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憲章》之我見 (北京) 李曉平 近讀《和平憲章》[1]，有三點看法願聞達於世。 一、《和平憲章》是對中共言禁的一次正面挑戰和群體衝擊 眾所周知，中共在經濟領域允許並施行變革，而在政治領域則堅持「三禁」—— 言禁、報禁、黨禁，拒絕多元化民主政治，以確保「社會主義旗幟在中國不倒」。 這種意願，從根本上說來，是實現不了的。但到目前為止，似乎還行得通。人民對 言禁的衝擊雖然空前放肆，但總體上還停留在私下和非正式場合。在公開或正式場 合，則一般是打擦邊球，或是運用春秋筆法來表示不恭。嚴格說來，對言禁的正面 挑戰還寥若晨星，屈指可數：如勇敢地向國際社會表達自己真實感情和見解的許良 英[2]、於浩成[3]、丁子霖[4]、蔣培坤[5]；如雖還被「剝權」但卻無畏地對當局 嘻笑怒罵的魏京生[6]；如在西安公開出版《東歐：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書的馬 少華(現在關押於西安公安局看守所三排一室)[7]。與上述數例個體衝擊不同，《和 平憲章》是一次鄭重其事的群體衝擊。它以憲章的莊嚴形式較為系統地提出了一系 列不同政見並簽署真名，公諸於世。《和平憲章》的出現，再次有力地向世界昭告 了慘遭八九鎮壓後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客觀存在，表明了一部分中國人對世界主 流文明的認同和決心推動中國和平演變、走歷史必然之路的勇氣。此外，《和平憲 章》活動本身，還有衝擊黨禁的味道。因此，《和平憲章》活動的歷史意義不應低 估。它被法新社評為一九九三年中國十大新聞之一，是可以理解的。 二、《和平憲章》著眼於政治制度的和平變革是極為可取的 《和平憲章》指出，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必然要求實行多元民主政治，而從一元 化專制制度走向多元化民主政治的歷史性變革，存在和平方式還是暴力方式兩種可 能性。如果以暴易暴，再去推翻幾座大山，則將使中國歷史「重蹈近百年來的惡性 怪圈」。《和平憲章》鮮明地肯定了和平進行政治變革的歷史性選擇，摒棄「攪它 個天翻地覆」的農民起義現代翻版，將關注的焦點落在政治制度的轉型上，這無疑 是十分可取的。它反映了中華民族有志之士得之不易的可貴共識，它將使海內外民 運人士中想當「小毛澤東」、再過一把農民造反癮的人顯得更為孤寂。 三、《和平憲章》之迷誤是根本性的 《和平憲章》的出現十分顯眼，但其誤區亦極為突兀。 它的誤區可用一句話來概括，這就是：真誠希望大陸能實現和平的政治制度變革 ，但卻提出了一條最不切實際、最無實現可能、最不理性的途徑。 它的誤區集中體現在「兩個唯一主導」上，及「《和平憲章》極端重視和尊重這 樣一個事實，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能主導大陸和平地完成從一元化轉型到多元化民 主政治的主要社會力量」，和「我們堅信，本憲章主張在現政府主導下實現程序化 的和平變革的精神，不僅符合中國人和大陸政府的最大利益，而且是當代中國唯一 理性的抉擇。」可以看到，《和平憲章》的迷誤不是發生在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 一些步驟」上，而是發生在基本事實的認定和根本的戰略抉擇上。 在我看來，我們應當極端重視和尊重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共及其政府是決不願意 、也決無可能主導大陸政治制度的和平演變的。我們應當相信，在現政府主導下實 現政治制度的和平變革，是當代中國除以暴易暴之外最不理性、也是最為烏托邦的 歷史抉擇。 道理並不複雜。從中共賴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概念——共產與一黨專政來看，它是 從根本上反對和抵制和平演變的，更遑論由它來主導和平演變了。從中共目前的基 本實踐來說，它也仍然是努力反對和抵制和平演變的(雖然輕易不聲張)。至於經濟 領域的變革，則既出於維護自身統治的無奈，又是以「改善社會主義制度」為宗旨 。它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條路線，不能認為是說說而已。它的確是以此區別 於「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變革，並以此對自己的隊伍 作最後的維繫[8]。我認為，在經濟領域中，中共及其政府也沒有主導經濟制度的和 平演變。當然，這種吃市場經濟之藥，救公有制為主體之命的做法，將在客觀上產 生越來越偏離宗旨的巨大歷史效應，並將不以中共的意志為轉移，衝破底線而導向 經濟制度的質變。但我們據此能說，是中共及其政府在主導著經濟制度的和平演變 麼？我們最多可能說，中共萬般無奈放出了潘朵拉盒子裡的市場經濟之魔，結果騎 虎難下，身不由己地參與了經濟制度的前期和平演變進程。 說得更清楚一點，計劃經濟實在撐不下去了，總得換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萬 萬搞不得的，只能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者結構上的根本區別是什麼？前者 是私有制為主體，後者是公有制為主體。這一條若不咬住，哪還有什麼馬克思主義 ？哪還有「共產黨」這個黨？但死死咬住這一條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不管是優是 劣，堅持公有為主」。而市場機制是什麼？是「不管姓公姓私，只能劣的被淘汰」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八個字中，前面四個與後面四個是內在衝突，針尖對麥 芒。鄧小平喜歡在死胡同裡走出路來[9]。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條死胡同走不出去 。要出去，搞拆遷。把「公有制為主體」這座破落四合院拆除，前面就是市場經濟 的康莊大道[10]。不過，胡同裡這一段也不算白走。歷史地看，共產黨是參與了經 濟制度的前期和平演變進程。雖然它決不認為是。 現在，我們能期待中共及其政府有誠意再吃民主自由之藥，救一黨專政之命嗎？ 