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往事追憶 自由亞洲電台 張 敏 (本文由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女士根據兩次節目內容整理成文 字，在本刊發表時有所刪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 美國東部時間一月九日，旅居波士頓的中國著名理論家王若水先生因病逝世，享 年七十五歲。王若水先生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由於 在八十年代初公開提出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理論，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 被解除職務。王若水先生的太太馮媛是《中國婦女報》記者，去年八月成為美國哈 佛大學尼曼基金會研究員，王若水先生與太太一起從北京來到波士頓。 一、中國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哲學家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是什麼時候患病的呢？ 馮媛：他一九九六年做完肺癌的切除手術，二零零零年開始以來，他又在和已經 轉移的癌作鬥爭。 主持人：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三年，王若水先生曾經兩次應邀來美國作訪問學者 。這次在他患病的情況下，你們是怎麼考慮到美國來的呢？ 馮媛：我們倆也算是互相為對方考慮，他特別喜歡哈佛大學這個地方，這個環境 ，所以，他一直鼓勵我申請哈佛尼曼基金的研究項目。但是，我因為這幾年在國內 工作很忙，一直沒有下決心申請。去年，我覺得他的病已經比較重了，就想我還是 應該申請，因為，尼曼基金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進修項目，對我自己有好處，而 且，也可以了他的心願。 因此，我在二零零一年初在尼曼接受申請的截止期之前，把申請手續完成了，一 個是為了讓我自己有一個進修的機會，同時也是希望能滿足王若水的心願，因為他 喜歡哈佛大學的環境，尤其喜歡哈佛大學的中文圖書館，裡面的藏書和他感興趣的 研究領域非常的吻合，他在這裡看書、作研究都非常方便。 我很榮幸地得到了尼曼基金的資助，尼曼基金會對我們也很支持，後來他們知道 了王若水生病的情況，還表示，我的醫療保險可以包括他。這當然不是對我們的特 殊照顧，而是這個項目也考慮到研究者的家庭成員。這樣，我們就一起來到哈佛。 而且我們也知道，在波士頓地區有非常發達的對癌症的研究和治療，我們當然也希 望，在這裡能夠更好地治療他的病，延長他的生命。 主持人：到這邊以後，治療的情況怎麼樣？ 馮媛：來了之後，他確實在這裡的登納哈伯癌症研究所得到了很好的治療，他的 醫生雷本博士也非常好，所以，這方面我沒有什麼遺憾。 主持人：請問有沒有準備為王若水先生舉行告別，或是追悼的儀式？ 馮媛：不準備舉行任何儀式，這也是王若水遺囑的意思，但是，他希望將來在他 的骨灰上面種一棵樹。我收到了很多的電子郵件和電話錄音，但是因為我這兩天在 忙著一些具體的事情，所以，不能一一地回復，由於經常不在家，甚至都不能接電 話。等過些天把這些具體的事情辦完，我會感謝大家的。這些信息都讓我覺得很溫 暖，也讓我不是處在悲痛之中，而是處在友情、關懷當中。而且，因為在忙他的這 些事情，所以，我覺得其實還是跟王若水在一起。 主持人：聽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他的很多友人非常悲痛。曾經與王若水一 起工作過的原《人民日報》記者，旅居美國的中國著名作家劉賓雁先生說： 劉賓雁：王若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去世了，我心裡非常悲痛，我本來準備 二月份去波士頓看望他，他的病情有時好有時壞，他的太太說，這也不奇怪，他在 國內就是這樣，在接受治療的時候，病情常有起伏。我沒有想到，他這麼快就去世 了，我感到非常遺憾，也十分悲痛。除了因為我對他的個人感情之外，我也為中國 感到悲痛，因為中國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一位非常值得我們懷念的民主鬥士 、自由鬥士。 主持人：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段路程，王若水先生一直在工作。哈佛大學法學院資 深研究員、著名中國學者郭羅基先生說，他在哈佛大學聽過王若水先生的演講。 郭羅基：王若水到哈佛以後，還作過一次演講，題目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 是在去年十一月，那時候我看他已經很勉強，兩條腿是腫的，走路拿著枴杖。他本 人倒是一口答應作演講，講演那天，我看他也很吃力，講得很累。 主持人：您最後一次見到王若水是在什麼時候？ 郭羅基：星期一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呼吸很困難，靠吸氧在維持，他說話非 常吃力。他所擔心的還是他的思考不能繼續。他年輕的太太馮媛一直在他的身邊陪 伴著，馮媛對他說：「你放心，你的思想我都記下來了。」他口述，馮媛就記錄， 那時候，他本人倒好像很樂觀。不過，我看著他已經很難受了，他吸著氧氣，說話 有氣無力的。所以，我回來以後，感到非常難過，那天我一個晚上都沒有睡著覺。 