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世俗化和合法性危機 (成都) 王 怡 一 、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這個字眼大概對於一切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而言，至少對我而言，是 一個難以割捨而又首鼠兩端的概念，有點像愛情。我這裡提及的知識分子，是取其 超越於專業知識之上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從其和體制的關係，可以分為體制內 的和體制外的。我認為身體和體制的關係並沒有思想和體制的關係重要。我把知識 分子和體制的關係簡單分為兩種，一種是幕僚型的，一種是江湖型的。幕僚型的進 言是"補台"性的，江湖型的進言大多是批評性的。現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大多 身在體制內，我也算是身在體制內的，因為我有一份教職。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絕 大多數都是批評性的和江湖型的，他們在一個非自由主義體制下，絕對沒有學而優 則仕的念頭。這與幕僚型的不同，幕僚型的知識分子最終的目的是要進入政府或服 務於政府。 這種區分也是我的一種自許。我曾說民主絕不只是一種政體或某個國家的品質 。不過個體接受自由主義思想，就不僅是在邏輯上接受一種可以認同的理論體系， 而且這種接受與接受者的某種個人品質的確是密切相關的。我對公共權力的某種戒 備和逆反，和個人主義的性情，對一切群體主義的厭惡，對一切以集體名目出現的 價值的懷疑，這些品質與一個人的精神生活的經歷都是密不可分的。我個人比較徹 底和較早的擺脫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人理想。我給自己的一個界定是永遠不進 入政府。我要做一個批評者，一個面對公共權力的批評者。我很服膺哈耶克的一個 觀點，即一個沒有對立面的社會就是一個專制的社會。我的理想 就是做政府的對立面，我認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當仁不讓的做這個 對立面。 當然我這裡說的"對立"是溫和的，是一個純物理學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帶著政 治意味的概念。我想自由知識分子活在任何政府的治下，都會將批評政府視之為當 然的使命和責任。但是活在今天的中國，活在一個非自由主義的體制中，這種使命 與責任就必然更加顯赫。 這種對立其實也是一種合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讓一個政府承 認這是一種合作，並且以一種民主化的體制來接受這種方式的合作。這種方式的合 作有一個最大的效果，也是一個威權體制不容易接受的地方，就是這種批評性和對 立性的合作勢必使一個不易維持的威權體制更加不易維持。因為這等於把一個威權 主義的政府和背後的政黨拉下來，拉到一場訴訟中的原告被告或一筆合同中的甲方 乙方的位置上來。換言之，就是政教分離和徹底的世俗化。所以為什麼訴訟和契約 是重要的，因為訴訟和契約的本質都與一個非自由主義的威權體制格格不入。 我所能理解的漸進方向，就是社會是在一場場的訴訟和一筆筆的交易當中前進 的。他們最大的兩個特點，一是程序性，一是世俗化。這兩個特徵的發展都足以摧 毀意識形態統治的全部合法性。 二、持批評立場的合作能不能被當局接受？如何才能被接受？我的看法是它只可能 在一個憲政體制內才會被安全的容納。 憲政體制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目標之一，中國自辛亥之後，整個現代化歷程以黨 治國家開篇，最終要以憲政體制收官。在這之間則是一個痛苦掙扎的漫長年代，是 一個威權主義和意識形態統治的漫長的訓政時期。痛苦之處來自於封建君主制的政 統雖滅，但道統猶存。以顛覆一切傳統為己任的革命，最終果然顛覆的是傳統當中 幾乎一切的美好價值，和人類社會歷經千年所積澱的自發秩序及脆弱的人心。但骨 子裡根深蒂固的封建政治文化，維繫於獨裁者的自上而下的統治合法性源泉則在百 年之後，也並未得到真正的摧毀。