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對民主化的「政治恐怖」 (北京 )陳小雅 一種「曲線救民主」的主張 近讀胡平先生的《再談雙核心之爭》（見《北京之春》2002年第3期），看 到其中有一段有趣的文字： 「我讀過一位民運朋友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他主張讓江澤民擔任中國的 終身總統，並主張總統世襲。這才是真正地恢復終身制，恢復帝制。 不過，這位朋友公開提出如此『反動、倒退』的主張，其目的卻是為了更 好地啟動政治改革，實行民主轉型。按照這位朋友的分析，江澤民如果當上了終身 兼世襲的總統，他就更願意走君主立憲的路子，啟動政治改革，既完成了民主化的 千秋偉業而功垂竹帛，又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孫永享尊榮，何樂而不為呢？」 胡平先生說：「不要把上述主張視為天方夜談而不屑一顧，因為它並非毫 無道理。和傳統的君主專制相比，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並不是更好些而是更壞些。從 歷史上看，不少君主專制向民主轉型，確實要比共產專制向民主轉型來得更容易、 更平穩。我們知道，由專制向民主轉型，困難是很多的。其中一個困難是在轉型過 程中有可能導致權威崩潰，從而引起社會動盪。另一個困難是最高統治者擔心改革 會變成自掘墳墓，因此不願意推動改革。君主專制可以採取君主立憲、虛君共和的 辦法實現民主轉型，比較容易避免和克服這兩個困難。若是一黨專制，要解決好這 兩個困難就更不容易。」所以，上述觀點，用一個形像的概念來稱呼，應該叫做一 種「曲線救民主」的主張。 不過，胡平先生雖然理解這位朋友的良苦用心，但是並不贊同他提出的這 套改革方案，因為他認為，如果「恢復帝制」是為了使得民主轉型更有可行性，但 其本身卻「沒有可行性」。 中國人的「君主立憲「夢 胡平先生談到的這種方案，筆者是非常熟悉的。其思想背景大家也應該並 不陌生。遠在清末，中國致力於改革的志士仁人中，就有一派主張由皇帝主持實現 政治民主轉型的，其實踐依據，一是俄國彼得大帝的現代化努力，一是日本明治維 新實現的文明進化。雖說二者並未建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但它們都是由 帝王主持，排除統治階級內部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勵精圖治，奮發有為的成功先 例。早期的孫中山、後來的康梁，戊戌維新以後的「立憲派」，均是這條思路上人 。文革結束後，在胡耀邦時代曾經表現出來的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努力，也曾經 向當代人展現過一種「准君主立憲」圖景。是時，從上至下「和平演進」的信心也 空前高漲。後來，雖然胡趙等改革健將先後「罹難」，但由於八九民運失敗的慘痛 打擊，自下而上實現社會政治轉型的前景暗淡，這種思想和觀點在國內成了一種無 奈的「選擇」，在海外則表現為一種若隱若現的「期待」。 這兩次思潮的出現，都相應伴隨著一定規模的論戰。然而，具有諷刺意味 的是，論戰的結果與現實的政治進程並無重大的干係。八十年過去，「不死的精神 」就像永遠不滅的夢境，雖然比一世梟雄的生命更長久，但主宰歷史講壇的，依然 是槍炮的聲音而非理智的辯論。 儘管如此，作為知識分子卻不能放棄為社會思辯的責任。客觀地說，凡一 種「思潮」活躍的時期，必定是一定歷史「可能性」呈現的時刻。那些思潮的「載 體」──知識分子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種「可能性」的「現實程度」。 換言之，如果他們過於主觀和浪漫，或僅僅是以譁眾取寵的一群，則他們對歷史、 社會和自身的嘲弄可能更大；如果他們比較務實，而具有操作的觀點，則其干預歷 史進程的程度則會較深。 在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那次辯論中，筆者曾以《誰應該對辛亥革命 負責？》一文（見附件）回應了以李澤厚先生為代表的，由一批政治學、社會學和 經濟學者為理論中堅的「避免革命論」。當時的情況是子彈已代替了語言，無論何 種立論都缺乏現實成功案例的有力支撐，因而也必定難以服人。在那種時候，本人 只能以「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發生的」歷史鋪陳和分析，作一種信仰的捍衛。 從京城中人們互相傳遞、交頭接耳的情況看，那種立場和切入點，的確是一種別無 選擇的「選擇」。 然而，在今天──當我們面對那種幾乎相同的觀點的時候，我們卻不能再 用那種方式去進行辯論了。因為事情尚未成為「過去時」，「君主立憲」又再度呈 現某種「可能性」前景，討論的焦點自然應該轉向「現實性」而不是「必然性」了 。 顯然，胡平先生的文章和它介紹的觀點，均把問題提到了「可行性」的層 面：「曲線救民主」的主張者認為，「廢君民主」比較難行；而胡平先生則認為「 復辟帝制」比任何時候都更不具有可行性。──這種爭論的務實態度，顯然是值得 稱道和發揚的。 