王若水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在很多關鍵時刻都表現了他的那種獨立人格 。我覺得，他最可貴的就是，自覺地選定自己的道路，不受任何干擾，堅定地走下 去。 原中國大陸《新觀察》雜誌常務副主編、中華文學基金會副總幹事鄭仲斌先生現 在住在北京，已經退休。他是在三十六年前認識王若水先生的。 鄭仲斌：王若水先生去世兩個小時以後，他的兒子給我打了電話。當時，我一下 子驚呆了，電話放下來以後，我就痛哭起來了。王若水先生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對 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是帶著智慧的痛苦，帶著未竟工作的遺憾而離開世界的。 主持人：請問您和他最後見面是在什麼時候？ 鄭仲斌：他去美國之前，我曾經到醫院裡看過他幾次，他對生命是充滿信心的， 他從來沒有說過什麼悲觀的話。我每次見到他，除了跟醫生打交道以外，他都是伏 案在那裡看書、研究、寫作，拚命要跟死神爭時間。最後一次他跟我說：「最多就 是一死吧。其實，我對死一開始有點緊張，但是，現在我一點也不緊張。我只是覺 得，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有很多東西要寫。」 主持人：您跟王若水先生認識有三十六年了，能不能談談您對王若水先生的印象 ？ 鄭仲斌：他是我在諸多知名學者中最敬重的一個人，他是一個非常全面的人，非 常有思想，讓我感受至深。在跟他接觸的過程中，你就會覺得他這個人非常純粹， 一點都不會做作，一點也不會來事，更不會趨炎附勢。所以，我寫了一幅對聯來悼 念王若水，他的筆名叫王澈，他的名字叫若水。 對聯的上聯是：「時代之智慧」， 下聯是：「人民的良心」。 橫批是：「清澈若水」。 主持人：原中國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於浩成先生在美國聽到了王若水 先生逝世的消息。於浩成先生現在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問學者、總部設在 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的理事。 於浩成：王若水先生的逝世是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損失，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 理論家。 主持人：您認為王若水先生在理論上主要有哪些貢獻？ 於浩成：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大家都在反思中共統治的歷史教訓。王若水先 生當時是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我當時是群眾出版社的社長兼總編輯 。我參加了那時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王若水在會議上提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 重要的教訓就是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問題。他的觀點在會議上起到了振聾發聵的 作用。後來，王若水又幫助周楊寫了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文章，是周楊在中央黨 校作的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的報告，結果，引起號稱左王的胡喬木的批判。王 若水又寫文章進行反駁。王若水在中國理論界是有重大貢獻的。從那時起，中國開 始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在整個八十年代一直到一九八九 年的學運。「六四」鎮壓以後，到九十年代，中國的民主運動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但是，思想領域的研究還在繼續進行，在這當中，儘管王若水身患重病，還是作出 了很大的貢獻，比如，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他確實有很多創見，很值得我們學 習。王若水是非常文靜、冷靜、謙虛的人，我自己從他的著作裡學習到很多東西。 王若水的去世不僅使我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朋友，而且對中國的思想界、理論界也是 一個很重大的損失。 主持人：說到王若水先生的逝世是中國思想界、理論界的重大損失，很多人都有 同感，其中不僅有他的同代人，也有他的學生和晚輩。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 所所長孫旭培先生是一九七八年考進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是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 ，他撰寫的有關新聞自由的論文是經王若水主持下的答辯委員會通過的。王若水先 生的得意門生孫旭培雖然後來作了新聞研究所的所長，最終還是因為倡導新聞自由 而被免職。他現在是中國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的特聘教授，聽到恩師王若水 先生逝世的消息，孫旭培先生感歎說： 孫旭培：一位哲人離開了我們，一位智慧者離開了我們。