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真偽有誰知 ──關於貝利亞 吳小龍 　　我一直對俄羅斯的一切懷著一種深深的興趣和關注。我甚至感到，在這裡用「 興趣」這個字眼未免份量太輕了──那是一種情不能已的神往和注視，既包含著一 種情愫，也包含著許多思索。這當然不無原因。這種情感的培育首先得之於俄羅斯 文學，那種略帶幾份憂鬱的浪漫深情，像冬原的白霧一樣，處處籠罩著你的心靈； 還有俄羅斯知識份子那種要為全世界受難的彌塞亞精神，也是一種能使人深受感染 的悲劇性的哀傷；魯迅說過，俄羅斯式的知識份子，中國還沒有；他也一定是感受 到了一點什麼……而這一切，在二十世紀初卻統統轉化為一種狂熱迸發出來的獻身 精神和意志，突然之間改變了世界歷史。當這一切在二十世紀末又突然收場的時候 ，除了令很多人黯然神傷之外，它又留下了更多的思索。對我們來說，「十月革命 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一種主義之後，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就又與俄羅斯多 了一層解不開的糾葛和聯繫。不說別的，就說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牽動 著幾代多少中國人深情的青春回想。一首歌曲在異國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恐怕是歷 史上少見的。我不知道它在本國是否也如此令人難以忘懷，對我們來說，與其說它 是俄羅民歌，還不如說它是中國民歌。總之，我經常對友人說，我喜歡俄羅斯的一 切──除了史達林和克格勃。 很自然，貝利亞因此成了我最厭惡的一個人物。予生也晚，當我在六十年代後期 開始對蘇共黨史略有所知時，中蘇已經交惡，連官方都已經不必附和蘇共的說法了 ，我也是既不會有對這個「人民的敵人」的刻骨仇恨，也不會相信他是什麼「英國 間諜」的神話了，但我還是對他有惡感：這是一個宮廷弄臣和殘暴的秘密警察頭子 。在家裡保存的五十年代的報紙中，我看到了一張史達林死後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完 整陣容：上方是一張略大的馬林科夫像，一付癡肥的平庸官僚嘴臉，但似乎還是個 老實敦厚的人；底下是三排略小的政治局委員像，從帶夾鼻眼鏡，頗有學者風度的 莫洛托夫，到光頭而目光炯炯，頗顯精明的赫魯雪夫，到一副黨務官僚嘴臉卡岡諾 維奇，以及一看就是呆板的技術官僚的薩布羅夫和別爾烏辛。其中也有貝利亞：說 實話，我的感覺是他在形像和氣質上都與希姆萊相似。那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對此 也很有興趣，而且有著非凡的記憶力，從歷屆蘇共中央政治局到阿爾巴尼亞勞動黨 中央政治局，所有委員的名字他能倒背如流，我要是忘了誰的任免情況，就找他核 實──談論這個話題，似乎成了我們的略有別於環境和同時代人的一種知識遊戲和 精神享受。那時我們都已讀過《史達林時代》和《赫魯雪夫主義》等書，已經從史 達林「大清洗」的可怕事實給我們造成的思想震撼中平靜下來了，似乎也開始思考 那個制度的問題了，而我們，一樣不喜歡貝利亞──就因為他是秘密警察頭子。 我對蘇聯秘密警察頭子的印象由於兩個人而開始有所改變：一個是謝列平，一個 是安德羅波夫。前者在五十年代後期由團中央書記接掌克格勃，同時是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年輕、強幹，而且雄心勃勃，頗有生氣；大約是鋒芒太露了吧，終於 被那個習慣於平庸和順從的體制視為異端，斷送了前程。赫魯雪夫後來把他調離要 害部門，讓他當了擺設式的全蘇總工會主席。六十年代，有一次他率工會代表團訪 英，受到英國工會領袖的抵制，理由是，他從未領導過工人對官方或者資方的罷工 鬥爭。要求蘇聯式體制國家的工會主席領導工人對政府的罷工鬥爭，這聽起來真讓 人覺得搞笑。當然，這種尷尬並沒有妨礙謝列平繼續當他的「工會主席」。