我在論及辛亥的另一篇文章中談到，在意識形態 與暴力體制的革命當中，道統不僅不可能被摧毀，而且注定成為革命領袖發動革命 所憑借的主要價值來源。任何一個相反的革命政權，都無法不依賴於相同的道統方 能得到獲得勝利和承認。這是革命的一個悲劇。 所以毛澤東清楚的認識到它的統治合法性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即威權繫於 一身的世襲獨裁體制和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結合。毫無疑問，這兩個統治合法 性來源在當代中國都被嚴重的削弱和被普遍的懷疑。共產黨自身的統治合法性面臨 極大危機。因為任何一個現代政權都已經不可能簡單維繫在成王敗寇的暴力邏輯上 ，它必須自圓其說。並必然要以某種形式將合法性搭建在"同意"的基礎上。憲政體 制就是一種將統治建立在"同意"基礎上的政治制度與公共權力的安排。這是啟蒙運 動以來人類最大的一個進步。所以關於以政府的對立面和批評者面貌出現的"合作方 式"可不可能被接受的問題，其本質即是憲政體制在今天的中國可不可能的問題？ 除了20年改革與世俗化進程的漸進力量之外，我認為憲政體制在今天的一個主 要契機，就是中國共產黨正在面臨嚴重的統治合法性危機。改革開放帶來共產黨政 權不可逆的世俗化。使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面臨危機。這個在新老左派眼裡的"修正主 義道路"，就是憲政體制的契機。我們要一個憲政體制，共產黨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 統治權的穩定。這兩個目標其實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因為合法性的轉換已經成為共 產黨生死存亡的關鍵。不是腐敗，而是統治的合法性，才是共產黨岌岌可危的地方 。我們看到，從"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到江核心的七一講話，意味著共產黨已經 開始主動的努力，努力為合法性尋求新的框架。 三、 腐敗，其實也是一種世俗化。 今天的共產黨已不是鐵板一塊的抽像概念，更不再是一個純意識形態化的團隊 。在二十年前，甚至十來年前，共產黨不僅要維護自己手上的權柄，而且要維持這 種權柄的性質和來源，即意識形態本身的真理性和獨佔性。意識形態對於一個像孔 繁森這樣的幹部而言，仍然具有本體性的價值。但今天，一個由大多數貪官和經濟 動物組成的執政黨既得利益集團，它的底線已經降低了，它最關心的是能不能維持 政治和既得利益的穩定，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純潔。對王寶森這樣的幹部來言，意 識形態已經不再具有本體性的價值。而僅僅是獲得合法性的依據。如果換一種合法 性的模式，而在新的模式中可以繼續自己的地位，那麼王寶森們其實並沒有玉石俱 焚的決心。 另一方面，批評者也不再是造反者，他們吸取了暴力革命的悲劇，意識到社會 進步的"路徑依賴"，而不能靠造反和摧毀既有秩序來實現。所以他們也把目標降低 了。自由主義不反對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也不希望這個擁有6千萬黨員和全社會絕 大多數公共資源的政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自由主義者甚至希望共產黨在未來可以 看見的較長時期內，在向憲政體制轉化的過程中擔當自己的歷史使命。所以自由主 義的目標只有一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共產黨可以繼續執政，但必須轉變自己 的統治方式，必須重建統治的合法性。 兩方面的目標都有所降低之後，在民間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形勢配合下，一 個憲政體制的前景就是我們可以展望的。改革開放二十年，孔繁森都變成了王寶森 ，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機會。因為你不能和孔繁森做交易，不能向他陳說利益得失。 如果今天的共產黨內到處都是孔繁森，中國就還只能在無法去魅的道德理想國中繼 續一個春秋大夢。就像中國的司法體制中如果到處都是包公，中國的法治現代化也 就可能遙遙無期。