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色教授到反共鬥士：悉尼·胡克的故事 寒 山 1933年歲暮，當美國仍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掙扎求生時，在紐約大學哲學 系，有一個名叫悉尼·胡克（Sidney Hook）的年青助理教授寫了一份政治報告，內 容是建立一個新的美國共產黨。胡克說：現在的美國共產黨「既沒有想方設法把群 眾引向革命，也沒有為勞動大眾謀取眼前的利益」，因此「給共產主義這個詞帶來 了恥辱。」胡克在不久後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還說：「對我來說，看來只有共產主 義才能把世界從種種社會邪惡中拯救出來；而同樣清楚不過的是，現在的共產黨以 及其下屬組織並不能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我的結論十分明確：現在到了 建立一個新的共產黨和新的國際的時候了。」幾個月以後，這個新的美國共產黨問 世了，取名為美國工人黨。 美國工人黨成立後不久，為它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胡克成了美國右翼和保守 勢力的眼中釘。尤其是當時在美國新聞業中首屈一指的大亨赫斯特和他掌控的報業 集團，他們甚至發起了一場詆毀胡克的運動，要求紐約大學把紅色教授胡克和他的 同黨從校園裡驅逐出去。胡克於是和美國的一個叫做「無黨派勞工防衛聯盟」的托 洛茨基組織聯手發起反擊，召開了有 2500人參加的抗議集會。在那個「火紅的30年代」，這件事在美國知識和學術 界也算得上轟動一時。 然而20年後，1953年，已經升為紐約大學哲學系主任的胡克，出版了一本向美 國大學中親共勢力宣戰的書，書名叫做《有異議可以，搞陰謀不行》（HERESY, YE S--CONSPIRACY, NO）。揭露美國的共產主義勢力利用大學的自由和開放，以保護不 同意見為名發展共產黨組織的企圖。胡克說：「共產主義已經成了今天世界上對自 由的最大威脅」。他甚至象20年前右翼勢力對付自己那樣，號召大學當局把加入共 產黨的教授開除出去。從美國校園中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教授，轉變為美國知知識 界最堅定的反共鬥士，胡克數十年中寫了無數揭露共產黨真相和批判共產主義理論 的文字，成了冷戰期間美國保守思想界的中堅。 胡克不但以筆作戰，而且積極加入選戰，為堅決反共的保守派陣營搖旗吶喊。 60年代末他支持共和黨的尼克松，70年代支持同樣是共和黨右派的裡根。1982年在 他80歲生日時，當時的裡根總統向他表示了熱烈的祝賀。在自由派佔優勢的美國學 術界，很多人都對尼克松和裡根這樣的右派政客嗤之以鼻，更不用說和他們握手言 歡了，但胡克卻以和他們交往為榮。 如果胡克是個學術界的平庸之輩，那人們或許會認為他是在依附權勢，從政客 那裡分一杯羹。但對美國歷史和文化有一定瞭解的人可能會知道，胡克是美國20世 紀屈指可數的幾位哲學大師之一。他的導師是大名鼎鼎的杜威，他也被認為是杜威 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擔任的紐約大學哲學系主任的位置在美國學術 界也當非等閒之輩可以去濫竽充數的。他一生出版的著作不下20種，早期他研究馬 克思，出版了《怎樣理解馬克思》和《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翻譯了列寧的《唯物 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美國學術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權威，蘇聯當局還邀 請他去訪問。他後來出版的著作和文章覆蓋了當代西方哲學的許多重要方面，其中 《理性，社會神話與民主》作為當代西方挑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早在文革前就 被翻譯成中文，同時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的還有《歷史中的英雄》。他的這兩本 書在文革時期思想活躍的青年中曾經有一定影響。 那麼，究竟是什麼使得這位曾經紅得發紫的哲學大師毅然和左派決裂，又殺一 個回馬槍，和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搏鬥了一輩子呢？ 社會主義少年悉尼·胡克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一個貧窮的猶太移民家庭，自小 耳濡目染，受到在社會下層的猶太移民社群中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進入高 中以後，他的思想已經十分左傾，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套術語和思維方式 很熟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在14歲時就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 胡克上高中時正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使他認為戰爭是帝國 主義國家競爭的結果，而社會上流行的愛國主義情緒不過是被政客們所利用罷了。 他的這些想法使他很快就成為學校裡眾所側目的人物。例如，美國人對德國潛艇擊 沉美國客輪魯西塔尼亞號都切齒痛恨，因而贊成政府對德國宣戰。而胡克卻在課堂 上說那艘美國客輪裝運的是軍火而不是旅客，他的歷史老師聽到後站到他面前舉起 拳頭咆哮道：「你敢再替德國人的謊言做宣傳嗎？」 又有一次，在英文課上，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目：「愛國」。當同學們把愛國 的大道理慷慨激昂地陳述了一遍後，胡克舉手說他有一點不同看法。他說：「愛國 常常對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帶來貶損和破壞性的後果。」