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工潮與政局走向 於浩成 近幾年來大陸工潮迭起，此起彼伏，連續不斷。最近東北遼陽和大慶爆發了中 國近年來最大的失業工人抗議活動，也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以來規模最大的群 眾鬥爭。據報導，抗議活動最高潮時遼陽有大紅二十家工廠的多達三萬名工人參加 ；大慶在過去四周來也有多達五萬名不滿的工人進行示威抗議。這一次工潮的興起 世人注目，由各國工會組成的世界最大的組織「國際自由工會」於三月二十一日向 日內瓦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申訴書，對大陸工潮加以聲援，與此同時，北京也出現了 罕見的工人示威。北京汽車摩托車聯合製造公司的約百餘名退休工人於三月二十七 日為要求安置走上街頭。江西省吉安市煤礦一千五百名工人舉行抗議，其它如河南 洛陽等地亦都傳出工潮，看來工潮有自北向南，逐漸蔓延到全國之勢。 《中國工人生氣了》，最新一期《商業週刊》在評述大陸工潮時對遼陽的國有 鐵合金工廠為例，說明遼陽被席捲全國方興未艾的工潮之起因：該工廠在四個月前 ，因營運不佳而關閉，數千名工人因此失業，這些原以為享有終身社會福利的工人 ，當時得到廠方的許諾，將適時發放退休金和拖欠的工資，不過這些諾言至今卻很 少兌現。而根據工人判斷，他們的前僱主有的目前還忙著出售工廠設備以換取現金 中飽私囊，有一個名叫李飛的參加抗議工人，工廠拖欠他的錢，折合美金約有二百 四十元，足夠維持他們一家生活四個月。目前李飛還有一份鏟煤的臨時工作，但天 氣變暖後，他便面臨失業。他的妻子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剛從一家造紙廠退休 ，所以也加入抗議行列。他說：「老百姓生活這麼艱苦，但這些官員還在不斷加薪 。」看來，各處工潮的起因與此大同小異。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間 ，國有企業紛紛倒閉或嚴重虧損，大陸這種貧富不均兩極分化的社會現像由來以久 ，多年以前就有「窮廟闊和尚」的說法，有的民謠說：「高樓林立，轎車遍地，美 女雲集，坐個王八蛋！」一直被說成是國家主人翁，甚至或領導階級的工人群眾成 了最大的犧牲品，而共產黨官員則依仗特權，通過高價出售工廠，自行發高工資等 手段貪污自肥，侵吞公產致富，大發橫財，只是近年來愈演愈烈，工人群眾的怒火 終於爆發，於是而一發不可收拾罷了！ 嚴家祺最近在《大慶遼陽示威的深層原因》一文中指出，在毛澤東時代，中國 大陸實行計劃經濟，在國有企業中實行「低工資制」，國家在實際上已扣除了國企 職工養老金和其它社會保障金，這是一種用「自由」換取「安全」的制度，那時公 民不僅沒有政治自由，而且沒有臨時隨自己想法改變職業、創業的自由，更沒有積 蓄私人財產的自由。現在中國正在進行的大規模「國企改革」，實際上是一場私有 化運動，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國有化，對中國民眾來說是「第一次剝奪」，即剝奪了 人們的私人財產權。現在的「國企改革」，對於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來說，等 於是以往數十年中已經上繳的養老金和社會福利金白繳了。人們有一種感覺，就是 「下崗」似乎是「第二次剝奪」剝奪了數十年中以喪失自由而換取的「安全」。如 果整個社會都如此，人們還能忍受，問題是一批又一批黨政官員在「國企改革」中 連續低價出售工廠，企業和通過各種途徑大牟其利，政治腐敗遍佈全國。因此，嚴 家祺進一步指出，大陸工潮是對普遍懲治腐敗的抗議，對毛時代的扣除遭到第二次 剝奪的抗議。 做為政治鬥爭中久經考驗、富有豐富經驗的老手，中共當局對付名為主人翁的 工人抗議活動，不外乎胡羅卜與大棒雙管齊下，恩威並施的手法，由於北京系首都 ，中外人士觀瞻所繫，北京市政府為防止抗議事件持續和擴散，要求汽車摩托車聯 合製造公司盡快平息事件，在公司承諾維持原有福利後，工潮已暫時平息；鎮壓一 手表現在遼陽市公安局逮捕了姚福發等四位工人領袖，至今沒有釋放，據姚的妻子 透露，她參加示威抗議時一名便衣警察告訴她，她丈夫和另外三名工人代表「違反 了示威法，警方絕不會釋放他們」。中共當局很懂得「蛇無頭不行」，必須「棒打 出頭鳥」，而來個「殺一儆百」這一屢試不敗的手段。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那 時，不是就有一位學運領袖，由於害怕他們秋後算帳算賬，首先向學運領袖開刀， 堅持不肯讓示威學生退出天安門廣場的嗎？然而，這裡鎮壓與安撫所用的手法恐怕 也只能暫時奏效，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特別在中國加入WTO以後，國企倒閉， 工人失業的現像，社會兩極分化更加嚴重，據《工商時報》三月二十九日報導，遼 寧省市長薄熙來聲稱，國企改革要推行下去，遼寧省國企今年將再裁員五十四萬， 佔全省國企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一，經濟學者胡鞍鋼也指出：解決失業工人問題將是 下一代領導人所面對的第一大挑戰，他們也說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曾經砍掉這麼多 工作。 