但王寶森就不同了。尤其是地方當中的王寶森們，他們會很清楚 的看清情勢，他們正在逐步成為意識形態的背叛者。和失去統治地位、亡黨亡國的 高風險相比，他們最終會選擇戴上一個緊箍咒。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對於共產黨整 體而言，是一個緊箍咒，但對於地方黨組織的領袖們而言，民主化恰恰是他們擺脫 自上而下的控制，獲得更大權力的途徑。因為任何民主，首先都是統治者內部的民 主。就像自由大憲章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妥協一樣。 去年在網上傳播的權勢文人潘岳的政改方案《對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 ，就是共產黨內重建合法性的一種努力和著急的聲音。這個合法性的重建努力，在 我看來，與中國的憲政體制的方向至少有相當部分是重合的。這說明重建合法性已 經成為共產黨和民間自由主義力量的共識。只不過區別在於，自由主義要求的是一 個世俗化的重建，即一個"同意"和"承認"的政治，也就是憲政體制。而共產黨的重 建努力，仍然是非世俗化的。他還不死心，而奢望從階級黨的神話跳入另一個全民 黨的神話。這是徹底去魅之前的最後嘗試。 如果這一最後的努力失敗，重建合法性就再沒有第二條路。只要不出現激進的 逼宮關頭，被迫戴上一個緊箍咒就會成為王寶森們權衡利弊之後的方向。資本家入 黨這一全民黨的嘗試更會推動這一進程。它將在共產黨事實上的"地方聯邦制"的縱 向分化之外，帶來另一重橫向的分化。它可能使得民主制的最初一桶金，不是發生 在一些人夢想的民間中產階級當中，而是發生在黨內的地方執政集團和橫向派系之 間。 四、 有一個比方很恰當。說中國今天就像一把椅子，這把椅子和別的椅子一樣有四 根腿，但中間一根卻特別長。所以這把椅子要麼根本放不穩，要麼椅子全部的重量 其實是壓在這一根腿上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把中間這條腿鋸短點，鋸得和其它三 根一樣長。問題是我們都知道這條腿是什麼，但是因為無法說出來，也就無法真正 的討論如何才能鋸短的方法。這是很可悲的。 以前面的思路，一個民主化的和個人主義的憲政體制，就是鋸短中間這條腿的 良性方法。之所以強調個人主義的和民主化的，因為憲政也可以是集體主義品質的 。劉小楓曾經提醒過這兩種品質的不同。乍一看，集體主義品質是我們根深蒂固的 傳統，既然說到尊重傳統的路徑，為什麼要強調個人主義的品質呢？我對於漸進道 路的理解是方式上的漸進。不一定是目標上的膚淺。而且所謂傳統也不僅僅是中國 的傳統，中國今天還有多少拿得出來的傳統？我強調傳統，不僅指中國自己的傳統 文化，同樣也指向近代以來人類共同的制度文化的路徑。否則傳統就成為了固步自 封的借口。中國早已在這個大傳統當中上百年了。有人說中國不應該照搬西方的現 代化經驗，而應該走出自己的現代化之路來。這個願望我同意。但是關鍵的一點是 人類的歷史走到今天，就這麼一次。所有的路徑和資源都限制了並不容許一個民族 自作主張。想走一條與別人不同的道路出來，這個想法如果成為一個目標，就還是 一個烏托邦。正確的態度只能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社會理論與自然科學不 同，社會是不能拿來做試驗的。實驗性本身暗含著一種對生命的輕視。我們在2 0世 紀經歷了一次社會領域最大的試驗，教訓之一就是應當尊重傳統的和自發的秩序， 和那一切我們無法一一理清的、埋藏在歷史和當下的無數根須。 對於作為人類現代經驗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和個人主義（帕森斯稱之為現代 性的三個最重要方面），我的看法是在思想上你盡可以批駁、反思，甚至提出完全 相反的體系。也許這些反思在幾百年後或者會成為一種新秩序的基礎。但這些都應 該發生在今天的學術領域內，而決不是發生在真實的社會領域。你決不能把那一套 反思拿來作為今天社會試驗的指導思想。今天必須沿著人類唯一一次的而且比較成 功的現代經驗往前走。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離這些現代經驗的距離還實在太遠 ！ 一個專制的和威權主義的社會主義，在我看來，根本沒有資格奢談什麼自由主 義的困境和缺陷。