胡克話音剛落，英文老師就 漲紅了臉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把教室門打開對他說：「你不屬於這裡，滾出去！」 後來，這個英文老師一直盯著胡克的言行。一年以後，有一次在升旗和唱國歌時， 這個英文老師忽然從後面拍了一下胡克的肩膀，要他跟自己到校長室去一下。當他 把莫名其妙的胡克帶到助理校長那裡後，他報告說胡克沒有唱國歌《星條旗》。胡 克說他唱了，但這個英文老師說他站在背後觀察了他很久，他沒有唱。他要校長把 胡克開除出去。幸虧這個助理校長是個開明的人，他對英文老師說即使胡克真的沒 有唱國歌，也不構成開除的理由。 胡克甚至還把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用到了西方典籍的學習中。一次在拉 丁文課上，當討論古羅馬著名演說家西塞羅時，胡克說他不欣賞西塞羅，因為他代 表了奴隸主剝削階級，而他的論敵卡特林倒是代表了值得同情的貧苦農民。拉丁文 老師聽了這話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盯著胡克過了好久才叫道：「我教了多 少年西塞羅了，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些胡言亂語！滾出去，你這個布爾什維克！」 在戰爭期間，美國政府用發行政府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叫做「自由債券」， 而認購債券被認為是愛國的表現。胡克卻在一篇作文中卻對此不以為然，提出用征 收資本稅取代發行債券，因為他覺得富人應該為戰爭出更多的錢。胡克的老師在給 他打分數由於過度氣憤，一連圈了好幾個零，鉛筆把紙都戳穿了。 胡克的這些異端邪說使得他不但成為很多教師的眼中釘，而且常常受到同學的 圍攻。有好幾次胡克受到毆打，而教師卻裝作沒有看見。當力主對外擴張的前總統 老羅斯福去世時，胡克的英文老師是個羅斯福的崇拜者，他把英文課變成悼念羅斯 福的儀式，讓學生起立默哀。下課後，站在胡克周圍的學生說胡克起立的時候故意 很慢，臉上還帶著笑。他們摩拳擦掌要教訓胡克，胡克只得飛跑著逃走。 這就是十四歲的社會主義者胡克的高中生活。那麼，胡克是怎麼會對社會主義 發生興趣的呢？胡克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叫做威廉斯堡的貧民區，因為住房 條件差，他夏天常常不得不睡在屋頂以避免室內的高溫。他雖然沒有嘗過飢寒交迫 的滋味，但耳聞目睹了許許多多貧富懸殊的事例,自小就對美國分配社會財富的方式 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當然並不是所有貧窮家庭出身的少年都會走上反叛社會或者信 仰社會主義的道路，促使胡克思想左傾的因素中，他的好學深思的個性也起了很大 作用。 胡克十三歲時，一個高中同學的父親成了胡克左傾思想的啟蒙者。這個工人是 個憤世嫉俗的人，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切都看不慣，以冷嘲熱諷的態度對待社會 上的一切現象。他向胡克介紹了一份叫做《社會主義的召喚》的左派雜誌，從中胡 克瞭解到許多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胡克後來概括說，對所有真誠地 信仰過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有三個最常見的因素吸引他們走上這條道路：第一是用 理性去控制社會生產，以避免資本主義下的浪費和分配不公；第二是用人類的兄弟 之愛和平等取代競爭和階級差別；第三是對於青年來說，社會主義滿足了他們掌握 自己命運甚至創造歷史，成為英雄的渴望。但後來，就是這個最初給胡克政治啟蒙 的人成了第一個讓他大失所望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個工人自己創業成功 ，開辦了一家工廠，從政府那裡接受訂單，發了大財，成了資本家。但他為了防止 自己廠裡的工人組織工會，僱傭了社會上的黑幫去威脅工人。他的兒子，一個曾經 和胡克一樣對資本主義社會憤憤不平的少年，則在同學的兄長中尋找和僱傭混入工 人隊伍中破壞罷工的流氓。就這樣，一個曾經痛恨資本主義並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 人搖身一變，壓迫和剝削工人時比資本家凶狠和奸詐得多。 胡克高中畢業後，進了紐約城市學院，在那裡他遇見了一個以職業革命家自命 的高年級學生。多年以後，當胡克總結他所遇見的革命家時，他覺得在這個人的身 上，實際上已經集中了所有這一類人的特徵。第一是把一切問題都政治化，所有的 社會弊端都歸之於資本主義制度，甚至連天氣不好也和剝削有關；第二是知識及其 有限但卻對自己掌握了最終真理充滿自信，對美國報刊上和蘇聯以及美國共產黨的 宣傳相反的報導一概都斥為謊言；第三是行蹤詭秘，卻常常口含天憲，說自己和一 個黨的地下組織有聯繫，從莫斯科直接得到指令。他雖然是註冊學生，卻很少去上 課，也沒有人知道他的生活來源究竟是什麼，但常常看到他以各種名義發動募捐。 雖然胡克和其它左派學生對這個共產黨學生的這些個性品質沒有多少好感，但 他們都覺得這個人對他所投身的事業是真誠的，也沒有這些政治活動為自己謀到什 麼物質利益。這是這種真誠和不謀私利使得胡克對他充滿了敬畏。另外，這個地下 黨學生還常常對胡克和其它學生炫耀額頭上的一塊傷疤，說是在一次抗議集會上被 警察用警棍打傷的，胡克當時覺得這很了不起，自己就做不出這麼勇敢的行為。因 此，胡克和其它思想左傾的學生把這個地下黨學生看作領袖，當時爭先恐後地在他 面前表現自己，以贏得他的好感。他們甚至向這個地下黨員建議要把他們的左派學 生小組和共產國際掛上鉤，便於開展直接行動。 直到多年以後，當胡克見多了這類職業革命家，也看多了他們在其堅定而真誠 的信仰驅使下給社會造成的災難後才總結出一個平凡的真理：如果說真誠地投身於 一個事業就值得人們敬仰的話，那麼，希特勒或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了。 胡克訪問蘇聯 胡克在紐約城市學院雖然思想左傾，還受到共產黨員學生的影響，但他的個性 是讀書和思考，而不是從事職業政治活動。