多少年來中共一直把自己稱為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說法直到江澤民去年七一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也沒有改口，他雖然首次宣佈允 許資本家入黨，但仍堅稱「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 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為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奠定了堅定的階級基礎 。」「我們黨必須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 ，真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然而，大家知道，所謂「工人階級先鋒隊」不過 是一塊招牌，正像中共領導人仍口口聲聲把中國稱為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都僅僅是 塊招牌而已。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一直被稱做國家的主人翁，在現行憲法中開宗明 義第一條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 民主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在現實中，中共在打著「工人解放」的旗幟，叫 著「農民翻身」的口號取得全大陸的統制權以後，其上層已蛻化為官僚特權階層， 也就是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所說的「新階級」，他們在掌握以後就「卸磨殺驢」。 從來沒有真正代表過工人階級或農民階級的利益，廣大工人農民實際上一直隸屬於 無權的地位，表現在： 一、廣大工人連組織自己獨立工會的權利都沒有。中共統治者最怕民眾串連起 來，結成有組織的力量。一九八九年民運中李鵬等人堅決不肯承認學生和工人有成 立自己獨立團體學自聯和工自聯的權利；一九九七年中共堅決鎮壓中國民主黨的組 黨活動；一九九九年江澤民被法輪功萬人到中南海進行和平請願嚇破了膽，慌忙下 令將法輪功定為邪教，極盡打壓、迫害之能事。不久前全國人大雖然通過批准中國 政府加入《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又堅持保留條款，將公民有權 成立獨立工會的條款排除在外，據報導，大慶下崗失業工人在最近示威行動中已提 出成立獨立工會的要求，這自然是中共當局所最忌諱的。 二、工人連罷工的合法權利都沒有，在中共建國後制定的四部憲法中僅七五、 七八兩部憲法規定有罷工的權利(據張春橋在一九七五年修改憲法報告中說：增加公 民有罷工自由這一條，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建議，據說目的在於反對廠礦企業領導 人的官僚主義)；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即現行憲法)對公民的罷工權利卻沒有做出規 定，據說其理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已是國家的主人，工人的利益和國 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罷工，只能使國家和工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蕭蔚云： 《我國現行憲法的誕生》，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第四十七頁)，相信 時至今日，明眼人早已清楚看出，在中國官僚特權階層才是國家的主人，不許工人 罷工，不過是為繼續以國家名義壓迫和剝削工人的這個官僚特權階層的利益罷了。 三、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一切公民，事實上完全被所剝奪了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示威、遊行等項的自由權利。這些自由權利儘管已經明文寫進現行憲法 第三十五條，然而，在第五十八條又明文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 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這一條是 從蘇聯憲法中抄來的，有了這一條，實際就將第十五條中所規定的各項自由權利化 為烏有。因為均可用「損害國家、社會、集體利益」的理由加以扼殺，由於當立法 、行政、司法的一切大權，包括憲法的解釋權在內，都嚴控在中央領導人手中，他 們盡可為所欲為，他們把違法的罪名加在工人階級姚福信等人的頭上又何患無詞呢 ？ 四、農民有在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很快就被中共以合法化、公社化的名義收歸 政府所有，廣大農民被牢牢附會於農田，實際上淪為農奴和「二等公民」，連遷居 城市做工的權利都被剝奪。 自去年江澤民七一講話以來，大陸和海外都有一些人認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論」，特別允許資本家入黨一事，將導致共產黨的性質發生積極變化，認為中共正 在向社會民主黨的方向轉化。筆者以為這是莫大的誤解。