和在座的諸位處境有所不同，沒有被迫流亡的經歷，這十三年中的絕大部分 時間，是在國內度過的。不過，有一點又和大家非常相似，從1989年那個血雨腥風 的夏日直到今天，我們在現實生存中的命運和在精神世界中的掙扎與昇華，無可回 避地與「六四」糾纏在一起，想分也分不開。 對我來說，十三年前的自我選擇不僅意味著一種與黨天下體制決裂的姿態, 也 開始了或許在當時還未及思慮的新的人生過程。 「六四」鎮壓後，人人要過關，尤其是作為共產黨員。當時，如果我像多數人 那樣說違心話，是可以過關的──對中國人來說, 做一個「識時務者」是一種自然 的選擇，談不上什麼道德和心理的障礙──那樣，可以繼續在體制內有個位置，也 許還可以繼續做些條件許可的事情; 然而，我選擇了不過關。「六四」高潮時的風 起雲湧和後來的一潰千里爭相表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們深浸其中的中國政治文 化的「群膽」特徵。我意識到，選擇一種反抗的姿態和行為不算太難，而承擔它的 後果，負起它的道德責任可能要困難得多。於是,我選擇了與現體制的決裂。 我知 道，這個選擇，將使我喪失在體制內發展的全 部可能，必須尋求在體制外生存與發 展的機會與途經; 而在各種資源被高度壟斷的文化界，體制外生存的空間究竟有多 大? 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存在方式將會面對什麼樣的變化? 當時並不十分清楚。在 中國，追求獨立人格的條件有時就是這樣嚴峻， 你決裂的不僅是思想和制度，而且 是生活方式和謀生手段，幾乎是整個人生實踐的大轉向。 剛開始的時候，在體制外生存與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連帶選擇，還帶有一點 悲壯感，自以為是在做出犧牲。當多年的實踐歷程過去以後，我確實開始體會到在 日常狀態中跳出體制的束縛對真正的精神自由所能起到的作用──一個沒有體制身 份的人要在講究體制身份的文化學術界開拓自己的志業，可依憑的身外之物太少了 ，反求諸己似乎是不二法門。在追求自度度人，自覺覺他的精神境界的過程中，日 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種可能性開始呈現。其實，身在束縛中，心的飛翔難免會被 牽墜；而心在束縛中，身的自由顯然也無從談起。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身」的解放 ，何嘗不是在精神上獲得「心」的解放的一種特殊方式？ 有意思的是，我們為了反抗強權，選擇了一種並非自願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 活方式卻使我們找到了反抗強權更為深厚的精神動力──人性的豐滿和心靈的舒展 是任何強權與奴役的天敵。當我們在生活世界和心靈世界嘗試各種可能性的時候， 當我們發現自己的生活天地由此而豐富寬廣了許多的時候，反抗強權已經不必成為 一件刻意而為的事情，它是豐富的生活內涵中自然而有機的一個部分。 上面的話並不意味著在文化界,體制外的生存和發展是輕易可為的，恰恰相反， 它的現實艱難日增，對自我支撐的精神力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現在回頭想想，作 為一個體制外的文化人，通過體制外的途徑實現自我，影響民眾、社會和環境的最 好時機似乎是90年代中期前後。近幾年來，隨著文化學術界體制化控制力量的強化 ，隨著政府對知識分子的利誘威逼政策的進一步實施，空間似乎日益狹窄了，實際 的操作更為困難。 面對新的中國局勢及其所造成的限定條件，89年以來所有的精神資源不夠支持 形成新的動力；獨立文化人必須在現實中找到新的依托，在精神上獲得更有超越性 的資源，與體制的抗爭才能是有效的，有建設性的。