於是畢業後，他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 讀研究生，拜美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為師。杜威是美國自由知識分子的 代表，對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深惡痛絕。他的教育學理論主張發展學生個性，讓社 會活動和學校教育相結合，這些在當時的美國受到保守的教育界的拒絕，但和20年 代蘇聯正在開展的教育改革非常相似。1928年杜威去了一趟蘇聯，回來後寫了很多 文章，誇獎蘇聯的教育制度。 受到杜威的影響，胡克對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的興趣更加濃厚了。他在哥倫比亞 讀書期間，和一個叫做科維克的同學合作，把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翻譯成英文，於1928年在美國出版。這是列寧的主要哲學著作在西方第一次出版， 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注意，於是他們以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長雅扎諾夫的名 義邀請胡克去訪問，具體研究項目是馬克思的早期思想。 1929夏天，胡克來到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聖地蘇聯。當時大清洗還沒有展開， 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也還在醞釀之中，蘇聯社會應該說是比較平靜的。但 胡克已經在這種平靜中察覺出了很多令他困惑的現象。比如，當他在蘇聯飯店裡吃 飯時，外面常常有衣衫襤露的兒童把鼻子緊緊貼在窗子上貪婪地盯著飯桌，他們不 時被飯店的保安人員驅趕走。有時當他約一些蘇聯姑娘出去吃飯時，她們往往比他 吃得更多更快，並告訴他說很多給外國人的食品是普通蘇聯人想都想不到的。 物質供應的匱乏並不是使胡克感到困惑的主要原因，他知道對於正在建設中的 社會主義國家，這些現象是難以避免的，使他不滿的是蘇聯社會政治氣氛的壓抑和 緊張。幾乎沒有人敢和他談論政治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探討也充滿了教條主義和 陳詞濫調。胡克在美國時就希望和蘇聯最著名的哲學家德波林談談早期馬克思的思 想，但當他和這位蘇聯哲學權威見面時，他的平庸和謹慎使胡克大失所望。 當然，胡克也感覺到蘇聯的制度並不是完全由政治控制所維持的，在很大程度 上是黨員的真誠信仰起著作用，不管這種信仰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比如，他認識 一對蘇聯夫婦，他們有親戚移民去了美國，成了百萬富翁，死後留下巨額遺產。根 據美國的財產繼承法，這對夫婦有權繼承其中的一部分，於是他們得到政府的批准 去了美國，請律師打贏了官司，得了十萬美元。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但這對夫婦 並沒有留在美國過富裕的日子，而是拿了錢回到蘇聯，繼續過一般幹部的生活。胡 克在對他們的革命覺悟表示欽佩的同時，也對這對夫婦在美國生活了將近一年，和 美國社會沒有真正的接觸，所發表的觀感和官方報導沒有任何區別感到驚訝和不解 。 胡克在蘇聯待了三個多月，帶著複雜的感受離開了這個正在建設中的人間樂園 。那些他曾經見過面的蘇聯知識分子中，德波林一年後成了斯大林整頓蘇聯哲學界 的靶子，「德波林學派」幾乎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詞，他本人從此銷聲匿跡。邀請胡 克去訪問的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長雅扎諾夫和付所長都在大清洗中失蹤了 。 拒絕當蘇聯的間諜 雖然對蘇聯的訪問給胡克留下了種種困惑，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他對共產主 義的信念。恰好在那個時候，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大危機，這使胡克更相信只 有共產主義才是人類的前途。1932年在總統選舉中，胡克在學術界中為共產黨造勢 ，並投了共產黨候選人的票。1933年他出版了一本題為《怎樣理解卡爾·馬克思》 的學術著作，雖然在美國保守的知識界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但在英國，這本書被 紅色書商戈倫茨（斯諾《西行漫記》的出版商）看中後出版，在劍橋和牛津的左派 學生中很受歡迎。 胡克的這些親共活動使得他成為美國學術界裡左派的風雲人物，美共對他十分 重視。當時美共受蘇聯和第三國際的指使，要在美國知識界中發展親共勢力，建立 黨外組織和統一戰線。在美國文化知識界中，有一些親共的組織，如職業團體聯盟 （LEAGUE OF PROFESSIONAL GROUPS）和保衛政治犯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 TEE FOR THE DEFEN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一些著名作家如多斯帕索斯和 瓦爾多佛蘭克以及愛德蒙威爾遜等就是其成員。美共根據政治態度把知識分子劃為 不同的集團，從右到左，離共產黨比較近的被稱為「誠實的自由派」，胡克的導師 杜威就被劃入這一派。當時美共為了把杜威拉得離黨更近曾化了一些力氣，他們指 望先發展胡克，再通過他去影響杜威。 1932年底美共幾位領導人約胡克去位於紐約13號大街的美共總部談話，當面了 解他的政治態度和哲學主張。1933年3月，美共領導人之一的白勞德又約見胡克。 白勞德告訴胡克，現在法西斯已經在德國上台，西方反蘇勢力隨時都可能發動 對蘇聯的進攻。在這種情況下，全世界左派力量都應該起來保衛蘇聯。