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吐不盡的苦水 魯 掖 欲加爾罪，豈患無詞 一九四八年秋，在寧，中共黨員朋友衛永洪(解放後任多年駐外大使)借我家隱蔽 ，我因此以「共匪」嫌疑，被國民黨保密局逮捕審查半年之久，翌年三月九日保釋 出獄，斯夜我對前妻余瑜之說：「跟我到解放區去吧，到了解放區，我們永遠也不 會失業了。」她未肯。次日找到埋葬我在獄中時死去的四歲愛兒王小培的鄰人，然 後到荒郊山坡其土塚前灑淚告別。因為孩子閉眼前說過：「爹爹還沒有回來！」不 久便獨自輾轉跋山涉水投奔已「解放」的北平，通過董必武的關係，兩日後持函見 到葉劍英市長，被分到市建局任職。受過中共多年教導正直廉潔磊落處世待人的我 ，認為中共黨員必不屑腐敗。一九五三年初，我雖還未入黨，卻被請去參加局領導 小組的支部生活。毫無世故並且幼稚的我，認為中共高級黨員必皆是「特殊材料」 鑄成的，於是將從群眾中聽到的對黨不滿的議論，在支部會上連鍋端，坦露無遺。 不到三個月，局長吳思行讓主任秘書張鳳玄轉告我：「魯掖是個沒有韁繩的騾子， 誰都踢。他入了黨還有我們的好日子過！」弦外之音，筆者不是做馴服工具的材料 ，竟敢觸碰領導。 此處不養爺，還有養爺處，我便堅決請調到而今的建工學院任教。但江山易改， 秉性難移，「魯大炮」之名旋即成為我的綽號。因為嘴巴缺個把門的，一九五五年 「肅反」，硬扯我在南京獄中有「叛徒行為」，關門批判我一個暑假，事後由於我 三次堅決不肯在與事實不符的結論上簽字屈服，與院方結下怨恨。一九五七年引蛇 出洞的「反右」鬥爭，請我出席西城區政協多次座談，並搜集我的發言，從此把我 打成「右派」。此際我稍有醒悟。原來直言敢諫即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恨自己不 是個啞巴，否則該何其平安。 打成右派之後，搞清潔掃樓道，清掃人人嫌臭的廁所，假期派去挖人工湖。為了 渴求從輕處分，胼手胝足，腰痛背酸，雙肩紅腫，滿手是水泡繭子，但院方還是給 了我一個行政最重的處分，由於我不服，學院即掛牌開除。這是我到解放區後首次 嘗到失業的澀果。 為了把我置於死地，學校又函東城區公安分局對我嚴加管制。還家不及月，還在 精神分裂狀態，突接東城區法院「談話」傳票，一到法院即開庭，將事先印好的判 決向我宣讀：「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死不改悔的右派份子魯掖判處群眾監督三年， 限三日內上訴。」讀畢，法警即把我作為一個刑事罪犯，押我到檔案室，留下雙手 指紋。我的自尊心備受屈辱，熱淚潸然而下。 這乃是我有生以來首次受到刑事處分，賜予我者是自一九三六年便對它愚忠了數 十年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 判刑後，我怒火中燒，即求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兄。他面有難色：「我不管政法 啊！」 「你不能向政法部長張文松(彭真的內弟)談談嗎？」我問。「你寫份材料吧。」 我即掏出已備好的申訴，遞給了他。 此外，我還找到四十年代就認識的現任最高法院副院長的張志讓，他也不為我申 訴，民盟中央鄧初民很氣忿，直搖頭，叫我找董必武。董老每入冬必到南方，他不 在京。閻寶航告予：「董老已到四川，可請四川省委轉信。右派的事，他能講話。 」 我正在上訴過程中，尚未定案，景山派出所就急不可待地召集街道局委會四鄰的 小腳老太太們，宣佈對反黨右派份子魯掖嚴加管制。我蹲在牆腳大樹下，以帽遮面 ，痛苦滿懷。自忖難道這就是我追隨中共應得到的報應嗎？ 