我們已經為一種反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做了一百年的試驗品 ，現在沒有任何人任何理由值得我們為某種反自由主義的理想社會再去做一百年的 試驗品。我們就要現在這一個，明知它不完美也要。回到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上去 ，如果是這是一種媚俗，自由主義就是要媚俗。憑什麼我們要以自己的苦難來為主 流社會裡的左派知識分子提供反思和想像的空間？不願接受主流價值和人類的自發 秩序，而始終夢想對世俗的改造，這裡面有一種中國士大夫傳統"為萬世開太平"和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自大狂心理，和黑格爾式的形而上學情結的奇怪結合。 如果我們果真想走出一條有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就必須首先完成合法性的民主 化轉型。然後再來討論我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立場的問題。就像我們今天的所 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樣，你必須首先建立一個由市場和每個個體的自發行為來 配置資源和佔有財富的基本體制，然後再說政府應該在這個體制中發揮三七開還是 四六開的作用。而且這個基本機制不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國內一些人強調社群主 義的立場來指責國內的自由主義，卻不看看社群主義與我們的環境有多大的差異。 也許有人覺得我們和社群主義的距離比和自由主義的距離較近，這是天大的誤解。 在沒有民主化之前，我認為我們距離社群主義比距離自由主義更加遙遠。 世俗化的另一個敵人，是比意識形態的神學性質更加隱蔽的，即一套先驗的哲 學和邏輯思維。世俗化的意義某種程度上在我看來，就是經驗主義。什麼是權利？ 從黑格爾到馬克思，權利都是一個先驗的idea。所以馬克思不承認佔有是一項權利 ，不承認佔有是財產權的形而下的理由。而在英國人眼裡，什麼是權利呢，權利就 是從來如此的東西。所以權利的形成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時間，換言之就是傳統。 而天賦人權的先驗性很可能給獨裁者授以口實。權利是根植於歷史當中的。 現代法治強調程序性。程序就是對世俗化的一種支持。遵從程序就像遵從傳統 一樣，意味著對於實質正義和先驗理性的拒絕。甚至是對法官個人智商的拒絕。所 以我把法律看作一種保守主義的力量。 民主化和程序化，就是最好的世俗化。民主無外乎一種傳統，如果路徑依賴是 重要的，路徑需要例證去鋪設。重複三次以上的東西，就具有了一種世俗的合法性 。習慣的力量是驚人的，有人隨地吐一口痰，接著有人再吐，路徑一旦形成，想再 恢復一種不能隨地吐痰的默契傳統就難了。我們的法律至今不承認"佔有時效"，其 實從統治合法性的角度講，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本質上就是一種"佔有時效"。在尚 未完成合法性的憲政轉型之前，共產黨最大的統治合法性無非就是時間的經過。如 同貢當斯評價君主制一樣，傳統帶來了所謂的"心照不宣"。 黃仁宇說蔣介石完成了中國現代化的上層架構，毛澤東則完成了中國現代化的 下層架構。此說只能放在1949年之前。49年後國民黨在台灣補了下層架構的一課， 然後在80年代開始了訓政向憲政的過渡。而在世紀之交大功初成。走出了唐德剛先 生所謂的歷史三峽。但在大陸，共產黨至今為止，別說憲政體制，就連一個黨治國 家的訓政體制，窮50年之力，也是稀里糊塗的。國體之下，連最基本的幾個關係都 未能理清，只能憑借意識形態的餘威來大而化之。而曾經行之有效的下層架構幾經 反覆，今天又到了一個吐故納新的臨界點。如果堅持拒絕憲政體制的方向，那麼共 產黨集體世襲制的合法性危機，就可能在某個時候（比如經濟衰退）演變為全社會 的危機。 穩定第一是官方和民間都期待的。但是一個把穩定建立在領袖個人的威權、或 者暴力鎮壓機器的強大、或者經濟增長的百分點之上的體制，恰恰是最不穩定的。 而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也許正是走向憲政體制的最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