一九七八年，我考上研 究生，來到北京。在我還不認識王若水的時候，他在給其他學生講課時提到了我， 要找我。因為我曾經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批判「四人幫」極左的文章，文 章是經過王若水看過以後發表的，他對這篇文章非常感興趣。以後，我們也經常有 交往，他指導過我的畢業論文寫作，他還是我畢業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我的畢 業論文的題目是「論社會主義的新聞自由」，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他的支持在 當時是非常重要的。結果，我的「論社會主義新聞自由」就是在他的支持下通過的 。那篇論文直到現在都被認為是比較前衛的，可是，他在那個時候，一九八一年， 二十多年前就支持通過了這篇論文，這一點我是很感謝他的。後來，有一些理論討 論會他也讓我參加過，我們也經常在《人民日報》社，或者在《人民日報》的大院 子裡面交換意見，交談對於一些問題的看法，他給我的啟發很多。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還給您留下了哪些比較深刻的印象？無論是他的理論，還是 他的人品。 孫旭培：王若水是一個很正直的學者，他能發現真理，也能夠忠於真理，他敢於 堅持自己的看法。他的很多觀點都講得很對，後來證明，他是正確的。但是，在當 時，就為人們所不理解。現在，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思想解放使得人們對於過去 認為不能夠接受的觀點，現在都能接受了。我不知道，人們是不是記得最早那些觀 點是誰先提出來的，可能沒有人再去想它了。我認為，王若水當年在思想解放中是 起了不小作用的，所以，我一直在關注他的情況。 主持人：現在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陳力丹先 生二十年前的碩士論文答辯也是在王若水先生的主持下通過的。 陳力丹：自從王若水擔任了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以後，我一向稱他為王老師 ，後來，我們就有了文章上的互相交流。 主持人：在這種文章上的互相交流過程中，您對他的哪些觀點印象最深？ 陳力丹：他認為，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他始終如一地堅持這個觀點，但是 ，他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觀不是教條，也不依附於一定的權勢，而是他通過自己的獨 立思考得出的結論。而且，他認為，後來馬克思主義在發展中出現了很多偏差，而 且這些偏差在某種意義上完全背離了馬克思，就像馬克思自己說的：「我從來不是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王若水已經走到了他能作到的最尖端的程度了。我認為，他 為了自己始終如一的觀點，可以說放棄了一切。這方面我對他非常敬佩，因為在國 內，現在能夠按照自己的觀點去研究什麼，而不考慮其他一些因素是很困難的，王 若水能夠作到這一點，他的為人實在是令人敬佩。 主持人：您聽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您是什麼心情？還想到些什麼？ 陳力丹：我覺得，是走了一個好人，而這個人的特點是：始終如一，不論遇到什 麼困難、艱險，而這種困難、艱險可能是一般常人很難忍受的，主要是精神上的打 擊和壓力太大了。但是，王若水挺過來了，我覺得在中國，像他這樣的人不是很多 ，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過去僅僅是政治信念的問題，現在多了一個金錢誘惑 ，王若水能夠作到始終如一實在是不容易。 二、從「桌子的哲學」到上書毛澤東 主持人：三年前，王若水先生和他的太太馮媛接受過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 節目的王若水先生出生於一九二六年，他是湖南人。 王若水：我五歲的時候正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人佔領了中國的東北三省，全國震 動。我在上小學的時候，老師總是講：「搞得不好，我們都得當亡國奴。」這從小 給我很深的印象，加上我小時候看的一些書，比如說：意大利的亞米奇斯寫的《愛 的教育》，這本書當時非常流行，裡面充滿了愛國主義思想，對我後來的人生觀起 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一個是愛國主義，一個是人道主義。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我還 在讀高中，民主人士辦的很多雜誌，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所 以，我剛剛畢業就想，我一定要到北平去，報考北京大學。 主持人：一九四六年，王若水如願以償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他說，大學生活 對他發生了深刻影響。 王若水：我當時如饑似渴地讀書，主要是讀馬列著作，為了尋找革命的真理。那 時候，全國老百姓對國民黨非常反對，當時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第二，都覺得國 民黨不民主，太專制，一黨獨裁。第三，國民黨的貪污腐敗。