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支持申奧？ （北京）周舵　 我為什麼支持申奧？答案其實可以很簡單：因為我熱愛中國，渴望中國富強 、文明、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因為民主不能是孤家寡人的事業，要推動中國的民 主化，不能不和大多數愛中國的中國人站在一起。但是，鑒於海外提出了那麼多看 似有理的反對意見，我不得不多說幾句。 一. 中國VS.中共 首先得申明：我愛中國，不愛中共（但我也不主張與中共為敵），中國和中 共是有關聯但絕不等同的兩碼事。把黨、國混為一談，源於列寧虛構的那個君權神 授論的現代版：有一個代表歷史規律和人民利益的先進階級－→工人階級－工人階 級只能以先鋒隊共產黨作它的代表，並從外邊給它灌輸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共 產黨要按嚴格紀律「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組織起來－→所以，黨的領袖 就是人民利益的天然的、永恆的最高代表。這一種厚顏無恥的強盜邏輯每個推理環 節皆錯，它不折不扣是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的理論核心，卻至今仍然是中共的基本信 條，每日每時在其宣傳工具上轟響著。謊言重複一萬次，滲透中國人的下意識，就 成為他們不由自主的思維邏輯，把愛黨和愛國當成了一回事。 事實上，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當然不是重合的，一黨專制就不符合人民的 利益；但是，另一個極端「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衝突的」也同樣不正確； 如果世事果真就這樣黑白判然，也就無須乎開動腦筋思考問題了。政治的智慧就在 於，如何恰如其分地區分這當中的差別和關聯。 我得承認，在辦奧運這個問題上，上述區別並不容易。但無論你如何強調辦 奧運符合中共的利益，也無法得出結論說，它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的；也不大可能 拿出數據，準確區分這兩者之間孰重孰輕。很不幸，我們恐怕只能靠某種整體的洞 察力或直覺。我只能說：直覺告訴我，辦奧運將強化國際社會對中國內政的關注、 影響和監督，將迫使中共更多地接受世界文明主流的價值觀和遊戲規則，而不是相 反。鑒於中國二十餘年來的進步主要源於對外即對國際主流社會開放，凡是能夠擴 展這一開放度的，大體上就是好的。 一黨專政的最大弊端，就是執政黨的權力不受制度化的強有力監督和約束。 對外開放的好處之一，就是使中共愈來愈深地受到國際社會的監督和約束。持不同 政見者的批評也是約束之一，但如果沒有對外開放，持不同政見者立即就會全部消 失在死刑、監獄和勞改營之中，就像今天的北朝鮮，毛時代的中國那樣。 或許，辦奧運有利於共產黨的統治。然而，什麼樣的統治？是日漸鬆動、溫 和、文明化的統治，還是相反？說辦奧運將使中共的統治走向嚴酷、野蠻和極端主 義，這不大象是實情。 凡是能使中共臉上增光的事，就是壞事，這種說法背後的邏輯，其實還是敵 我二分：中共是萬惡之源，不推翻它中國就不能進步。──這一套革命萬能論，恕 我不敢苟同。 二. 鄧小平VS.毛澤東 中共並不是鐵板一塊，鄧小平與毛澤東差別很大。要知道兩者的差別有多大 ， 不需要大智慧，讀一讀鄧力群等極左派對鄧小平的指控就夠了。由於「六.四」 的血腥鎮壓，民運人士不願承認鄧小平的貢獻和江澤民「七.一」講話的進步意義， 道義熱情固然無可非議，但意氣用事、以偏概全畢竟有失偏頗。「七.一」講話離赫 魯曉夫主義也許只差半步了，而赫魯曉夫正是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的中間站！難 道非搞革命，搞到流血漂杵才算好？ 革命是麻醉中國知識分子（和遊民群體）的精神鴉片。 革命易，改革難，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有很好的解說。 改革派常犯的一個大錯，是高估自己的本事，低估保守派的力量，「六.四」失敗的 原因之一，就是這種「正義必定戰勝邪惡」的「革命樂觀主義」，或者說，用革命 的方式搞改革的急躁冒進主義；知進不知退，進退失據，孤立自己，壯大敵手，和 當年的康、梁、譚嗣同犯同樣的錯誤。鄧力群等十七人的萬言書在中共體制內外引 起了一片嘩然，它告訴人們，在中國，革命神聖、極左有理的土壤之肥沃，自由民 主、漸進改良的養份之匱乏，遠遠超出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的想像。極左不是「一小 撮」的問題，它在廣大失意人群，在改革中受益不多的人群中有極為廣闊的市場， 不要以為，他們反對執政的中共，就一定是民主派的盟友！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改革要成功，一定要有一種遍及社會各界的「適可而止」的分寸感，明白「過猶不 及」的道理。鄧小平在「六.四」中的決策，不啻為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敗筆，但是 ，這不是出於他個人的邪念，那是種種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也包括近百 年來革命神聖、革命萬能的政治文化對衝突各方的深刻影響在內。 