由於美國是 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大本營，美共要求胡克在大學裡收集最先進的科技情報提供給 蘇聯。 胡克雖然思想上親蘇親共，但他從來沒有想到共產黨會招募自己做間諜。大吃 一驚之後，他以自己還不是一個正式的黨員為理由拒絕了這個要求。這次談話給胡 克留下極不愉快的印象。不久之後，他讀到了美共另一位主要領導人福斯特新出版 的書：《為建立蘇維埃美國而奮鬥》，在書中福斯特不但要工人組織紅色衛兵，建 立黨的絕對領導，而且有這樣一段讓胡克恐懼的話：福斯特說，在建立無產階級專 政之後：「所有資本主義政黨--共和黨，民主黨，進步黨，社會黨等等--都將被消 滅，只有共產黨才代表勞動階級掌權。同樣地，那些為資產階級的統治作政治道具 的組織也將被解散，包括商會，僱主協會，扶輪社，美國軍團，基督教青年會，以 及類似的宗教組織如共濟會，哥倫布騎士團等等。」 作為一個左派知識分子，胡克雖然對這些政黨和組織沒有什麼好感，但從來也 沒有想到要把他們統統消滅。如果這樣的話，那麼共產黨的統治和納粹德國正在做 的有什麼不同呢？消滅了這些政黨和組織，民主制度還能剩下什麼呢？當時在美國 ，很多親共知識分子思想簡單而幼稚，他們把美國共產黨看作是美國民主的奠基人 之一傑佛遜的革命傳統在20世紀的繼續，雖然有點激進，但卻為窮人說話，主張平 等，反對大資本和權勢集團，因此會對美國民主起促進作用。然而胡克在讀了福斯 特的書之後，就像出了一身冷汗，開始對美國共產黨及其活動逐漸抱懷疑態度。 除了思想上對美共持保留甚至懷疑態度之外，胡克在行動上也有和美共直接沖 突的地方。例如，1932年，美國的托洛茨基組織派人找到胡克，說托洛茨基和其它 一些老布爾什維克受到斯大林的迫害，生活上十分困難，急需西方進步知識分子的 支持。胡克看不出托洛茨基的理論有什麼反動的地方，更不滿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 流放，於是答應擔任一個叫做「遭流放的老布爾什維克」組織的財政部長，為他們 在美國文化知識界中募捐。他的參與雖然並沒有給這個托派組織帶來多少經濟的收 益，但明顯地引起了跟隨莫斯科的美共的不滿。因此，一九三二到三三這兩年，既 是胡克思想上最親共的時候，也是他和共產主義之間分裂的開始。 胡克與「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 1936年到1937年，全世界目睹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不可思議的審判：幾十個 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其中許多是十月革命和隨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人，在 莫斯科的特別法庭上被判處死刑，其罪名是叛徒，間諜，特務，企圖顛覆蘇聯的無 產階級專政。令人不可思議的並不僅僅是這些罪名，而且是所有被告對所犯罪行的 供認不諱。 這場莫斯科大審判在美國自由派中激起了軒然大波。在美國，自由主義的概念 和在中國恰恰相反，它並不是主張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而是對這些資本主義的主 流價值持懷疑甚至批判態度，在知識分子中很有市場。毫不奇怪的是，十月革命以 後，對蘇聯有著濃厚興趣的美國人多半來自這個圈子。莫斯科大審判時，美國有兩 家自由派派雜誌，一個叫做《新共和》，另一個叫做《新群眾》，它們發表文章和 社論，為斯大林辯護，認為這些被告都是有罪的。 胡克根本不相信這些老布爾什維克會是反蘇分子，他把這場審判看成是斯大林 迫害異己的又一例證。當時在自由派的圈子裡也有很多人出於常識，懷疑這場審判 的真實性，因為如果這麼多領導人都是反革命的話，那麼他們當初為什麼會讓十月 革命成功呢？於是他們組織了一個「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來和莫斯科唱對台戲。 因為在莫斯科審判中，托洛茨基被說成是所有這些被告所犯罪行的幕後策劃者，因 此這些美國同情托洛茨基的自由派要在海外獨立收集證據，看看托洛茨基到底是否 象蘇聯官方說的那樣十惡不赦。這個委員會建立後，又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調查委員 會，要到墨西哥去，就蘇聯方面提出的指控和當時流亡在那裡的托洛茨基對質。 胡克是這個委員會中的積極分子。面對人多勢眾的親蘇自由派，這個為托洛茨 基辯護的委員會想找一個知識界的權威人士出來壓陣。這個人又必須是自由派，這 樣他才有可能對托洛茨基和其它受審的布爾什維克報同情態度。胡克想到了自己的 老師，美國哲學界的頭號權威杜威。杜威曾經是對蘇聯著迷，是蘇聯和美共的統戰 對象，但到了30年代中期以後，他對蘇聯的態度漸漸變得保守起來，但還保持著聯 系。莫斯科大審判開始後，不用說杜威也急切地要瞭解真相，於是他答應了胡克的 請求，放下手邊正在撰寫的最後一部著作《邏輯－理論與探詢》，以將近80歲的高 齡出任調查委員會主席，並親自前往墨西哥城和托洛茨基會面。 杜威的這一舉動大長了對蘇聯不滿和懷疑的自由派的威風，蘇聯方面自然非常 惱怒。杜威的一個兒子和蘇聯關係很好，有一次他見到胡克時對他破口大罵，說要 不是胡克，自己的父親根本不會去見托洛茨基。胡克後來聽說，杜威的這個兒子之 所以火氣這麼大，是因為蘇聯方面得知他父親的決定後取消了和他訂下的報酬豐厚 的出版合同。 以杜威為首的調查委員會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後，於1937年2月9日在紐約舉 行了一場聽證會，主要是公佈收集到的對托洛茨基有利的證據。當時有六千多人出 席。聽證會開始後先安排一場托洛茨基的電話訪談，但通信線路被人破壞。對蘇聯 特工機構的伎倆瞭如指掌的托洛茨基早就料到這一招，他另外準備了一份文稿，由 委員會在聽證會上宣讀。調查委員會後來作出了托洛茨基無罪的裁定。 胡克的這些行動，使得他成了很多美國知識界中的親蘇親共人士的眼中釘。有 一次在學校的書店裡，一個人忽然指著他那天打的紅色領帶說：「你根本沒有資格 打紅色領帶！你這個專門詛咒紅色的人！」甚至連胡克的一些學生在一些學術場合 聽到別人說胡克是個法西斯時出來為自己老師辯白了幾句，也落得個被歧視和遭孤 立的下場。