所以，我們就把希望 寄托於共產黨，而且認為，要靠馬列主義來救中國，這是當時形成的一個信念。我 因為後來成為參加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就秘密地加入地下的共產黨組織。我沒有 畢業就去了解放區，接著，很快北平解放，我們就跟著解放軍一塊兒進城了。 主持人：一九五零年底，王若水進入《人民日報》社，任理論組編輯，他當時是 什麼心情呢？ 王若水：那個時候，我覺得能夠作黨報的工作是很自豪的，因為那時候《人民日 報》的威信確實很高，老百姓也很相信報紙，很相信共產黨。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 也的確比較好，所以，初期我沒有什麼懷疑。 主持人：一九五七年，由於王若水為《人民日報》寫的一篇社論受到毛澤東的表 揚和接見。一九六三年，又由於寫了《桌子的哲學》這篇文章，王若水再次受到毛 澤東的表揚。這在當時是非同小可的榮耀。 王若水：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鄧拓(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叫我寫了一篇社 論，是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這是《人民日報》的第一篇講這個問 題的社論，當天，毛澤東就把《人民日報》的編委叫去了，他問：「這篇社論是誰 寫的？」他們說：「是王若水寫的。」他就說：「那讓王若水也來。」 結果，毛澤東表揚了我，但是，狠狠地批評了鄧拓，說鄧拓沒有宣傳「雙百方針 」。實際上，這不能怪鄧拓，因為鄧拓擬定了一個宣傳「雙百方針」的計劃和要發 表的社論題目，可是被胡喬木(當時中共中央的意識形態主管)扣下了，毛澤東不了 解這個情況，就覺得鄧拓不宣傳，很生他的氣。我後來才弄懂，他為什麼表揚我， 因為他要把寫社論的功勞歸於我，才好批評鄧拓。其實，我也是奉命寫的這篇社論 。當時毛澤東生很大的氣，他罵了鄧拓一句說：「我看你像漢文帝，你要是當了皇 帝，非亡國不可！」我當時心想，這扯到哪裡去了？怎麼把鄧拓比作皇帝呢？當然 ，以後我才慢慢地瞭解到，漢文帝有一種儒家的思想，而毛澤東很討厭儒家，一看 到鄧拓那溫文爾雅的樣子，他就討厭。我是很多年以後才逐漸明白這些的。 聽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他的很多老朋友表達悼念之情，回憶難忘的往事。 現在住在北京的原《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先生當年和王若水先生一起工 作，王若水被撤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職務的時候，胡績偉辭職。在中國當代新 聞史上，胡績偉和王若水兩個人的名字常常被寫在一起。，現在已經八十六歲高齡 的胡績偉先生與王若水先生交往整整半個世紀。 胡績偉：我是一九五二年到北京的，我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的時候，王若 水已經到《人民日報》工作了。他從北京大學畢業，原來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的 一個研究室工作，以後，鄧拓同志(《人民日報》社長)發現了他的才幹，就把王若 水從市委調到了《人民日報》。不久，王若水就寫了一篇文章《桌子的哲學》，主 要是講究竟是先有桌子，還是先有桌子的概念。他認為，先有桌子的概念，然後， 才有桌子產生。如果沒有概念，桌子就產生不了。這個觀點本來不能說是唯物主義 的。 主持人：在唯物主義被尊為官方哲學的當時的中國，這篇文章引起全國上上下下 的注意，當時有一位大學生提筆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文章，表示贊成王若水先 生的觀點，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從此，這位本來學習自然科學的大學生， 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向了社會科學領域，他就是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所長嚴家祺先生。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嚴家祺先生被中國當局通緝，流亡海外 ，現在住在美國。聽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嚴家祺先生又回憶起那段對他一生 有重大意義的往事。 嚴家祺：一九六四年，我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讀書，當時王若水寫過一篇文章叫 作《桌子的哲學》，這篇文章在六十年代有非常大的影響，它主要講思維和存在的 關係，王若水說，桌子的觀念是先於桌子的存在的。當時有人說，這是唯心主義。 當時在中國，說你是唯心主義是很嚴重的。結果，這件事引起了在《人民日報》上 的大討論。我當時作為學生，在報紙上沒有發表過文章，只是在一家數學刊物上發 表過一篇文章。我參加了討論，向《人民日報》投稿，題目我現在還能記得，叫《 自然的東西和人造的東西》，這是我為《人民日報》寫的第一篇文章。我對王若水 的觀點表示贊成，文章發表了，這對我個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促使我從自然科學 轉到了社會科學的領域。