比起謝 列平來，安德羅波夫就可以算「政治上成熟」得多了，他韜光養晦，從來不與黨的 路線和最高領導作對，直到自己登上最高寶座。一個西方學者曾指出，在史達林式 的專制集權制度下，政治接班問題永遠無法按法製程式順利解決，總是充滿詭秘的 宮廷權術色彩，既定的接班人從來無法成功地入繼大統，而最後的結局不外兩種： 一是平庸的、對大家都沒有威脅的中性人物上台；二是有軍方和秘密警察支援的鐵 腕人物。這似乎是一個規律。在蘇俄歷史上，馬林科夫屬於前者，而後者，由秘密 警察頭子成為一把手的，至少有安德羅波夫和普京二人。安德羅波夫上台後，結束 了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蘇聯的政治改革開始起步，雖然他天不假年， 一年後就病死了，但為其後的戈巴契夫改革揭開了序幕。安德羅波夫不但政治上相 對開明，致力改革，而且個人頗有文學修養，愛寫詩，喜歡西方音樂，富有幽默感 ，為蘇共領袖這一角色添上了一點人性化的色彩。有一個頗能說明這一點的細節： 在一次官方宴會上，他看到對面坐著一位著名藝術家，就斟了一杯酒遞過去，這位 藝術家發現為自己遞酒的是克格勃主席，略為遲疑了一下，這時安德羅波夫微笑著 對他說：「你最好還是接過去，克格勃有一雙很長的手。」 由於克格勃的惡名，這 話聽起來幾乎像一種恫嚇，至少有點黑色幽默，但也還不失一點自嘲的風趣，而自 嘲，至少是某種程度的智慧的體現。我因此開始喜歡和注意這位克格勃，但那時我 還沒想到，安德羅波夫還有一位更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前任──貝利亞。幾乎可以說 ，直到蘇聯解體之後，貝利亞才開始得到公正的評價，歷史才開始還他本來面目。 近年來，已有不少涉及貝利亞的論著在國內翻譯出版了，如《元帥和總書記》、 《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我的父親貝利亞》等，尤其是後者，雖然作為貝利 亞的兒子，作者在敘述中的感情色彩顯而易見，但還是能為人們瞭解貝利亞提供一 個獨特的角度和大量的材料──當然，從某種意義上看，所有歷史人物的親屬所寫 的東西，都不能作為信史，但具有史識的研究者是可以從中得到最有可信度的、無 法編造的細節的。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從來不可能完全一致，在目前的嚴肅學術著作 中對貝利亞也同樣還各有褒貶，但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在前蘇聯的歷任克格 勃主席中，只有兩人，貝利亞和安德羅波夫，是至今「仍然令人真的感興趣，使人 進行討論，讓人覺得他們是豐富多彩的人物。」（《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 ─既因為他們的能力、個性和人格，更因為他們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主張。 　　現在披露出來的許多事實，與過去由蘇聯官方、各種回憶錄作者（包括赫魯雪 夫、朱可夫和史達林的女兒等等）和歷史研究者所塑造的作為一個陰謀家、宮廷權 術的受益者和可怕的秘密警察頭目的貝利亞的形像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注意的至少 有這幾點： 　　一、史達林死後他最早提出反對個人迷信。儘管貝利亞的兒子謝爾戈的回憶錄 中提到的貝利亞多次與史達林的意見分歧和私下對後者的評論和批評不足以作為這 一點的充分證據，儘管貝利亞也沒有這一方面的系統理論（他在史達林死後幾個月 就被處決），但在米高揚指控他「在史達林死後的最初日子裡就主張要反對個人迷 信，」卻從反面透露出正面的資訊。同樣，他的另一些帶有「解凍」性質的主張， 政治改革和黨政分開的主張，也是通過對他的指控（「破壞黨的領導」）而為人所 知的。 　　