此時，董必武副主席已給了我覆信，信曰：「既已上訴，耐心等待」。我想，情 況可能會有轉機。但誰知上訴不及月，中級法院的二審判決仍是「維持原判」。 數月之後，已是一九五八年春，先父在故鄉病逝之前一月，中級法院又傳給我話 。他們把事先印好的申訴判決宣讀完，向我闡述：單位已給你處分，按理不應再重 予刑罰，故此經研究撤銷一審二審兩份判決。但最使我難忘的是審判員對我幾句錚 錚有聲地宣佈：「法院是以法改判，不要以為你在黨中央認識誰，在北京市委又認 識誰！」我唯唯諾諾：「自然自然。」 這乃是親身體驗的一幕「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中共司法的鬧劇。四年之後，一直 對我關愛備至的董老及沫沙兄，通過中央統戰部及市委統戰部，囑我寫了一份申訴 ，在家裡為我摘了壓得喘不過氣的右派帽子。市委建工部長梁正中又把我的申訴， 在建工學院黨委會上通讀，然後恢復我的公職。但工資由高工降了八級，成為助理 技術員。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說我當年的發言都是正確的，從愛護黨出發的 ，但工資卻從未補發。 在中共掌心中，若不是董老夫婦對我的關注，這條命，恐怕已經揀不回來了。 二十年徒刑罪狀原來是個大鴨蛋 但好「命」不長，文化大革命初期，批鬥鄧拓、吳□、廖沫沙，公安局和學院黨 委組織火力以「假想反革命」為理由對我進行批鬥，此間他們得悉有數十人向我借 過錢，查出我有一筆遺產，公安局便在錢上做文章，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 城檢察院突然以「高利貸」的罪名，把我從學院請到西城公安局獨門獨戶寄押，當 天到我家搜查，萬餘元的定期存款存單，數千封信函及所有的《日記》等統被搜走 ，迄今未歸還我！此外，還拆了我長年不用的一盤爐灶，看有無發報機。 在分局沒蹲多久，又轉到專押政治犯的「功德林」監獄，仍是獨門獨院，晝夜由 十三處處長等三人輪番審訊，皆被我一一駁回，他們未撈到一根稻草，但不放人。 被捕後翌年，案子尚立在檢察院，景山街道辦事處黨委在康生的侄子策動下，沒 收了我前後院十八間房子的全部財產，兩代積存的唐宋元明清的文物字畫數百件， 單是齊白石的就有十餘幅，其中還有為我提款的，藏書四五千冊，查收檔案中記載 著劊子手康生、陳伯達及汪東興多人皆在我的收藏中各取所愛，最後，只有汪東興 取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一百六十冊連同書箱在一九八二年歸還了我。其餘被國 營中國書店、文物商店拉走的圖書文物，尤其是文物字畫多被私分，迄今多未歸還 ，至於數十件硬木花梨几案，家用電器等，既不退還，也不告知下落。 一個基層黨組織，可以明火執仗地抄家，三十年來無人追查原物及責任，還層層 包庇遮掩，真可謂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矣。 關押了九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冬，北京西城區法院派人到山西臨沂看守所，向我 宣讀「刑字第五十九號」判決書。檢察院既未對我起訴，又無任何原告，甚至連審 判員的名字也沒有一個，這份判決該由何人負責？ 以「高利貸」罪名定性的我，一躍而成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徒刑二十年，剝 奪政治權利七年。罪名、罪狀如下： 一、「偷聽敵台廣播」。 二、「無恥吹捧帝修反」。 三、「書寫大量反動日記」。 