王若水對我來講有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我一直記得王若 水的名字。 主持人：請聽胡績偉先生繼續講述與這篇文章有關的一些往事。 胡績偉：王若水在《桌子的哲學》中表達的觀點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以後，王 若水的哲學著作在國內就很有名了，並且受到毛澤東的多次表揚。他在《人民日報 》變成了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他不是編委會的成員，但是，每一次開編委會他都參 加，編委會很重要的活動，包括毛老人家經常要接見《人民日報》的領導，王若水 也都參加。王若水變成了《人民日報》一個不是編委的編委，他一直是勤勤懇懇的 、努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 主持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王若水給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郭羅基回憶 他和王若水的第一次見面。 郭羅基：王若水成名很早，五十年代，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就成名了。那時候，我 還是大學生，我第一次見到他是一九六零年在中央黨校，討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 書。我是代表北京大學哲學系去參加的，我原來以為，王若水是一把年紀了，哪想 到他還很年輕，天天跑步、打籃球。他給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他是個生龍活虎的人 。 主持人：胡績偉先生的思緒回到了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王若水先生在 文革中被送到工廠勞動。 胡績偉：王若水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去勞動改造的時候，因為很能接近群眾，又會 按摩，懂得一些醫學常識，所以，那時候工人有了病，都找他治，每天晚上他勞動 完了以後，很多工人把他請到小會議室裡，請他治病。慢慢地，工人們就要求減少 他的勞動，讓他給大家服務。實際上，他就變成了一個「赤腳醫生」了。王若水在 勞動改造期間是很受工人歡迎的，他得了肝炎，工人們想盡一切辦法幫助他。在文 化大革命中，林彪的極左很厲害的時候，王若水第一次被解放出來，參加了那個時 候的《人民日報》領導小組，叫「看大樣小組」，他是小組的一個成員，負責理論 版的編輯，因此，他就編了一版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專題。這些 文章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有影響，因為其中的思想是周總理很贊成、很支持的， 他編的文章受到了讀者的歡迎，但是，江青、陳伯達他們很反對，最後他們抬出毛 老人家來壓王若水，說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 主持人：三年前，我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採訪王若水先生的時候，他本人回憶 過這段往事。 王若水：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了，這件事情出來以後，對大家震動極大，因為林 彪一直被宣傳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並且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寫入了中國共產黨 的黨章，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接著，就出現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毛澤東那麼 信任他？是不是毛澤東錯了？一九七二年，本來應該批林彪，毛澤東就委託周恩來 管《人民日報》。 當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批林彪批不下去。報紙上冷冷清清，周恩來就指示 說，《人民日報》應該批極左，可是，過了一個禮拜以後，張春橋、姚文元跑到《 人民日報》來，又講了一通，說：你們批左千萬要注意，不要批過了頭。我就對張 春橋、姚文元懷疑起來了，我大著膽子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告了張春橋、姚文元 一狀。我覺得，周總理講的是對的。哪知道，這封信捅了大漏子了。原來，張春橋 、姚文元講的意思是毛澤東的意見，但是，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向張春橋、姚文元透 露了，但沒有告訴周恩來。這樣一來，毛澤東就表態了，他看了我的信就說：「王 若水，我認識他。他寫過《桌子的哲學》。他在信中提出批極左思潮，我看也不高 明嘛。」這一下給我的震動也極大，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和周恩來還不一致！ 我感到極為震動。後來，就開始批判我，那是《人民日報》最大的一次批判運動。 主持人：我們再聽胡績偉先生對當時情況的回憶。 胡績偉：就這樣，不僅是要壓王若水，主要是要壓周總理，所以那時候就變成在 文化大革命當中《人民日報》開展的一個大批判運動，就是批判以胡績偉、王若水 為代表的一股邪氣、一股力量，是反對林彪的。