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雙重的：政治權力的迫害和限制以更複雜精緻、但更嚴酷有 效的方式壓制發生於民間的文化生機和獨立的人格發展，金錢和資本快速地侵蝕一 切產生了新的壓力，二者還有協同封殺堅守良知的獨立文化人的效果。政治權力與 金錢資本各自有獨立的運行規則邏輯，自由良知也有自己的規則邏輯。怎樣在抵抗 政治權力迫害的同時學會在市場條件下的有效生存，尋求一條堅守獨立自由良知的 途徑，既能生存、又可以影響民眾、社會和環境，是嚴峻的挑戰。在解決這類問題 時，我深感，現有精神資源明顯不足，作為現行體制的反抗者，我們有可能期待新 的精神資源的開闢給我們帶來現實的力量嗎? 於海鳴：我們有什麼有效的反抗途徑和方式？ 劉賓雁老師對中國有種絕望感，我看，這是由愛生出的絕望，你太愛中國和中 國人， 你有太多的渴望，才會有失望後的絕望。我也許是另一種看問題的角度。我 不偏愛中國或中國人；我甚至沒有一腔情願的任何愛，不愛中國，不愛美國，不愛 任何主權國家。我是真正意義上的流亡者。有幅名畫上有我欣賞的一句話：「故鄉 不一 定是故土；故土是感情認同的地方。」如果你沒有情有獨鍾的地方，就沒有故 土， 也就沒有那麼深切的關懷和失望、絕望以及相應的難過和憤懣，你也許能更超 脫、 從容地處理有待思考的問題。 現在，我們談論許多反抗政治極權；任何政治極權都應當反抗，但今天的政治 極權正在與金錢資本權力相結合，使反抗的難度更大了。在全球化進程中，國際資 本主義正席捲中國，並與政治權力結合。對共產黨極權我們知道如何反抗，但對金 錢資本的權力怎麼反抗？對充斥世界、無所不在但窒息精神品質的「好萊塢文化」 ，你怎 麼反抗？作為追求獨立人格的文化人，應當思考這類超越政治體制的問題； 當這些金錢權力與文化權力與政治極權以中國特色結合在一起時，企圖發展精神世 界的文化人還有什麼空間？這是真實的、獨特的中國特色的困境，在這種困境中， 我們有什麼有效的反抗的途徑和方式？ 對於軍濤所說的弱者心態的價值，我覺得也值得推敲和思考。我對弱者有興趣 ，最近特別對叛徒的心態感興趣，到處找叛徒的故事。我現在正做的事情像是扒歷 史的垃圾堆，從垃圾中尋找人性的另類的體驗；在我看來，這些體驗也許是解答某 些人性問題的材料。 政治也是這樣；有時，失敗的災難比成功的案例更能提供答案和思考的材料。 三十 年代，魏瑪共和國被顛覆了，在這片廢墟中，有許多故事和教訓有待開發。美 國太完善了，太穩定了。在美國，一個人的路徑從小就可以預期；國家發展也不會 有大的變局。這樣穩定運行的社會能提供給我們的啟示材料並不多。我準備搬到歐 洲， 那裡有過災難和失敗，還會有想像力創造的空間；那裡能提供更多的經驗教訓 和更豐富的可能性思考空間。 馮勝平：民運需要超越於共產黨迫害強加其上的影響和痕跡 我已經有約十年沒有參加這類帶有反對派政治討論色彩的會議了。記得最後一 次會議是92年在《中國之春》編輯部，討論主題是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的區別 。 那時，我說過一個看法，只有鄧小平還能促進經濟發展、提供經濟機會和利益供 多數中國人瓜分而且只要多數人都還能享受發展的大餅，共產黨就可以維持統治； 但 如果發展停滯了，如果任何人增加自己的餅必須通過搶別人的餅，共產黨才會面 臨真正的麻煩。 過去，我做過許多工作，拉人們加入民運；後來不少著名活躍的海外民運骨幹 都是我做過工作的。但現在我就是謀生，想辦法賺錢養家。我做過許多髒活累活兒 。前些時候，有復旦大學老師來看我，提到有個老同學在美國發家，回到復旦後做 報告， 題目是：「我是怎樣進入美國上流社會的」，很受歡迎。我感慨，從中國到 美國，我是由白領變成連藍領都談不上的圓領」(階層)。我若回復旦，大概應講「 我是怎樣進入美國的下層社會的。」不過，我感到還是有收穫，有精神昇華。我在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讀政治學，民主當然是我關心的課題。在五花八門的關於民主 的定義中， 我最欣賞杜威的說法。他認為，民主是一種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相關的 心態和精神。