這就是30年代美國知識界的紅色氣氛。 胡克和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 在三十年代，蘇聯和第三國際利用美國文化知識界的親蘇親共氣氛在美國滲透 ，大搞統一戰線的伎倆。當時美國很多著名文化團體都具有親蘇背景，或者直接就 由蘇聯操縱。例如美國作家大會和下屬的美國作家聯盟就和蘇聯操縱的國際革命作 家聯盟有組織關係，公開跟隨共產黨的路線。由於這個組織包括了很多著名作家， 因此在美國文化界十分有影響，它甚至把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拉攏到其中，算作它的 一個會員。當胡克得知這個消息後，他立刻寫信給羅斯福，詢問是否屬實，羅斯福 秘書的回信間接證實了這個消息。當時還有一個美國思想自由和民主委員會，聽上 去像是主張美國自由和民主的傳統，實際上卻是一個活躍的共產黨外圍組織。 為了抵抗美國文化知識界的親共潮流，胡克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識界人士，包 括杜威，發起成立了一個文化自由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宗旨是捍衛思想和文化的 絕對自由，不以任何階級，民族和種族的利益為標準。然而，當胡克帶著這個想法 找到一些對斯大林和蘇聯幻滅的前左派和自由派人士時，很多人竟然反對這種超越 特定政治立場的自由，正像他們不相信有超階級的正義和超階級的民主一樣。有人 甚至認為真理和科學也是有階級性的。這種論調在反對蘇聯和斯大林的陣營中也竟 然如此廣泛，這使得胡克相信共產主義以及其它形式的極權主義思想並不僅僅局限 於某個特定的政權或者主義，要和極權主義作鬥爭，必須從重申一些基本的原理做 起。 1939年春天，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宣告成立，並發表了一個宣言。宣言說：「 我們面臨著極權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它正在把文化和創作自由連同其它人類 獨立理性的表達統統掃除掉。在現代歷史上，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的獨立存在從 來沒有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宣言把蘇聯和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並列，作為思 想自由受到仇視的極權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裡藝術，科學和教育都成為政治的附 庸。 宣言舉了一個德國法西斯的事例：納粹黨宣佈說沒有哪個藝術家在從事創作時 能超越他所在的那個民族的利益，藝術家不是為他的民族服務就是背叛這個民族。 很顯然，共產黨只是把納粹的為民族服務換成為階級服務罷了。聯想到毛澤東不久 後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文藝完全看成政治和階級利益的工具 ，文藝家沒有任何獨立的立場和社會功能，這和法西斯的文藝觀如出一轍。但在當 時的中國，雖然有知識分子覺得這個主張過分強調了文藝的政治性，但沒有人從世 界範圍內極權主義崛起的角度來分析問題，更沒有人剝掉這個主張的所謂人民性的 外衣，揭露它的徹底取消思想和創作自由，全面控制思想文化的實質。 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的宣言還指出，極權主義國家利用非極權主義國家的經濟 和社會危機，通過宣傳，派遣人員，挑選代理人，施加政治壓力等手段，企圖動搖 這些國家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獨立立場，事實證明這並不是徒勞的。已經有很多 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從自由立場上後退，用種種理由為思想控制辯護，最常見 的是為了社會穩定和安全，人們必須暫時放棄或者擱置某些思想自由的形式。 當時美國雖然並沒有什麼有影響的法西斯政治勢力，共產黨的力量也主要局限 於文化領域和知識分子圈裡，但胡克等人認為不能對極權主義勢力在思想和文化領 域的滲透採取綏靖政策。當時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為極權主義所統治，美國是唯一 的思想自由的庇護所，因此在宣言最後他們大聲疾呼，要求美國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為捍衛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而鬥爭。 胡克與愛因斯坦的爭論 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科學家，俄國十月革命後他曾經和許多西方文化 名人一樣對蘇俄的社會試驗充滿興趣甚至好感。胡克和他也發生過一場和思想自由 有關的爭論。這場爭論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美國文化界在冷戰時對共產主義的不同立 場。 胡克和愛因斯坦的關係最早可以追述到1937年。當胡克和杜威等人成立了「保 衛托洛茨基委員會」的時候。為了使這個委員會有更大的號召力，胡克給愛因斯坦 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加入這個委員會。愛因斯坦遭受過法西斯極權主義政治的迫害 ，被迫離開了德國，納粹還指控他在家中非法收集武器，其實所謂武器只是幾把廚 刀而已，但愛因斯坦卻根本無法在德國為自己辯護。這和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的 處境十分相似，也是為什麼胡克會想到向這位物理學大師求援的原因。1937年2月胡 克寫信給愛因斯坦後立刻得到了他的回信。愛因斯坦表示他也認為每個被告都應該 有公正的證明自己無辜的機會，包括托洛茨基。但他認為舉行這樣的公開聽證會很 可能只會起到替托洛茨基的政治觀點做宣傳的作用，而他對這樣的活動沒有興趣。 