二、史達林死後他立即著手制止和平反冤假錯案，首先是平反了作為史達林即 將開始新一輪清洗的信號的「克里姆林宮醫生案」（當時的每個蘇聯領導人心裡都 明白，只要史達林再活一段時間，他們當中就沒有一個人能活下來），接著，在他 倡議下，1953年蘇聯又實行了大赦，從監獄、集中營和流放地釋放了大批無辜者， 這是直接的解凍回春的信號，是一件深得人心的事。後來為此加給他的罪名是「釋 放刑事犯，有意破壞國家穩定」和「騙取廉價的榮譽。」不但如此，在處決他後還 把史達林的一系列清洗算到他頭上，這位前秘密警察頭目順理成章地成了這些血腥 罪行的幫兇，乃至發起人。這一點，赫魯雪夫後來說得很坦率：「甚至當我們在審 判貝利亞之後已經瞭解許多情況的時候，我們對黨和人民還是作了不正確的解釋， 將一切都算在了貝利亞頭上。對我們來說他是個合適的人物，於是為了開脫史達林 的罪責，我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這是赫氏在自己同樣被他的「黨」清洗之 後的晚年說的老實話，而在1953年對貝利亞的清洗中，他則是毫不猶豫地為了「黨 」的利益和他自己（以及其他官僚權貴）的利益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的。 　　三、貝利亞在經濟、軍事、民族等問題上都提出了一些觀點，如，根據蘇聯地 域遼闊，各加盟共和國各有其農業傳統及特點的情況，提出有的地方不能搞集體農 莊──這成了他「陰謀破壞集體農莊制度」的罪行，他主張縮減軍費，用於發展經 濟；主張擴大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多用地方民族幹部而不能搞大俄羅斯民族主義。 這些，現在看來全都對。戈巴契夫就是在為時已晚之際準備在1991年8月20日與各加 盟共和國簽署擴大其許可權的新的聯盟條約前夕，在「8.19"被反對改革的黨內保守 派軟禁的，而這一政變直接導致了蘇聯的崩潰解體。貝利亞提出的這些問題，涉及 的面如此之廣，其政策主張顯然不可能在史達林死後的一兩個月內就統統突然形成 。憑這一點，也就可以看出貝利亞平時確實早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見地。 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斯拉夫問題和德國統一這兩個重大國際問題上，貝利 亞提出與鐵托修好的主張並受命起草相關文件；他還主張德國應該實現統一、中立 ，認為這是對蘇聯最有利的長遠之計，而駐軍東德則會成為蘇聯沉重的負擔。今天 的俄國歷史學家把這些稱為貝利亞的「先見之明」，這確實應屬先見之明。這個先 見之明比後來赫魯雪夫與鐵托修好早了三年，比戈巴契夫從德國撤軍，促成兩德統 一早了三十多年──戈氏因此舉在西方世界贏得廣泛的聲譽與好評，而貝利亞為此 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當然，有一頂帽子這三個人都能分享：背叛社會主義和無產階 級國際主義，向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給貝利亞戴這頂帽子的是赫魯雪夫，給赫魯 雪夫戴這頂帽子的是中國人，而等到老戈之際，我們宣佈不出頭、不爭論了：「尊 重各國人民的選擇」──由他去吧。世界真奇妙! 　　在英明、偉大的領袖史達林同志死後，在他所指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同志短暫 的過渡之後，尼基塔.赫魯雪夫同志開始了他的「解凍」和改革過程：批判「個人迷 信」、強調恢復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有限度地平反冤假錯案、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這就是後來為我們敬愛的毛澤東同志所深惡痛絕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現 在看來，這些都是貝利亞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而且其程度遠不及貝利亞所主 張的。 