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謀生，只有在日常謀生活動中，我們才能體驗到獨立人格、 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識的真諦。 這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余英時先生說過，共產黨 對中國的破壞體現在摧毀三個資本上：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文化道德資本。我認 為，人力資本不會影響發展； 中國人很多，有過剩的人力資源。物質資本也不會構 成太嚴重的發展障礙，經濟增長會很快彌補損失；改革開放二十年，中國已成為廣 為談論的潛在大國，表明物質資本的缺失已基本上被彌補。最嚴重的恐怕是文化資 本包括道德積累的損失，這是 多少代人都無法彌補的，道德資本是最難再積累的； 現實中的中國，隨著經濟發展， 道德是被破壞的越來越嚴重了。這樣造成了專制政 權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好土壤。 哲人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看看中國現狀可知，此言不虛。 從某種角度上說，中國人的問題在我們反對派身上最嚴重地表現出來。民運是由共 產黨造成的，這不僅是說，民運是為反對共產黨的政治迫害而存在，而且是說，民 運想以運動方式結束共產黨統治，就像共產黨想以政治運動方式維持統治。在心態 和活動方式上，民運許多地方像是被共產黨複製出來的。有人說，劊子手是在監獄 中培養製造的。民運需要超越於共產黨迫害強加其上的影響和痕跡。民主是一種生 活方式及其相應心態，而不是運動。特別是在經濟上一定要自立；否則，人格不獨 立， 而且不自信，也沒有說服對他人的影響力。 王丹：為真正自由的精神創造條件和空間 我第一次坐牢獨處單間時面對過一個問題，這也是從89年前在北大搞民主沙龍 和校園民主時就開始想的問題，即：我為什麼搞政治？就個人興趣愛好來說，我更 喜歡文學藝術；近幾年不幸還出過十幾本書。我家三代包括我本人是研究史學的。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搞政治的，也不認為特別擅長搞政治。那我為什麼去呼籲反對共 產黨？ 為什麼捲入演講、遊行和組織政治活動？我從事政治活動，是為了對抗極權統 治。 說政治骯髒是值得討論的，但即使是清明政治，也需要有人去對抗、去反對； 這樣才使人們有更大的自由空間。將來民運上台了，我肯定會反對民運；當共產黨 成為少數並有挑戰主流價值、豐富政治選擇空間的功用時，我可能會申請入黨。 我現在不僅反對共產黨的政治極權，而且還反對主流文化的極權統治。福柯揭示了 極權政治其實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可以是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機制。從 這個意義上講，我也反對主流文化價值，為真正自由的精神創造條件和空間；這類 自由精神常常被歸於另類，被看作病例往往被主流文化壓抑和窒息。我主張，少些 對主流的附和，多些對另類的關懷和同情，使另類成為主流，病例變成常態；這樣 ，人們會有更多的選擇空間和可能，精神文化有更豐富的發展。因此，我的政治關 懷其實是文化關懷，我從事政治其實是發展文化精神。 現在審視中國問題太多地從政治平面上討論政治意義，為什麼不從精神文化層 面看？ 從這個層面看中國，至少有四點值得注意。第一，「六四」是我們民族精神蛻 敗的起點。文革給中國人良心造成的是持續壓力下的鈍傷，「六四」則是尖銳的刺 激傷害。文革中一方面鎮壓對專制的反抗，另一方面還號召人們追求真理。但「六 四」後的共產黨赤裸裸地要求人們追求物質利益，忘掉社會正義。從此，人們不能 再關 心正義；因為任何追求正義都無法迴避「六四」，從而面臨迫害，失去常人的 發展機會。