胡克受到愛因斯坦的回信後立刻再寫信給他，企圖打消他的顧慮，並於不久後 面見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再次婉言拒絕了胡克的請求，並說他認為斯大林和托洛茨 基都是政治黑幫。胡克回答說在文明社會裡，即使黑幫也應該受到公正的對待。愛 因斯坦回答說：你說得對，但我不想當這個警察。話說到這裡，胡克明白愛因斯坦 不可能如他所願為這個委員會增添聲望，於是轉移話題談了一陣納粹德國後告辭， 愛因斯坦把他送出很遠，非常友好。 雖然胡克對愛因斯坦拒絕自己的請求十分失望，但他卻理解愛因斯坦為什麼這 麼做。他也對愛因斯坦的既不偏袒托洛茨基，也不為斯大林辯護的立場而感到欣慰 。但是多年後，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讓胡克看愛因斯坦在拒絕他請求的第二年，即19 38年寫給一位朋友的信，其中說他改變了對莫斯科大審判的看法，現在他認為那場 審判是真實的。這封信放在愛因斯坦那位朋友的書信集中出版時，愛因斯坦已經過 世。 1940年，胡克和這位物理學大師又發生過一段和共產主義有關的交往。事情要 從1928年說起。那年胡克到歐洲和蘇聯訪問。他先去德國，見到了第二國際還健在 的名人，被列寧罵為修正主義老祖宗的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告訴胡克，他曾經把恩 格斯尚未出版的《自然辯證法》手稿交給愛因斯坦審讀，看看有多少科學價值，因 為那是本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的書。愛因斯坦讀了後寫信告訴他，這本書或許在 給恩格斯寫傳記時有用，至於對當代科學，或者即使是對物理學史來說，都談不上 有什麼意義。 但是，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權威，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可以指導科學 的文化極權主義教條，蘇聯方面後來說伯恩斯坦給愛因斯坦看的僅僅是關於電的一 部分，其它關於辯證法，運動形式，熱能等等都沒有送給愛因斯坦。 為了澄清這個問題，胡克於1940年寫信給愛因斯坦，把蘇聯方面的反應告訴他 ，並詢問他究竟看了多少恩格斯的手稿。愛因斯坦很快回信說：「愛德華·伯恩斯 坦把所有手稿都交給了我，我的評論正是針對全部手稿的。我確信，如果恩格斯看 到隔了這麼長的時間，他的那一點微薄的努力竟然還被認為有這麼重要，他一定會 覺得十分可笑的。」 一直到那時為止，胡克和愛因斯坦的關係還是很友好的。但到了二次世界大戰 後，當愛因斯坦積極參加西方反戰運動和支持蘇聯時，胡克和這位西方最有影響的 科學家之間就個人自由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冷戰開始了，美蘇核大戰的陰雲籠罩著世界。在這樣的 形勢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又和戰爭與和平問題聯繫在了一起。在知 識分子圈子裡，很多人本來就有左派傾向，現在他們又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在軍事上 比蘇聯強大，是有侵略傾向的一方，所以他們把反戰和反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愛 因斯坦也加入了這個反戰運動。 1948年春天，胡克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愛因斯坦表態，支持美國進 步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華萊士是前羅斯福的副總統，在杜魯門政府內也曾擔任內 閣要員，但後來因他的親蘇立場和政府的冷戰方針不合，被杜魯門解職後自己組織 了進步黨。胡克看了這條新聞後大吃一驚，因為華萊士為蘇聯在東歐的擴張辯護， 說蘇聯對捷克的控制是對美國在那裡的干涉所採取的自衛行動，他拒絕譴責蘇聯的 集中營制度，他還說美國人權氾濫，正在自嘗惡果，而蘇聯人雖然沒有那麼多政治 民主卻享受著經濟民主。胡克覺得作為個人，對這些問題完全可以有各自的看法， 但這些話如果出自一個前付總統，現正參加總統競選的有影響的政治家，那是不符 合美國民主和立國原則的。胡克覺得以愛因斯坦的社會影響，他無論如何不能支持 這樣的政治主張。聯想到愛因斯坦近來發表的認為蘇聯沒有擴張傾向，是美國的政 策在威脅和平的言論，胡克立刻寫信給愛因斯坦，不但指出華萊士觀點的荒謬，而 且歷數斯大林對外政策的擴張性，它和共產主義革命要控制世界這個最終目的是一 致的。胡克還請求面見愛因斯坦，進一步交換意見。 胡克很快得到了愛因斯坦的回信。愛因斯坦說他認為華萊士的觀點是對的，現 在毫無疑問是美國而不是蘇聯在威脅和平。關於社會制度問題，他說他很清楚蘇聯 社會的種種弊端，他決不想生活在那樣一個制度下。但蘇聯的制度也有極大的優越 性，如果換一種比較仁慈的統治，俄國人能否生存下去也還是個問題。他說胡克的 觀點太片面，因此不想和他會面。 胡克很快又給愛因斯坦寫了幾封信，除了爭辯美蘇外交政策的是非，更指出愛 因斯坦在俄國難以實行仁慈的統治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問道：「有什麼證據說明在 天文，生物，藝術，音樂，文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清洗有助於俄國人生存？有誰能 說整死了數百萬人的集中營，更不用說成批處決犧牲者的大審判使得俄國戰勝了希 特勒？」 愛因斯坦沒有回答胡克的這些信。不久，胡克應邀為愛因斯坦的一本回顧自己 近年來生活的書寫書評，他為此又寫信給愛因斯坦，指出他書中一些令人困惑的說 法。愛因斯坦說自由表達和自由意志和人道主義是不可分隔的，他全心全意地擁護 這些觀念。但在談到俄國時他又說人們必須知道，俄國人缺乏政治教育，社會改革 在那裡無法由多數人來實行，只能由少數精英來完成。他還說如果自己生活在俄國 的話，他也必須調整自己以適應這個環境。胡克說這兩段話表面上沒有矛盾，但在 精神實質上是相衝突的。