既然赫氏所做的這一切都與貝利亞的主張相近，何至要同室操戈，以極刑處 置貝氏呢（據考，對他的「審訊」、處決採用了蘇聯歷史上最嚴厲的程式──超過 了史達林對布哈林、李可夫、季諾維也夫等所有人的嚴厲程度，為蘇聯歷史上僅有 的兩次之一；而且，從此以後，蘇共的黨內鬥爭中再也沒有殺害過失勢者）。這只 能說明蘇共歷來黨內鬥爭的殘酷性和野蠻性。（毛澤東對此就很有看法，並提出我 們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如劉少奇、賀龍、彭德懷就都不是被「處決」的 。）一位法國歷史學家對貝利亞事件的解釋是這樣的：「……除掉貝利亞是否意味 著向『非法狀態』的倒退？抑或正好相反，這是走向法治和緩和警察制度所採取的 又一步驟？確實，這一事件的意義就像史達林死後貝利亞所扮演的角色一樣難於確 定，既可以解釋為權力之爭，又可以認為是『解凍』的開始。除掉貝利亞的情況， 未經真正審判的槍決，故作姿態的偵察，按照史達林時期的傳統而對他提出的虛假 指控，這一切都證明了1953年夏天政治局勢的複雜和由非法狀態轉向合法狀態的難 度。國家安全機構的強大力量使貝利亞的對手們除了密謀和立即處死他別無選擇， 這就使得他的擁護者們沒有機會能夠預先組織對付密謀活動。但是，考慮到貝利亞 權力的廣泛基礎、他的實際威信以及制度本身至今仍一直不斷強調的自己對法制的 熱衷，貝利亞的對手們不能夠承認他們僅僅是除掉了政治警察的可怕頭子，而且此 人還戴著可敬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假面具。」這個分析實際上只指出了蘇聯黨內權 力格局和權力鬥爭的複雜性，說明了在史達林近三十年的血腥清洗餘悸還重的情況 下，誰都有可能為了自保而在權力鬥爭中「防衛過當」，採取過激手段──尤其是 當自己的政敵手中掌握著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機構的時候。但還有別的問題。至少 ，還有一個權勢集團的既得利益的問題。 　　很明顯，在獨裁者去世後，在一群都不享有那種絕對權威的繼任者形成的格局 中，某種程度的「解凍」和走向某種程度的「法治」是必然趨勢；即使除掉了「自 由派」之後，上層官僚也仍然不得不朝這個方向走幾步。但這一切必須以不損害他 們的既得利益為前提──須知，在起義、內戰、饑饉、外來干涉等種種艱難危險都 過去之後，在長達三十年的統治中，尤其是在大清洗把最早的懷抱浪漫的革命理想 的老布爾什維克消滅殆淨之後，在黨內鬥爭中以告密、整人、阿諛、逢迎等方式爬 上官位的不再有獻身的理想的上上下下各層官僚，已經是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既得利 益群體，他們和那個制度已經融為一體，幾乎是靠著那個制度的弊端──專制、腐 敗，來攫取自己的利益的。任何改革，一旦觸及他們的這種根本利益，他們是會以 命相拼的。因此，為了這種利益，太快、太徹底的改革步伐是不允許的──既是其 利益不允許，也是那個制度的承受力所不允許。絕不能搞徹底的改革。然而貝利亞 犯了這個錯誤，戈巴契夫也犯了這個錯誤，結果，一是貝氏個人的死亡，一是制度 的死亡。的確，貝利亞的改革構想太大膽了，步子太快了，他居然認為要召開黨的 代表大會，「要公開以史達林為首的黨的路線」，黨的「最高領導層應當對所發生 的一切向人民負責」；他居然還要求「應當從我們中央主席團全體人員開始，我們 報告自己的工作，揭露黨的路線錯誤，然後聽聽大會怎麼說」，他甚至準備下台： 「如果大家一致認為要換掉我們，那就換掉吧，屆時取代我們的將是一些年輕人， 他們一定不會重犯從前領導者難再迴避的那些錯誤。」這真是太善良的願望，太美 好的理想，豈止是要「年輕化」，連「改革和公開性」都已經呼之欲出了──而這 是在戈巴契夫之前三十年。如此看來，貝利亞的死因就在這裡了：他太早提出了徹 底改革的要求。比較貝、戈二人的命運，我們看到，太早提出的改革思想會斷送思 想者，太晚實行的改革措施會斷送實行改革的社會。