因為社會民主黨的性質既 有社會主義，又有民主主義，而當前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社會主義早已名存實亡 ，民主主義則連一點影子也沒有。由於鄧小平和江澤民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 治體制改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共官僚們通過權錢交易，以權謀私，對國有 資產巧取豪奪，搖身一變成為官僚資產階級，因而江澤民提出允許資本家入黨，只 不過是迫認已成為的事實，其目的在擴大中共的階級基礎，並為進一步錢權勾結大 開方便之門，從而表明中國的腐化轉向更公開化，因此，與其說中共正向社會民主 黨方向轉化，不如說它正在向國民黨（蔣經國晚年開放黨禁、報禁、啟動民主化以 前的國民黨）方向轉化。事實上，中共正在步國民黨後塵，日益是向法西斯化道路 、也即一些新權威主義者所主張的如當前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經濟自由，政治專制 」的威權主義統治轉化。 有人曾問：如此說來，中國是否就沒有走向自由民主或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的可 能呢？筆者認為那倒也不盡然，關鍵在於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能否真正啟動。鄧小 平講過「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我們提出改革時，就 包括政治改革」(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鄧小平 文選第三卷第176頁)。」江澤民也說過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他們都是口惠而實不 至，今秋將舉行中共十六大，由於高層人事更迭，權力重新分配，提供了一個改變 中國政治走向的機遇。如果黨內改革派上台，並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中國走向 符合廣大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利益以及全世界主流發展方向的自由民主主義或社 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並非是毫無可能的，這也就是說，將「六四」槍聲打斷了的民 主化政治改革重新啟動並非是無希望的幻想。 現在再回到大陸工潮上來，最近一個時期，風起雲湧的工潮在政治上的意義是 突顯了，以人民名義執政的中共統治正當性、合法性的危機，這一點連身居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總理這樣高位的朱熔基也不諱言了。據報導，二月二十四日的大陸國 務院發出一份緊急通知，題為《朱熔基同志的聲明》，內容是聲明他二月二十日在 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上的一段講話作廢，他這段話講到中共面臨執政地位合 法性危機時說：「不對體制機制上的改革緊迫性取得一致和大力貫徹，我對國家前 途是憂慮的，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合法性、認受性的危機已經擺在面前！」(朱熔基收 回錯誤講話，《動向》二零零二年三月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對當前大陸的抗議示 威活動，一方面社會各界、包括海外僑民在內，理所當然地應予以聲援和支持；另 一方面，正如最近張偉國在《知識分子面對工潮的悖論》一文所指出的：「對於工 潮現在爆發的時機，有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注重和參與政治運作的知識分子都 陷入一個兩難的悖論，一方面從道義上應站在民間的立場，監督政府，批判統治者 ，聲援和維護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另一方面在政治策略上又無法迴避。今秋舉行 中共十六大照計劃進行權力更迭，中國已進入「換屆年」，無論工人鬧事、還是經 濟危機，都可能對民主化轉型「橫生枝節」，如果以控制危機為由實行「軍管」， 至少可能成為江澤民保留軍委主席的借口，如此則工人的實際狀況不會得到根本改 變，工潮的最終結果甚至反會傷害工人的自身利益。」 筆者認為張偉國的這一看法是很有見地的，因為過去已有過這樣的先例，鄧小 平於一九八零年八月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 講話時，人們認為這是他提出政治改革主張的高峰，不巧傳來波蘭成立獨立團結工 會的消息，保守派的胡喬木籍此給胡耀邦寫信，認為中國也可能發生波蘭事件，要 求中央「引為殷鑒」，於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就無疾而終、束之高閣了。歷史的經 驗得注意，對於中國民主化政治改革的艱巨性、複雜性，前進道路上可能遇到的種 種阻力，改革派人士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準備。□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