或者，我們竟能進一步期待，中共及其政府會如《和平憲章》所說，「自覺順應歷 史發展規律」、吃民主自由之藥，善一黨專政之終，來個安樂死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說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共為改善一黨專政，曾經表現出 某些誠意，吃過一點民主藥，進行過一些帶有實質性意義的政治改革的話，那麼， 當東歐巨變和前蘇聯的演變揭穿謎底之後，即揭示出任何這一類政治改革將不是改 善一黨專政，而只會加速其消亡之後，中共就完全打消了這個念頭。事實上，誰要 在黨內重提這個念頭，誰就會立遭滅頂之災。 此念既消，中共現在執著於經濟改革、政治照舊的既定方針，與金日成、卡斯特 羅聯手堅拒多元民主之洪水猛獸，硬著頭皮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道路」來。上述方針是中共視為得意之作的拒變、應變之招。而就中共的本質與素 質來說，走到這一步，也的確是到頭了。怎麼能夠設想，以中共為代表的這支社會 力量，會以人民利益為重，在社會民主進步力量還沒有壯大到對其兵臨城下的時侯 ，會開啟政治制度的和平變革？怎麼能夠認為，大陸當局居然會有「駕馭歷史性變 革的宏大氣魄」，會從速制定實施使自己善終的戰略措施，從而創造出自己能對此 過程加以控制和調節的條件？ 《和平憲章》誠摯地籲請當局「拿出」那樣的氣魄來。依我看，當局非不拿也， 乃沒有也。如此，則千呼萬喚亦白搭。其實，不要說中共，就是比中共素質稍好的 原東歐各執政黨，又有哪一個神奇地擺脫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主導了其國家政治 制度的和平演變呢[11]？表現最佳的，也就是當社會民主進步力量兵臨城下時，趕 緊拋棄「四項基本原則」，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更名換姓，更弦易轍。這哪是 主導？完全是被巨浪捲著走罷了。 綜上所述，中共決不是主導大陸政治制度 和平變革的力量，當然更不是所謂「唯 一」的主導力量。主導大陸政治制度和平演變的，將是民間和黨內的民主進步力量 。絕大多數前共產黨國家，在民間和黨內民主進步力量的主導下，已經先後勝利地 實現了政治制度的和平演變。因此，有理由認為，中國大陸實現和平演變的前景是 令人樂觀的。當然，同樣是和平演變，其負面影響各有不同。作為後來者，我們應 力求將制度變革的負面影響降到盡可能低的程度。這樣，作為變革主導力量的一方 ，就必須堅信自己的理性抉擇，頭腦清醒地肩負起這一史無前例的任務，拿出駕馭 歷史性變革的宏大氣魄，從訴諸和喚起公民意識入手，從伸張和捍衛基本人權做起 ，從速制定並實施從一元化到多元化、進而建立和健全民主政治的戰略措施，通過 自下而上的組織活動，有理有節地、全方位地創造出使大陸的政治制度轉型過程盡 可能不失控的基本條件。 我們對中共及其政府亦有呼籲。呼籲他們對民主進步力量的基本方針來一點新思 維。這個基本方針是：不是打倒共產黨，而是取消共產黨的特權地位，不是利用人 民奪取政權，而是讓人民通過大選來組織政權。呼籲他們在不可抗拒的和平演變來 前，不要作困獸猶斗狀；對專制控制力度日益減弱的狀況作淡化觀。呼籲他們抓住 最後幾年的機會，在建立公司制度、改造國有大中型企業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方面 盡可能與國際標準接上軌。中共及其政府若能對上述幾點呼籲作出善意回應，將可 望善終矣。 注 釋 [1]《和平憲章》起草人和首批簽署人為：周國強、秦永敏、宋書元、楊周、劉念春 、陳旅、李海、錢玉民、沙裕光。簽字時間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數日後， 秦永敏和楊周被當局關押。楊周於十二月三十日獲釋，秦永敏被公安機關決定勞動 教養二年。 [2]許良英：《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思考》，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六月香港出版的文集《 中國的良心——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 [3]於浩成：《論人權及其法律保障》，發表於《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號。 [4]丁子霖：《給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非政府組織會議的書面發言》，一九九三年六 月十七日。 [5]蔣培坤：《致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米歇爾先生的信》，一九九四年一月六日。 [6]魏京生：The Wolf and the Lamb，《紐約時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7]馬少華：《東歐：一九八九—一九九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 月第一版。 [8]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頁、149頁、158頁、172頁、181頁、1 90頁、195頁、204頁、241頁、311頁、321頁、326頁、344頁、372頁、。 [9]鄧小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鄧選第三卷，第148頁。 [10]李曉平：《也論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發表於《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十 一月號。作者在該文中，以最寬容的理解，指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線生機： 在堅持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前提下，使公有企業成為優者，從而自然形成公有制 為主體的所有制格局。當然，作者也同時指出這一奇跡斷難出現，並正告中共當局 ：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不要象「四人幫」那樣，來個寧要社 會主義的草，不要市場經濟的苗。 [11]原蘇聯共產黨在戈爾巴喬夫任總書記時，曾經勇敢地、步履蹣跚地主導過一段 政治制度的和平變革。這是一個可貴的不可多得的特例。以中共之素質，乃不能望 當年蘇共之項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