四、「惡毒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 五、「三兄系蔣匪軍官，一九四八年逃往台灣」。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三哥王 貴譽一九四九年春在滬，隨國防醫學院遷台北，臨行前還到南京獄中向我告別：「 我捨不得那些精密儀器，定要隨校遷台。」他編著的《微生物學》，至今仍是台灣 大專院校的教材。明明是位教授專家，不知何時成為「蔣匪軍官」。 六、「思想極端反動，一貫堅持反動立場」。 上述罪狀可謂條條冤枉，特別是最後一條，最令人啼笑皆非。解放前，為追隨中 共，我被戴著「紅帽子」，到處被開除、通緝、坐牢，顛沛流離，讀復旦大學土木 工程系時，還是拿著《新華日報》特約通訊員的固定稿酬攻完的。建國後，一九五 零年為支援朝鮮戰爭，不僅與蘇聯專家跨過鴨綠江勘探軍用機場，還率領七零七工 程隊，幾乎踏遍黑山白水的空軍基地。一九五一年曾捐獻了全年工資為志願軍購買 飛機大炮。在數千援朝的中央幹部中，我是唯一的高級工程師。未料一進牢房竟成 為「思想極端反動，一貫堅持反動立場」的「現行反革命」。 審判員徐光為顯示辦案能力，不僅把我打成反革命，還捏造我「投機倒把放高利 貸獲利三千七百六十五元」。真是煞費苦心。徐光還令鼓樓中學對我的妻子開批判 會，他們呼喊口號，標語貼到家門：「反革命魯掖是三家村死黨的馬前卒」、「包 庇反革命罪大惡極」等。進而把她傳訊到區法院，從早到晚進行逼供信，直到遵照 徐光所擬好的罪狀，簽名按手印為止。然後又令學校讓她下放勞動。為了與我劃清 界限，她乃提出離婚。離婚後，即因鬱悶自疚經不起考驗，患半身不遂。現業已辭 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級法院改判釋放我時，這筆虛構的數字，一字未動；至於 反革命，則改為「大部分證據不足」。我當夜提出質疑：「不管是反革命，還是經 濟問題，請出示證據，使我清楚犯錯誤的根源，以便今後改正。」 「拿出證據你能承認嗎？」 「有人證物證我能不承認嗎？若無證據，為什麼我要承認呢？」 「你是鐵嘴鋼牙，今天是釋放你，不跟你辯論，你不服可以繼續上訴，休庭！」 「請問，我的工作單位已把我開除，老婆為了劃清界線已經與我離異，我無家無 業，讓我回到何處去？」 「你的女兒在外面等你，接回你的老住處。」 我被臨時收容在已離婚的妻子的套房內，被捕時三歲的幼子已讀高中，為了和我 「劃清界線」，喊我「勞改犯」、「反革命」；我難以容忍，不願和他們住在一處 。三個月後建工學院准我上班，於是居圖書館辦公室，後煩請周恩來生前英文秘書 老友羅清說項，市裡批我一套三居室，但到了市房屋落實政策辦公室的那些「房老 虎」手裡，卻給變成三十平方米的二居室。我只因為地點交通尚方便，並未爭執。 馬拉松式的申訴 出獄後第三天，我便囑三子王小懾騎車把申訴送到高院收發室，要一個回條，高 院門房問：「這是誰的申訴？」「我爸爸的。」「你爸爸是誰？」「魯掖。」 「啊！魯掖！他出獄啦，他的申訴我們背都能背下來啦，要什麼收據，我們從不 寫收條。」 我同時走訪董老夫人何蓮芝，把我的申訴轉陳最高法院江華、鄭紹文二位正副院 長批示。 半年後，高級法院「刑監字第三零八號」判決，這是我案第四次判決，對「證據 不足」的「反革命」，一筆勾銷；對高利貸、投機倒把改之罪說成「獲利三百一十 一元，沒收」。但未指出獲利的原委。 我仍不服，申訴請指明來龍去脈，等了兩年，一九八一年八月，下達一份裁定《 通知》：「原判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你申訴無理，予以駁回，今後如再來信，不 再答覆。」