「一個因『原則』而導致不可調和的分裂的國家，其中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 清白無辜的，而別人是漆黑一團的，這個國家將無法治理。」（李普曼）── 可怕的是，這類黑白二分的幼稚邏輯在今日中國仍然大有市場。這才是真正 的「現代化陷阱」。 有人把今天的中共與三十年代的納粹相提並論，反對中國辦奧運。我認為， 這比擬不當。 出於政治理論研究的需要，把列寧主義與納粹主義歸為一類，即「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應當說很有解釋力。但是，同一類型的個體間不是沒有「 種差」的；簡單說，納粹是倒退的部落主義、種族主義，而列寧主義是理想主義、 未來主義，是主張天下大同的，這個差別並非無關緊要。 更不必說，鄧小平的共產黨，哪裡還能算作共產黨──不管從好的，或壞的 方面說。 而且，當年的納粹第一，其極權主義正處於上升時期；第二，其軍事實力居 全球首位；第三，擴軍備戰、對外侵略是其不可動搖的首要目標；第四，世界大勢 與今天大為不同──當年沒有核武器，沒有全球化，沒有聯合國和今天的國際道義 準則，自由民主受到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嚴峻挑戰，......等等。今天的中共，幾乎 與之處處相反：軍費不到美國的一個零頭，軍事技術水平比西方落後不止一代，爭 取和平的國際環境至少今天還是其首要的對外政策目標，世界大勢逼迫著中共不得 不一步步融入國際文明主流.......當然，如果民主化長期沒有進展，不是說不存在 中共走上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新法西斯道路的可能性，但這可能性看來不是 很大。 三. 民意VS.政治正確 如何做到既順應民意，又引導民意，這是每一個政治家必定要面對的巨大挑 戰。「人民（實際上只能是某一表決多數）的意願天然合理」，這種盧梭式的人民 崇拜是極權民主、多數暴政的信條，是自由主義民主必須堅決拒絕的。但是，如果 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人民大眾是愚昧無知、受騙盲從、只圖眼前利益的，因此一 小批精英可以把自認為正確的決定強加給人民，那就不折不扣成了專制獨裁，列寧 就是這麼幹的。 海外民運在「六.四」剛剛過去的一、兩年內，曾經犯過盲目樂觀的錯誤，以 為中共行將崩潰，現在有些人卻是跳到另一個極端，極度悲觀失望，把中國人── 無份內外：政府官員、企業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學生、工人農民、海外華 人──統統罵得一錢不值，似乎比毛澤東時代還要不堪，徹底沒有希望。這背後隱 藏著一個「唯我獨尊」的赤裸裸的精英孤立主義，自封為真理正義在握的裁判官， 似乎99%以上的中國人都可以被裁決為毫無希望。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又何苦費力 去爭取根本無望的民主呢？ 海外的朋友們恐怕不太能瞭解，像誤炸使館這樣根本不該發生的愚蠢錯誤， 給國內親西方的民主派帶來了多大的困擾.剛剛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的心一下子沉下 去了，我知道這件事糟糕透頂---尤其是對中國的民主事業而言。中國政府固然是有 意識地利用了這一事件，但畢竟，這是在中國人民族自尊的敏感傷口上撒了一把鹽 。某些中國人對「九一一」事件的幸災樂禍反應，與此（以及撞機事件）有極為密 切的關聯。 民主就是民意之治，這話當然一點不錯；但是，真正困難的問題卻是，我們 怎樣知道民意是什麼:人民現在究竟想要什麼東西？以及，更困難的是，人民將來又 會想要什麼東西？十幾億人，人各有志，永遠不會想要同一樣東西；哪怕就是同一 個人，也不會永遠想要同一樣東西。民主理論最困難的核心問題，毋寧說就是：政 治決策怎樣才能順應真正的民意。學者們發明了許多瞭解民意的技術手段，如民意 測驗，但它至多只能知道在某一個很局限的具體問題上，各種人意願的分佈情況； 象「什麼是民主？」「民主化道路應當怎樣走？」這種問題，民意測驗半點用處也 沒有。 讓我常常不免灰心的是，許多民運人士甚至不理解或者常常忘記了，個別案 例只有放在系統理論的某個合適位置上，才有它的有限價值；能給我們一定意義上 的理論指導的，是統計規律──在科學抽樣基礎上做調查統計後得出的結論；而且 ，我們一定不能忘記，這種統計數據的可靠性也只是相對的，有限的。但不管怎樣 ，我們至少要盡可能用統計數據來說話。 我親自質詢過蓋洛普在中國的代表，得知他們的調查數據──超過94%以上的 中國受訪者支持申奧──是在中國14個城市作抽樣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有相當科學 性和可信度的；至少，比迄今所見的其它論辯都更有可信性。這就是我支持申奧的 主要理由。不站在這94%的人一邊，卻偏要站在其餘6%的人一邊，其中的理由何在，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有幾種說法，不妨順便一提： 申奧成功將使中共更加肆無忌憚──上面已經講過，由於缺乏民主制度的約 束，對中共濫用權力的制約主要靠:與國際規則逐步接軌；體制內、外民主意識的逐 漸擴散；持不同政見者的批評，等等。