這就抽掉了我們民族道義勇氣的支柱；第二，「六四」又是我們民族精 神昇華的顛峰，那時中國人體會到道德的顛峰境界；第三，「六四」後，中國人失 去了精神共識的目標。80年代，中國有改革開放的旗幟，「六四」之後，人心渙散 ，沒有凝聚人心的共識，甚至沒有共同的關注焦點。中國人甚至沒有奮鬥目標；第 四， 中國需要精神重建。這就需要面對六四、堅持自由民主的方向。這不僅有挑戰 專制迫害、討還公道的政治意義，而且具有精神境界的獨立公民的支持行動，這是 對成千上萬還追求道義的中國公民的精神鼓舞。 何頻：你想當醫生，就不能怪病人病得不輕 陳軍說他故意不準備，我呢今天本來是有意不講的，我只是旁聽者，當年在天 安門廣場也主要是個觀察者，而且許多話說了無數次，又有多少用處？反思來反思 去反思出什麼名堂？王丹一定逼我講，話就會難聽呢。十三年了，為什麼越來越沒 有聽眾？為什麼越來越無力？究竟是這社會太墮落還是民運人士墮落了？流亡這麼 多年，你有什麼收穫？除了大家彼此消耗，彼此受到傷害，使民運這個詞蒙羞，還 幹了一些什麼，對中國有多大影響力？我看是離現實越來越遠。在急劇變化的世界 中沒有調整自己，你可以說是擇善固執，但你確實脫節了。 九十年代初，海外民運正高潮，幾乎準備回去掌權，連國旗都設計好了，那時 我是民運的批評者，反對制裁中國，也挑戰當年不可一世的民運領袖，因而被認為 是親共份子，甚至在幾次會議遭到圍攻；今天，民運已經邊緣化了，民運份子甚至 成了貶義詞，「愛國華僑」成了主流，我常聽到人們臭罵民運份子，甚至說看看這 些民運份子中國還能搞民主嗎，有時忍不住辯論一番，民主這個基本的價值觀都被 人任意嘲笑，而且在享受了民主自由的土地上為專制歌唱，從這個意義上我似乎又 被視為同情民運的人。不是我喜歡抬摃，我是吃新聞飯的，挑戰強者、為弱者代言 是職業本分。 問題是，民運份子怎麼成了弱者？能把責任全推給社會環境嗎？「不是我無能 ，而是這社會太爛」？我覺得對歷史不能有太多的虛幻感，任何時代都有那個時代 的間題。你想當醫生，就不能怪病人病得太重。 不能回祖國是痛苦的，但也沒必要把流亡弄得那樣悲哀，可以無所作為。流亡 ，已不是政冶資本，而是負債，你不是被流放到更荒涼的土地上，而是到了自由、 富足的國度，可以讀書，可以成就事業。你在這樣的地方都不能自立，不能培養良 好的心智，難道只等到有一天空手回國，說「我流亡回來了」？留在國內的人會接 受你嗎？流亡已使你比國內的同道少了道德優勢，如果你只剩下民主這句口號，中 國還需要你嗎？ 我以前問自已，你到底能幫中國做什麼事？現在，我對自已說的是，可能不是 你能不能幫中國做什麼事，而是你還能不能被中國接受，你還能不能融入中國社會 。 中國很多很多間題也很嚴重，但中國真的變化了。政治的遺體依在，但社會已 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相當有活力，別夢想所有的人都會圍在你身邊，任何事情都 有人去試，都有人懷疑，這可能太混亂，可能不是理想中的局面，可是，這確實是 多元，正是在表現自由的價值。 就媒體而言，我看中國許多媒體辦得很火，有可讀性，開始表現出專業性，水 准不比海外中文報刊差。一旦解除報禁，我想我會面臨更激烈嚴峻的挑戰和競爭， 而不一定是更順利。 我有一種快被淘汰出局的恐懼感。所以，我不敢等待某一天。我現在就做能做 的。雖然很吃力，但真的只能這樣選擇。我是想說，舊的體制真的不存在了，大家 所抱怨的問題不存在了，又能做什麼？今天不能正視這一點，明天也許會更加無力 、孤立。 孟浪： 尋找心智和性靈生活中新的力量生長點 「六四」十三年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生活與寫作的這十三年時間，差不多 恰好前一半在國內，後一半則都在美國。這構成了我稱之為「身位景觀」的一項有 趣對照。 在中國時，作為一個文學人的身位，我幾乎一直蜇伏在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 「地下(文化)社會」，而內心則處在某種類似「流亡」的自由無羈狀態。