我依舊申訴，請說明三百一十一元的過程。 一九八五年「高刑監字第六十號」第六次判決又鬆動了一環，改說：「放高利貸 、投機倒把獲利三百一十一元，情節顯著輕微，構不成犯罪，宣告無罪，三百一十 一元予以沒收。」 我仍然不服，三百一十一元既然構不成犯罪，何以沒收？請依法退還。直到一九 八八年五月，「高刑監字第四十三號」第七份判決，終於改成「將魯掖的三百一十 一元予以發還」。這才徹底還我清白磊落坦蕩的一生。 我嚥著感傷的淚水在泣訴，在我尺餘厚的一生的檔案中，數十冊日記中，公檢法 三家未找到我任何瑕疵，毫無罪行可言，甚至未犯任何錯誤。愚忠於中共終生，僅 僅是因為直言敢諫，好提不同意見，好管閒事，打抱不平，竟被兩次判刑，然皆未 成立罪名。最後一次由於放「高利貸」，關在牢裡九年後竟升成「現行反革命」。 一個判刑二十年剝奪公民權七年的大案，最後是個大鴨蛋，如此審判員慘害良善 不知該判刑否？ 冤案從被捕、判刑、申訴、共下了七份判決、裁定，總共拖了二十三年，才徹底 平反，不但無冤獄賠償，且沒收本人全部財產多數不退不賠。不知可否榜列《吉尼 斯世界大全》否？！ 法官徐光是貨真價實的罪犯 一九七零年三月審判我的法官徐光等三人到山西臨汾三監提審我，正值監獄客滿 ，擬將我與另外十餘人押到臨沂縣關押。 徐光等審訊我時，對我進行了九天九夜的逼供，他們問道：「你那十幅日本春宮 絹畫來自何處？」 「是友人董蘅一九五三年隨夫去東京時托我收藏的。」他們的筆錄應該寫得一清 二楚。 我出獄，看到我的抄家沒收檔案，未記載這十幅日本文物「春宮絹畫」，乃請西 城區法院及檢察院，包括市檢察院查閱當年審訊檔案，請徐光交代這十幅「春宮絹 畫」她是在何時何地看到的，看完交給何人何處？但他們自上而下，層層 包庇，皆推諉「查無其事」。我要求共同核閱有我簽名按手印的口供，答：「不能 給你看」。我敢肯定，這十幅珍貴的日本文物，是徐光偷去了。 執法者為了私吞無辜者財物，巴望物主一死了之，乃羅織罪狀，重判我二十年徒 刑，欲置我於死地，如此膽大妄為的徐光，至今卻安然無事！ 我的全部萬多元的定期存款及數千元公債等，最後也皆落入徐光手中，單是十幾 年的定期存款利息就不止萬元，我向各級法院催問，一概置若罔聞，從無人向我做 出明細交代。 居委會主任趁機發財 由於解放後父親給了我一筆財產，還買了房子，加上我的勤儉刻苦，同時工資又 高。我的住房是北京唯一有雙層玻璃窗一層紗窗的磚瓦房，前後兩個院落，三套衛 生設備，全院方磚鋪地，有幾十棵花果樹木。 一九五四年董必武的幼兒八歲的董良翩隨其母何連芝到我家做客，歸去向董老說 ：「爸爸，咱們跟魯掖叔叔換房子吧，他家比咱們還闊。」 文革伊始，我居住的東板橋居委會主任劉玉珍(黨員)，便拉一幫地安門中學的紅 衛兵抄我的家，封上所有不住人的房子，鑰匙握在她手裡，她可以隨時開鎖取物， 首次拿走的便是我的德國照相機，我的孩子們聽廣播的「飛利浦」收音機，她話沒 說一句，當著我家人面便搬走。 一九六七年沒收我的全部財產都由她經手，應該問問她，我的全部硬木花梨傢俱 數十件及進口席夢思床三件都給了誰？我各屋掛的張大千、齊白石諸大師的國畫及 油畫、水粉畫二十多幅，其中還有俄國名畫家列賓的一幅油畫，沒收檔案皆未登錄 ，還有董老為我親筆贈詞的兩軸等，不勝枚舉。這些價值連城的文物下落何處，劉 玉珍心裡都清楚。 以上各條，說來說去，只能證明一點：共產黨是強盜！ 這篇哭訴，僅是我無數磨難中的部分縮影，尤其對有法不依的各級法院，我受的 罪太多了，我有吐不盡的苦水，其實，我明白，在大陸，像我這樣遭冤枉、受苦難 的人太多了。我誠心地祝願中國早日廢除專制制度，讓人民擺脫災難，真正享受民 主、自由、人權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