申奧成功，國際社會的監督只會加強，國際 主流文明的影響只會加速擴散，而各種批評意見（包括反對中國辦奧運的意見）在 這樣一種注意力被聚焦的情境中只會使中共更謹慎小心，而不是相反。反過來，如 果申奧失敗，中共會更不肆無忌憚嗎？我看不會。 辦奧運是浪費民脂民膏，而且為貪官大開方便之門──辦奧運所費不貲，這 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想想中共搞五十年國慶的驚人浪費，就不免讓人心生聯想。 但是，兩者差別還是很大：國慶閱兵毫無建設性，辦奧運的投資卻是多數用於基礎 設施建設；沒有人敢說閱兵會有利於經濟增長，辦奧運卻可以拉動經濟增長大約每 年0.3個百分點；閱兵沒有半點國際監督，辦奧運是在嚴密的國際監督之下。至於貪 污，試問如果不辦奧運，這兩千多億用在別處，貪污會更少嗎？我想應當是相反； 在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下，貪污應當更少，而不是更多。況且，總不能說，因為有 貪污，就不要建設了，等貪污搞乾淨再建設。 辦奧運會讓北京到處堵車，堵上八年；建築揚塵，讓空氣更壞；......等等 等等。這些就不必爭論了；沒有一件好事會不付代價，所謂「決策」無非是兩害相 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要想不堵車、不揚塵、不......那就索性不要建設好 了。 我一向主張建設性的可操作的批評，而不是敵我二分的，或高調理想主義的 批評。我主張，批評第一要出於善意，是希望被批評者好起來，而不是快快死掉； 第二不僅要指出錯誤，還要有可操作的替代辦法──你說這個不好，那麼什麼才好 ？我以為，對中共也應當是這個態度。 四. 屁股VS.腦袋 自由民主之所以值得追求，說到底是因為它符合人民的利益。然而有不少人 誤以為，民主就是各種利益集團競爭一塊利益大餅。正相反：這不是民主，是民主 的歧途。民主的政治領袖應當高瞻遠矚，有能力根據人民長遠的整體利益來協調和 平衡各種短期的局部利益。因此，他們既要洞察隱微，把握各利益群體當下的利益 要求，又要能相對超脫，理性、穩妥、客觀、公正地引導這些利益要求，時時把握 好分寸和平衡。這當然是一種近乎理想化的高標準，任何人難以完全做到，因為， 常情是「屁股決定腦袋」，你坐在某條板凳上，你的腦袋就要受它的影響；只不過 ，民主制度的功用正在於，把這個近乎理想的高標準如同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 於政治家頭上，讓他們不敢或忘。 我深知，美國是個太誘人的國度，坐在美國這條板凳上，要想不受它的影響 幾乎不可能。馬克·吐溫曾說，小時侯父親是他崇拜的偶像，老頭子的每句話在他 看來都是對的；長到十幾歲，偶像破碎，他覺得老頭子處處不對勁；四十歲以後， 回過頭一想，老頭子倒也不是一無是處──這也許正是不少中國移民對美國觀感變 化的三段論：初到美國，和中國比較，美國不啻天堂；時間稍長，面臨種種生存競 爭，開始逆反；再後來，適應了美國的環境，美國又變得可愛起來，而且越來越可 愛，而中國，自然是越來越醜陋。這種不利於中國的比較，也許讓有些人對中國越 來越冷淡與不屑，對於我，卻是使我愈被刺痛，越增強我一定要變革中國的決心。 在我看來，我的態度似乎更可取一點. 問題也許正在於此:不是美國不好，正相反，美國太好了，好到這個地球上容 不下兩個美國。中國不是美國，而且永遠變不成美國──上帝不許，上帝沒有給地 球預備那麼多的自然資源。光是把美國的民主自由每天念上一千遍，也解決不了任 何問題，世事比這複雜艱難得太多。除了美國的好，美國的民主自由，我們還得考 慮其它多得多的東西；至少，我們得瞭解：美國不是鐵板一塊，上中下，左中右， 內與外，必須細分，然後分別評價；指導美國對外政策的原則，與美國國內政治的 自由民主原則並不是重合的同一回事；美國不等於西方，歐洲與美國差別很大；不 能僅僅用美國和中國比，還得考慮中國的歷史，拿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比；必須科學 、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國可以從美國學習什麼，學不到或不應當學什麼；...... 等等等等。這些要求都很難做到，但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而不是 自以為拿上一面自由民主的大旗，在半空中拚命揮舞，就萬事大吉了。面對這些問 題，要取得一些起碼的成績，必須具備一些必不可少的主、客觀條件，比如說，讀 書、回國。外科醫生切盲腸，還要苦讀八年以上，實習若干年，搞民主卻可以不要 任何資格，這種事情真可說是荒謬絕倫。──重申一遍：我無意貶低任何人，我想 說的僅僅是：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和短處；每個人都有其信息的不完全性：在我， 我要警惕不要被中共的片面宣傳所誤導；海外諸君卻正相反，不要被美國共和黨某 些右翼的另一種意識形態狂熱所支配。中國的民主事業需要的，是超脫於這種種片 面性之上的，真正冷靜、客觀、公正的判斷。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持中，而不是走極 端。□ (2001.11.17.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