特別是考慮到在俄國實行了多年的文化壓制政策，在那裡 根本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意志和表達。胡克還問愛因斯坦為什麼在書中譴責了阿根廷 和西班牙的獨裁製度，但對更為獨裁的斯大林主義一字不提。 這一次愛因斯坦給胡克回了信。他在信中明確說：經過長時間的考慮，他確信 在俄國，社會變革只能由少數人來實行，多數人必須服從，「毫無疑問，對於個人 來說這意味著痛苦地暫時放棄個人自由。我個人相信我自己也會接受這種暫時的犧 牲。」 愛因斯坦的這些觀點使我們看到，以所謂國情不同為理由，拒絕給予人民自由 和民主這套專制主義的邏輯不僅僅是共產黨的專利，也不僅僅由其它獨裁者分享。 連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精英也自發地接受這套理論，說明專制主義在人性的弱點中 扎根之深。 冷戰鬥士和所謂「校園女巫迫害」 胡克鮮明的反共立場使他在美國學術界被劃入「冷戰鬥士」這一陣營，這是一 個帶有譏諷色彩的稱呼。但是比這個稱呼更難聽的，是自由派人士說他在40和50年 代策劃了對美國校園中共產黨員教師的調查和清洗，製造了學術界中的女巫迫害和 麥卡錫主義。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胡克自己毫不諱言他在發起這一運動中的作用，但他始終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 正是為了捍衛美國民主和學術自由。胡克說，很多人認為雖然美國共產黨的名聲不 好，但它畢竟是個合法政黨，就像民主黨，共和黨，社會黨一樣，那麼，為什麼別 的黨的黨員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大學任教，共產黨員就不可以呢？ 胡克說，校園中的共產黨員和其它政黨的成員有一個根本的不同：他們從組織 上接受指令，在教學中宣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黨的政策，同時隱瞞自己的共產黨 員身份，讓學生以為他們是在接受客觀真理或真相。例如，1938年五月美共刊物《 共產黨員》有這樣幾段明白無誤的話：「各個班級和各系的黨員，青年團員必須利 用課堂討論和小冊子等方法和課程設置中的資產階級偏見和歪曲作鬥爭......馬克 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必須被灌輸到每一節課中。「共產黨員教師必須利用他們的教學 崗位，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盡其所能地給學生以工人階級的思想教育。「 只有當教師們真正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才能熟練地在教學中灌輸馬克思主 義，指導校園裡的鬥爭，同時盡可能地隱瞞自己的身份。」胡克認為共產黨的這種 思想灌輸無疑違背了美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根本原則：對知識的客觀介紹和各種思 想的自由競爭。大學當局並沒有權利從政治上處理這些共產黨員，但他們的行為明 顯不符合教師的職業道德。因此，對那些接受黨的指示在教學中灌輸共產主義意識 形態和共產黨的路線的教師，必須將他們解職。他們可以利用各自的專長去開辦自 己的私人學校或者訓練班，在那裡他們可以公開自己的黨派身份，隨心所欲地宣傳 其政治主張，而不必偷偷摸摸。 然而，共產黨在美國校園中的活動還不止於在課堂上進行意識形態灌輸。他們 利用大學校園的組織和通訊手段組織黨的支部，秘密發展黨團員，散發匿名印刷品 ，詆毀那些和他們政治傾向不合的教師。這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黨活動。這些都 是和大學的政治中立的性質相違背的。 因此，胡克堅訣主張大學校園裡的共產黨員必須公開他們的身份，不然，大學 當局有權利進行調查。對於那些利用講□和校園進行政治宣傳的共產黨教員必須讓 他們離職。他在自己1953年出版的《有異議可以，搞陰謀不行》的書中鮮明地表達 了自己的立場。他認為問題並不在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信仰，甚至也不是黨員 的身份，這些都屬於社會不能干涉的私人自由。問題在於共產黨把大學變成搞政治 陰謀的場所，把教學變成散佈黨的意識形態並和其它政黨進行不正當競爭的機會， 這是在利用自由的教育制度去創造毀滅這種自由的條件。這是不能允許的。 胡克對美國校園中共產黨的鬥爭有著特別深刻的意義。共產黨的起家，靠的就 是打入各種獨立的組織和機構，特別是學校，工會和各種團體，通過種種手段影響 和控制它們，最終把它們變成黨的外圍組織，或者在它們當中發起政治鬥爭，在人 們不知不覺之際，這些本來屬於社會公器的組織和機構已經化公為私，成了共產黨 的囊中之物。例如中共當初許多領導人都當過學校教師，但他們根本不是為了教書 育人，而是為了蠱惑幼稚的學生，建立組織，展開政治鬥爭，進而罷課罷教，奪校 長的權，使得許許多多校園再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胡克雖然沒有見過這個陣 勢，美國共產黨在美國校園中的活動也還遠沒到那個程度（很多和胡克同一陣營的 人因此對胡克激烈反對共產黨員在學校任職感到難以理解，例如杜威就覺得不以為 然），但他那捍衛自由的天性使得他見微知著，當美共在校園中剛剛開始蠢蠢欲動 時就向社會指出其危害性並採取行動將其制止，不愧是一個傑出的「冷戰鬥士」。 和新左派的交鋒 60年代下半期，美國和西方的校園和知識分子圈子裡出現了一個叫做新左派的 政治和文化運動，這個運動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所造 成的人的異化，也和反戰以及黑人的民權要求結合在一起。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 美國的大學生掀起了造反熱潮，他們衝擊教學，圍攻教授，甚至佔領校園，不分青 紅皂白地反對一切權威和現存社會的所有方面。