歷史是如此的殘酷！ 　　據貝利亞兒子的回憶，貝利亞的妻子當時勸告他要謹慎：「想一想吧，拉夫連 季，這會是你的盡頭。」她當然沒有想到這是貝利亞生命的盡頭。據說當時的主席 團成員「一致同意」了貝利亞的觀點，因為他們知道，說歸說，「大家永遠不會去 冒這個險」，誰要是說了還真練，他就是死路一條。「在當時國家領導人的眼裡， 這種舉動當然是輕率之極的行為」。──用這一體制下的行話，這叫做「政治上的 不成熟」，連戈巴契夫這位改革家，都用這種話抨擊過在改革上比他更激進的葉利 欽。我很難想像，在那種體制中混到如此高位，而且掌管秘密警察的貝利亞，政治 上會「不成熟」；只有兩種可能：或者他也只是想說說而已，是一種虛偽、一種偽 裝──為了他的權術目的，那他就不是「不成熟」，而是太「成熟」了；還有一種 就是他還堅信、或者還殘存著某種理想，所以真想為此去做，那就確實是「不成熟 」了，在那種獨裁體制下，凡懷抱某種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沒有不以悲劇終場的，例 子不勝枚舉。但似乎也恰恰因此，這種還有些許理想的失敗者也就能在民眾中喚起 敬意，並在歷史中死而復生。 　　根據貝利亞兒子的說法，貝利亞是在1953年6月26日在自己家中被打死的：人們 在那裡聽到了槍聲，看到了貝利亞辦公室被打碎的窗玻璃，看到了被用擔架匆忙抬 走的一個人──此後無論是他的下屬還是「法官」，都沒見過活著的貝利亞。至於 秘密審判和處決（是年的12月23日），只是一場既沒有主角，也沒有觀眾的戲。也 就是因為知道他已死亡，「鬥爭已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在蘇共中央的7月全會上， 從他的政敵到他的朋友才能那麼眾口一詞地譴責這個「英國間諜」、「叛國者」和 大清洗的兇惡「劊子手」，然後是逮捕、審判、處決的「法律程式」，還有一次次 屢試不爽的中央決議，聲討揭發和群眾集會──於是，一個黨和人民的兇惡敵人被 清除了──直到若干年，甚至數十年後的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現在回頭來看， 蘇聯歷史上的哪一樁案子不是如此？從莫須有的托一季聯盟（托洛茨基、季諾維也 夫），到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到沃茲涅先斯基、到貝利亞；臨解體前的蘇 聯最高檢察院承認，他們誰也不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如果一個制度，能一個接一個 地連續製造這種冤案來證明自己的正確，然後再逐一平反來證明自己的英明，那麼 它還是英明和正確的嗎？人們曾因蘇聯的解體或痛心疾首，或百思不解，乃至歸咎 於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這兩個「修正主義分子」，「敗家子」，這恐怕又是冤案。 在我看來，蘇聯解體的禍根是史達林埋下的，至少應追溯到他三十年代那血腥的大 清洗。史達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乃至歷任秘密警察首腦，不斷在數十、數 百、數千人的處決名單上簽字，這些事實和數位，在現在已不是什麼新聞了。赫氏 和戈氏的改革，都想緩和這一制度的殘暴性，都想清除其弊端，使其完善和發展， 他們是補天派。但是，任何一次改革，都繞不開史達林留下的那一灘血，都躲不過 一個尖銳的質問：這麼一個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這麼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完 美的制度，怎麼會犯下這人類歷史上只有希特勒才堪與之相比的暴行？ 　　貝利亞也許不可能像他兒子所希望、所論述的那麼純潔，他手上恐怕也有血。 他是大鎮壓政策的執行者，最終又成了它的受害者。從現在已經披露的材料、已經 解密的檔案來看，他不是間諜、叛國者、宮庭弄臣、色情淫棍、變態殺人狂、凶暴 的屠夫，這一點似乎已是可以肯定的了。