消除對民主共和的「政治恐怖」 如果對這個焦點沒有疑義，那麼問題可以是這些：1、江澤民有無可能成為 立憲君主？2、中共與國民能否容忍再一個皇帝？3、不走君主立憲道路有什麼危險 ？4、其他的現實選擇是什麼？等等。 上述「曲線救民主」論的持有者有可能對第一個問題是持肯定態度的，也 有可能並不一定把希望寄托在江澤民身上。他們相信，問題的癥結在於，「保留權 威」對於民主化轉型比「沒有權威」更有利。所以，如能出現「新權威」則也是可 以歡迎的。而胡平先生所代表的觀點對第一個問題大概是否定的，因而順理成章， 對第二個問題是持懷疑態度的。筆者認為，它們二者的爭論，由於中國政治的不透 明、社會信息的阻塞和政治道德水平的不樂觀，恐怕一時難有定論。見分曉之日， 要麼其中必有一勝，要麼與前兩次辯論一樣，與現實政治毫無干係。如真有一勝， 無論哪一方的押注成為現實，如果不抱任何歷史成見地說，對中國政治未始不是一 好事。而最壞的前景是：任何人都想當君主而並無立憲誠意；中共與國民雖然不再 歡迎一個帝王，但也並無推動「民主共和」的勇氣，這大概就是所謂「群龍治水， 久拖不決」的局面吧！ 筆者是不贊成「復辟帝制」的。這不僅因為在我們每個人的感情歷史中， 都曾播種過最大的希望，並收穫了最大的失望；不僅在於把命運交由別人安排的人 生失去樂趣和意義；而且還在於，時至今日，政治家中並無何人提供了，足以令人 民信服而可以托交歷史與民族命運的證據。由於「帝制論」者大部份是筆者過去的 朋友或同事，筆者非常瞭解他們欽羨英國「君主立憲」模式的個人氣質原因，也非 常理解他們對「天下大亂」與「暴民政治」的恐懼。所以，筆者認為，對於他們， 和與他們有相同觀點的人來說，真正的問題是「不走君主立憲道路究竟有什麼危險 ？」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退回到清末，這個問題的解答者提供的是「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 圖景。當時，持這種觀點的改良派（即後來的「保皇派」）雖然在氣勢上輸與「革 命黨」一籌，但辛亥革命後的歷史證明，他們的預見是正確的。而當時真正的問題 是，如果革命黨人能控制自己不起來造反，清庭未必就有實行制度轉型的主動性。 如果退回到一九八九年，這個問題的解答者提供的則是「改革倒退，功臣 出局」的圖景。這種觀點，在當時也曾微弱地出現過。但卻被一浪高一浪的激進民 主呼聲淹沒了。而當時的真正問題是，如果激進民主要求能夠理性控制自己的行動 ，「君主」能夠把他的改革推動到哪一個層次？ 那麼，如果現在不走君主立憲道路，會出現什麼局面呢？筆者認為，一不 會「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改革也退不回去──因為在經濟和社會進步上已進入 「不歸之途」；在政治上並沒有走出半步。那種憑著狹隘的「流民生活體驗」而構 造出來的「一盤散沙」的中國，只不過是幻想作家為推銷「幻想」而提供的一種文 學圖景。此時此刻的中國，不僅人人有可奔的目標，任何社會階層具有自我整合能 力，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推行，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的飛速增長，以 及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的發育，使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已經進入了自我運轉的 良性軌道。最差的地方，即使是維持現狀也不是「一盤散沙」，而是有業已成型的 宗教、家族、黑社會或地霸把持。而對於社會穩定來說，唯一剩下的三大憂慮是國 有企業職工消化問題、軍隊的國家化問題與民主政黨發育問題。 沒有君主才有新中國 上述三個問題，的確是維繫社會穩定無法繞開的問題。但這三個問題的存 在，並不不構成挽留「君主制」的一道勸諫。首先，國有企業大量低素質人口消化 問題並不依賴於已經宣佈「三個代表」的共產黨的存在，社會民主黨將比共產黨更 一心一意地對待他們的利益問題，而承辦這項工程的主體在政府，出路在政府的宏 觀調控能力；其次，軍隊的國家化依賴於共產黨還軍隊與國家，既由國家主席擔當 全國最高武裝力量的代表，而不是由君主執掌軍隊；第三，民主政黨發育依賴於共 產黨開放黨禁，而不是把「三教九流」都招到一個沒有自我制衡能力的龐然大物中 去。 因此，現在的所謂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問題，並不繫於政治的穩定，而是系 於行政的穩定。共產黨可以放假一年，實行民主化改造。只要國務院上班，銀行開 門，警察管事，商店營業，企業運轉，農民工人有事做，其他代表不同利益集團、 整合社會各階層的黨派自會在一年內成型，到各級議會裡與共產黨共同論事或競爭 。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沒有君主就沒有穩定，而是沒有政府才沒有穩定； 不是沒有執政黨的控制就沒有穩定，而是沒有社會的真正解放就沒有穩定。沒有了 君主，共產黨才能走上新生的道路，沒有君主才有新中國！□(2002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