到美國後 ，我的社會角色泰半會被定位作曾經激越或仍在激越的「流亡詩人」，但我自審卻 發現常態是多年來我僅以狀甚痛苦的團身、蜷曲姿勢「蜇伏」於貌似已然自閉的「 心靈工事」之中。 縱然此類「身位景觀」的變易種種令人不悅或稍感滑稽，一個未有更改的現實 卻是，我在政治上仍然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六四」 至今的十三年，對我來說，固化了也同時「驗證」了這完全屬於我個人的事實。 「六四」十三年以來的中國，充滿史無前例的巨大矛盾。一方面，它是世界上僅剩 的最龐大的一個共產極權主義「王朝」；另一方面，它又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版圖中 最為活躍的最龐大疆土，儼然將成為又一個「金元帝國」。作為一個個人寫作者、 個人觀察者、個人思考者，面對這巨大的矛盾，面對這集極權主義罪惡和資本主義 罪惡於一身的「雙頭怪獸」，我有時不免產生一些無力感和無助感。在海外流亡， 也許更加如此。 因為無力，才去尋找我們心智和性靈生活中新的力量生長點所在；因為無助， 也才使新的提升性力量在那裡圍聚、凸現成為可能。儘管我們已不復上世紀八十年 代當年一度所具有的那種自信與激情，而懷疑與批判重又嚴苛地來到我們新世紀之 初的日常生活裡。所以，就我個人而言，流亡，從此將不再是失去。 中國正處在劇變的前夜。在大洋此岸的我期待的，與海內外大多數正直的人們 一樣，那就是和平變革。有一項前提必須指出，徹底終止諸如造成「六四」流血事 件的任何一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這樣的籲請不單針對掌控全部國家機器的執政當 局發出，也是籲請海內外關心中國現狀與未來的社會各力量能在此前提共識上協力 而為。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中國不可能自外於此。十三年來的風雨披瀝，在我 的精神視野、也是我的生命遠景裡，下列十二個字益發呈現耀眼的光輝：當下關切 、普世關切、終極關切。 王軍濤：反對運動應當與時俱進才能恢復生命力 胡平說的對，今天雖然討論的是紀念「六四」有關的精神文化問題，但實際上 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對社會的道德精神文化的局勢的關懷和評估，二是對自我精 神世界進行反思。何頻也對，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 從評估局勢看，有三種觀點。一是悲觀，共產黨極權統治造成的民族精神世界 的墮落使得民主政治改革不僅不被關注，而且即使有改革也難以成功。二是不確定 ，除了政治極權之外，還資本主義的變態發展與極權體制的結合造成的複雜局勢， 使80年代做獨立知識分子本來清楚的路徑和戰略甚至我們的政治、社會位置及努力 的目標、方向都模糊了；我們似乎迷路了。由此產生的困惑導致不自信的精神危機 ；而且，沒有榜樣和精神資源去支持我們尋求新路。三是謹慎樂觀，局勢變化確實 很大，但只是提出了挑戰，而且也提供了機會；過去的方式不靈了，需要新的思路 和素質及精神世界去迎接挑戰。 我傾向於第三種看法。我同意，中國在九十年代更墮落了；而且，這一墮落是 由於89年鎮壓後執政者面臨合法性危機蓄意造成的惡性局面。為逃避人民對其合法 性質疑，執政者一方面淡化對良心標準和堅守正義的精神的討論，並堅決鎮壓任何 抗議者或異議人士，另一方面以對精英開放包括腐敗和不公正的方式牟取現實物質 利益的機會來交換其政治支持或默許。這些客觀上造成追求良知和正義的困境，加 大了未來轉型的風險和成本。然而，這些都不是我們信心危機的充分理由。目前的 無奈感也多少與我們自身的問題有關；不應誇大我們思想和素質的落伍導致的問題 為政治上無可救藥的死局。 中國發生的政治和經濟變化，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其實，邊緣化的不僅是民 運，而且是整個80年代的政治。