在這個聲勢浩大的造反運動和咄咄 逼人的學生面前，很多教授不得不隱藏起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觀點，大學的正常教學 秩序無法維持，更嚴重的是美國大學中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傳統面臨著造反學生語言 和行為暴力的威脅。 這種局面當然引起了胡克的憂慮，特別是看到加州伯克利大學的造反學生掀起 了一場運動，名為「自由言論」，實際上是只讓學生享有暢所欲言的權利。為了捍 衛自由，胡克又一次站了出來，聯絡了一些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理性選擇中心 」。當時「言論自由」這個詞在造反學生的濫用下已經淪為言論獨霸的代名詞，因 此胡克他們不得不用另外一個詞來捍衛真正的言論自由。這個組織的宣言就當時校 園的狀況提出了幾個必須堅持的原則：第一，在一個自由的大學中所有問題都必須 用探討和爭論來解決，而不能使用威脅和暴力；第二，教什麼和怎麼教是教師的自 由，任何剝奪這種自由的企圖，例如打斷教學，故意發出噪音，或者在校園內外騷 擾教師，都是對學術自由的侵犯；第三，教師通過自己的代表對大學的重要問題達 成共識並參與管理也是不可剝奪的自由。針對當時非理性和大眾暴力氾濫的局面， 胡克強調用理性來對抗極端主義和對民主程序的侵犯。作為對新左派運動的反思， 胡克在1971年出版了《捍衛學術自由》一書。 胡克的仗義執言引起了新左派的憤怒。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喬姆斯基就 是其中的一個。喬姆斯基以反政府和反體制而著名，他曾經說美國已經成了一個法 西斯國家，必須來一場「非納粹化」，1970年在訪問越南時他說這個共產黨國家是 正義和自由的榜樣。在他的筆下，胡克對校園秩序和學術自由的維護成了「邪惡而 危險」的陰謀，最終將導向對學生的壓迫。 胡克對新左派的態度使他在海外也成了很多極端分子的眼中釘。1971年他訪問 澳大利亞，在悉尼大學發表演講。胡克對左派激進學生用各種噪音和怪異行為騷擾 演講早就有所準備，然而他卻沒有想到，當他逐一回答那些帶有挑釁性的問題時， 大廳後排一個學生忽然站了起來，拔出手槍朝他開了一槍，然後傳過整個大廳跑了 出去。子彈沒有擊中胡克。使胡克大為震驚的還不僅僅是這種囂張的暴力行為，而 是當時沒有任何人攔截那個開槍後逃跑的學生，悉尼大學當局事後也沒有懲處他。 當胡克繼續他的澳大利亞之旅時，他把這件事告訴其它大學中的左派教授，誰知這 些教授並不認為這起事件有什麼大不了，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告訴胡克--他對待這 件事缺乏幽默感。 當時新左派重量級人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馬爾庫塞和胡克是思 想界的死對頭，有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出重金想安排一場他們兩個人的辯論，但都 被馬爾庫塞拒絕了。1965年，當馬爾庫塞有一次作演講時，胡克在場並向他提出了 問題，引起了一場非正式的辯論。馬爾庫塞演講的主題是新左派的老調子：美國工 人的中產階級化和新的異化，意思是說美國工人階級被資產階級的物質生活所收買 ，接受了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所以不想革命了。胡克向他提出的問題是他是不是承 認美國社會近年來多少有一點進步，特別是在確保黑人選舉權的法案通過後。馬爾 庫塞的回答是：黑人的選舉權得到保障絲毫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黑人已經接受了白 人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價值觀並按照白人的意向去投票了。胡克於是接著問到：那 麼那一種情況你認為是可取的：是黑人沒有選舉權，還是他們有選舉權，但選錯了 對像？馬爾庫塞竟然說：如果他們錯誤地運用了選舉自由，我當然不希望他們有這 種自由。胡克後來不無諷刺地說：這大概就是馬爾庫塞的追隨者中很少有黑人學生 的緣故。 對於西方學院中的左派，胡克最尖銳的用詞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英國有 個著名的左派經濟史學家E.P湯普遜，著有《英國工人階級史》一書，是西方校園中 史學和經濟史學的重要參考書。此人冷戰時積極參加反戰運動，表面上對美蘇各打 五十大板，實際上譴責的是美國和西方民主世界，其實際作用是要解除西方的武裝 。他曾經說西方和蘇聯一樣，都把自己國家中的和平人士打為叛徒。對這種毫無根 據的說法，胡克質問道，就在湯普遜生活的英國，西方最著名的反戰人士哲學家羅 素被英國王室授予最高榮譽勳章，其言論和行動自由不受任何干預，相反在蘇聯， 只要是異議分子，即使是著名的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也被流放出國，更不要說那些名 聲稍遜的人士的命運了。胡克說，要是蘇聯征服了被解除武裝的西方，湯普遜和那 些「人類自由的掘墓人」的知識分子毫無疑問會成為共產主義恐怖的第一批犧牲品 。他說，即使這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前景沒有變成現實，這也絲毫不能減輕這些知識 分子「道義上的不負責任。」（附帶說一句，多年前在國內，筆者曾經讀過一篇發 表在《史學理論》上的文章，是對E.P湯普遜的採訪，文章中說此公住在倫敦郊外上 層階級的別墅區，家中有兩輛高級轎車，但卻為在暮年還沒有看到任何工人階級革 命的新苗頭而泱泱不樂。） 胡克生於1902年，卒於1989年。他早年追求社會公平和正義，這使他一度被共 產黨及其意識形態所吸引。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實踐使得他認識到沒有個人 自由，任何以追求公平和正義自栩的制度都不可能實現公平和正義。在此意義上個 人自由是最基本的也是終極的價值。他的一生因此是為捍衛個人自由和學術自由而 不懈奮鬥的一生。有這樣的學術騎士為自由而戰，是美國學界和社會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