一個制度，怎麼能把忠實地為它所宣佈的 理想奮鬥的戰士（包括貝利亞，也包括他之前的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妖魔化 到這個地步，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白居易曾有幾句詩：「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看來古今中外，都有這種 歷史人物的是是非非。貝利亞之流是當時就身死名臭了，死後還當了五十年惡魔。 對貝利亞等人，看來應該改幾個字：「可惜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後人知！」 至於 其真偽，應該說，好在──正如一個同樣死於大冤案的人所說──「好在歷史是人 民寫的」，雖然「人民」在當時看來總是製造冤案的幫兇。貝利亞的兒子似乎對歷 史也有種確信，所以他預言，父親「終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作為一個為自己多民 族的國家和人民謀福利，為使自己的國家脫離極權主義軌道而奮鬥終生的蘇聯時代 思維健全的政治家而載入史冊。」 　　貝利亞所服務的那個國家已然不存，他所獻身的那個事業已然煙消雲散，今天 對他的平反，對他一生真偽的重新評價又有什麼意義呢？顯然，不在於他有多深刻 的思想讓後人研究──他主要是個政治家，或者說政治活動家，而不是思想家和理 論家；也不在於假定，如果他的觀點在數十年前為人接受和實行，蘇聯和世界的歷 史會不會略有一番別的景象──歷史是不能假定的，儘管這就常常有遺憾。他的冤 案和平反，或者說他的妖魔化和人間化，無非提供了一個典型的尖銳的事實，提醒 人們思考：為什麼在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傳統和輝煌的近代文明的偉大的國度裡，在 一種極為美好的理想感召下的一場運動，卻建成了那麼一個邪惡的鎮壓機器，並由 它支撐了一個毀滅道德、文明，戕殘民族心靈，湮滅人性的制度？如果把這一切統 統歸功於史達林，那就太抬舉他了，用一句老套話說，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 史達林作為一個「偉大領袖」，「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範圍之內， 他如果願意的話是能夠改變很多東西的。不是全部，這是制度本身不允許的，但卻 可以改變很多。可是史達林不僅沒緩和這一制度，而是有意識地使許多東西尖銳化 ，利用布爾什維克的教條去壓制這一派中的對手。這就是大規模的鎮壓和政治運動 。」他的個人責任在於此。不僅史達林，其他這一制度下具有非凡的能力和魅力， 具有非凡的奇理斯瑪權威的領袖，也都未能以他們的天才和權力把這個制度導向善 良的方面，而全是相反，加劇著它的惡。這個制度下是不會出現功成而退、開創民 主體制的華盛頓的。貝利亞死後，他的兒子在監禁和流放的經歷中反思的結論是： 這是制度性的犯罪。「罪過屬於每個人，屬於史達林本人，也屬於其他人。他們都 要為制度所造成的全部失誤、全部錯誤和偏差負責。」平心而論，我看不妨加上一 句：他們既是錯誤的責任者，也是罪過的受害者，甚至於，說到極處，當這種制度 使民族心性和活力受到戕殘之時，這些高高在上的人也未能倖免。他們的心性和能 力也在墜落。幾十年來蘇聯領導人的智力潛能一直在下降，這是全世界都看到了的 ，連他們自己也心中有數──只不過瞞著自己的老百姓而已。史達林曾這樣評價五 十年代來華時我們曾舉國歡迎、尊之為「德高望重的」那位「伏老」──前蘇聯最 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他是個傻瓜，這們知道，」他又加上一句，「但整個 國家不知道這一點。」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