鄧力群等老左派比民運還難過。從更廣泛的角度看 ，不僅政治、而且80年代的其它方面的精英也都困難地應付自身發展。92年以來， 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專業分工格局、文化心態和精英群體正在興起；80年代的各方 面精英都必須適應變化，尋找新的定位與活動空間。 現在也很難說是最壞時期。春秋時期，連父子相戮的慘案和父娶子妻的亂倫在 諸侯級貴族中都有。今天的中國還不至於，李鵬還沒這麼墮落。那時真是政治秩序 、經濟秩序、道德秩序和國際秩序都崩潰了。當年孔子仍然奔走呼號，重建政治秩 序和道德秩序，而且他雖出身極重鬼神崇拜的殷商民族，卻主張以人道救世，靠人 們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良知作為道德重建的基礎。現在的年輕人也很難說更壞。除了 賓雁所說的獨立人格外，他們的陰謀詭計和干預他人的傾向要少。在政治生活中， 與他們相處比與他們前輩相處更安全，更少麻煩。我想，問題恐怕象何頻所說，還 是在我們自己身上。我這些年花了不少時間與普通華僑、留學生學者、年輕人甚至 體制內的工作人員交往。我感到，我們堅守的方向和原則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他 們承認我們的努力和堅守的價值對中國長期發展和未來進步的意義。在大陸，賓雁 、胡平仍有很高的威望和影響力；尤其是在80年代啟蒙中形成思想的人們中。多數 衝突及其問題是缺乏溝通和討論造成的誤解。只要我們堅持常識認可的美德與常識 界定的禮貌方式去善意溝通，多數人即使保留自己觀點，也會積極響應討論；甚至 我們坦率一些、激烈一些，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不認為我們面臨的危機是社會外部環境造成的，也不認為是我們有不可克服 的自身障礙。王丹已經清楚地說明在正常社會中的反對派的價值；即使在最好的政 治體制和情勢中，反對活動也有豐富人們政治選擇可能機會和拓寬選擇空間的功能 。在極權體制中，這一價值更容易被識別和承認；這是監督、反抗、制衡和結束極 權體制不可替代的力量。 關鍵是我們要有新的視野和圖式；其中，對世界及其可能發展前景、大的勢力 和政治取向、我們的位置和可能定位、我們與中國主要的勢力的政治關係的潛在合 作基礎等問題要有數；否則就會碰壁，就會有無奈感，就會在與主要勢力的發展脫 節的同時我們自己在主導大陸局勢中放逐自己出局。有了新的視野，還要有新的精 神世界和政治智能去審時度勢，制定相應的發展思路，在創造性地應用民主理念解 答中國困境問題中，滿足民眾利益，爭取民眾支持。現代化發展中崛起的專業力量 和經濟力量的專業聲譽、社會地位、收入利益與思維心態從根本上是需要開放、規 范、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和程序穩定長期地保障其利益和安全；專制社會的專 斷蠻橫和缺乏長期穩定的公正秩序，與現代精英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是相矛盾的。關 鍵是我們自己要能根據中國現實揭示新的問題、創造新的活動方式、採取新的話語 ，建立新的形像；在創造性地應對挑戰中，要以艱苦的努力自我更新素質。在這方 面，流亡有流亡的優勢。流亡者可以觀察更多的國家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可以了 解這些經驗背後的爭論與創造性設想，可以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至高點上梳理中華民 族的發展問題。 關於精神發展榜樣，我也不認為缺乏；關鍵是我們自己要去解讀和認同。從精 神平面看，我們面臨的困境不是前無古人的。「陽光底下沒有新鮮事物。」我們可 以找到許多與我們類似、甚至比我們還困難的情境，其中先哲做了心智兩全的抉擇 。關鍵是我們要去認同。首先將其困境解讀、建構成與我們類似的情境，然後吸取 他們的選擇中表現出的信念、美德、勇氣和智能。精神世界的傳承關係與社會中的 親屬關係不同，前者需要血緣聯繫，後者則僅僅只要我們真心地認同，就可以了。 古希臘在人種和文化上本來都與當代歐洲人有斷裂，但通過宗教理性、文藝復興和 啟蒙運動，當代歐洲文化不僅在地緣上，而且在文化和思想傳承上與古希臘精神相 聯繫。而地緣最相關的現代希臘反而有些落伍。我剛談到對孔子的解讀；80年代初 胡平就解讀過蘇格拉底之死。賓雁在80年代創造過一個正義的世界。只要有靈性悟 性，只要有使命感和精神追求，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值得認同的精神榜樣。有了這些 榜樣，我們會視野更清楚、意志更堅定、心地更明亮，精神面貌也會更有風采。 我想即興追究陳軍所說的話的意義。我同意陳軍的看法，我們需要更豐富、更 個性化的心靈世界和人生故事。本來流亡使我們有可能在更廣闊的時空中有更豐富 的精神資源去發展我們的心靈世界。但多數人卻簡單地限定自己的價值為反對專制 ，而遠離本土使得反抗成為空洞儀式化的表演和抽像概念化的說教，既沒有被迫害 的危險和承擔歷史的重負的形像，又喪失了具體鮮活的內容，內在精神世界也充斥 的怨恨多於愛，從而缺乏感人的精神。這是反對運動精神形像衰落的原因之一。但 陳軍對阿赫瑪脫娃的故事的意義的開掘卻可以得出兩個不同的努力方向。一個方向 是，我們需要追求高境界的精神文化世界。我們需要有超越於專制迫害強加於我們 的屈辱和比我們反抗專制的活動更寬廣的人生目標和境界。我同意這一點。我一直 不願在與專制者同樣的水準上以仇恨哪怕是基於正義的仇恨去與專制者糾纏，耗費 時間、精力和智能，而總是力圖在與各種力量和思潮就中國困境問題展開認真、誠 懇的對話基礎上建立盡量大包容性的政治溝通網絡，在我的政治努力中更多地注入 正面的建設性訴求。除了政治之外，我還力圖在各種人生困境中堅守道義、力求成 功，並希望創造具有超越政治的精神追求的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相結合的人生經歷 。 然而，陳軍的陳述中還有另外一個方向，這就是提供個性化的內心體驗的故事 。這種故事可以打動人，但這不必是、而且往往不是高尚的反對者的故事。有時候 ，關於叛徒、懦弱者和逃兵甚至貪官污吏的複雜、痛苦和可憐的複雜的心理活動， 比英雄故事更具感染力，更能打動人，也更容易贏得同情。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 這個世界的多數普通人有類似的人性弱點，從而更容易產生共鳴。在這方面，反對 運動不一定有優勢產生更豐富的精神創造。對於這樣的方向，我有點保留。在我看 來，對有精神品位的人而言，追求真善美的真誠意願和珍惜榮譽的羞恥心就可以基 本保持其人生品質；這裡不需要太複雜曲折的心理活動。而複雜、微妙的心智之間 和各種價值之間的平衡，又不是外人能容易體會到的。當然，觸及到心靈世界的一 定深度，反對運動在精神境界上比普通人甚至有專業成就的傑出人才有優勢，比共 產黨的貪官污吏就更不用說了。 總之，在腐敗叢生、社會不安全的中國，仍然需要反對運動；高速發展和快速 轉型的中國，比以往更需要反對運動。關鍵是，反對運動應當適應條件變化而自我 調整，要從80年代走出來。執政者已經在92年後調整了一次；「三個代表」與十六 大表明他們正在進行新的調整。由於意識形態、政體制度和利益結構限制，由於歷 史包袱，還由於必須對當下後果負責，執政者調整的餘地不大，速度也不會及時。 沒有人相信他們能公正解決中國現有問題，更沒人指望他們能獨自帶領中華民族建 立自由民主體制。自19世紀中葉中國被西方打開大門後，重建穩定公正的政體就是 歷史性課題。反對運動有寬廣的時空和豐富的資源去為中華民族批判執政者、提出 建設性政見、創造新的未來；關鍵是我們要學習各國發展經驗、掌握中國現實的基 礎上調整自己。 （曉河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