毛老人家那時候的思想實在是偏得 不得了的。 主持人：在王若水先生的記憶中，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王若水：批判的聲勢大得不得了！從辦公樓的一樓到五樓，從過道到樓梯，到處 都是大字報。後來，又把我弄到農村去，一邊勞動，一邊還要作檢討。我每寫一句 批評自己的話，心裡面就有十句反駁我自己的話。但是，也非寫不可。那實在是難 受！說老實話，簡直像是精神上被強姦。心裡一萬個不同意，你卻非要說自己無論 如何都不相信的話。我這一次是作了違心的檢討，以後，我再也不會作這種事了。 除了批判我，還批判了胡績偉。這是《人民日報》有史以來最強烈的一次(批判運 動)，聲勢最大、時間最長，比文革初期的批判還厲害。可是，我覺得那時候有一點 跟過去不一樣，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我自己錯了。有時候，我從干校回來，走過報 社辦公樓的夾道，兩邊全是大字報，什麼「王若水是漏網右派！」「王若水是什麼 」，我就從這個大字報的小巷裡走過去。批得我背也駝了，頭髮也掉了。但是，我 仍然覺得我精神上很高昂，無所謂，我大搖大擺地從這些大字報的巷子裡走過去， 我藐視這些東西。這一點倒是過去所沒有的。 主持人：您當時對這種陣勢可能導致的結果有沒有什麼恐懼呢？ 王若水：我就覺得，以後這下半輩子只能在痛苦中度過了，別人說了，還可以翻 案，毛主席說了，你還敢翻案？ 三、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 主持人：後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請接著聽胡績偉先生的回憶。 胡績偉：這樣一來，就把已經被「解放」出來的我和王若水又發配到干校去重新 勞動改造。 蘇紹智：王若水受到了很嚴厲的批判，後來就被送到農村，實際上就是勞動改造 ，受了很大的折磨，生活極為困難。但是，他毫無怨言，他為了要追求真理，不怕 任何犧牲，這種精神是很值得佩服的。 主持人：剛才是蘇紹智先生的談話。蘇紹智先生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 所長，現在是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台灣中華文化大學中山研究所客座教授 。蘇紹智先生早在三十八年前就與王若水先生相識，他們曾經在《人民日報》社一 起工作了十五年。 蘇紹智：文革期間去幹校勞動改造，王若水與我太太在都在河南，我那時候在北 京郊區的房山縣。河南是特別苦的，冬天極冷、夏天極熱，熱的時候能達到四十多 度。他們住的都是土房，連窗戶都沒有，王若水他們的勞動也非常艱苦。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人生中的這種境遇隨著文革的結束而告一段落。胡績偉先生 回憶他和王若水人生經歷中一個新時期的到來。 胡績偉：到文化革命完了以後，任命我從原來的副總編輯提升為總編輯，我就提 議讓王若水作副總編輯，得到中共中央批准。他負責理論宣傳。那時候，《人民日 報》的理論宣傳可以說是有聲有色，我認為，是《人民日報》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一 個時期。 主持人：嚴家祺先生也回憶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有關王若水的一些讓他難忘的事情 。 嚴家祺：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時候，當時我關心並收集了關於那次 天安門事件的資料。那時候，《人民日報》也有人在收集有關的資料。《人民日報 》收集天安門事件資料的背後最重要的支持者，實際上就是王若水。後來，天安門 事件平反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很多重要的翻案文章，王若水起的作用很大 。在一九七九年的北京理論務虛會上，我看到會議《簡報》和王若水的發言，對毛 澤東的錯誤作了很多大膽的批評。因此，王若水當時在中國知識界有非常大的影響 ，特別是他敢於發表意見的作風引起大家的注意。當然，還有胡績偉、李洪林、於 浩成、蘇紹智這樣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在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中間，在理論方面起了 很重要的推動作用。 主持人：李洪林先生曾經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福建社會科學院院 長。李洪林先生現在住在香港，他早在四十六年前就認識了王若水先生。一九七八 年以後，他與王若水有了更多的交往。 李洪林：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是一九七八年粉碎「四人幫」以後， 中國有一個真理標準的討論，後來，大家都把它叫作「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個過 程當中，王若水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人民日報》在胡績偉主持之下，成了思 想解放運動的主要陣地，在胡耀邦的直接指揮之下，在思想解放運動當中發表了大 量的文章。以《人民日報》作為陣地，團結了一大批理論工作者。當時中國是處於 這麼一個狀態：毛澤東去世了，「四人幫」也粉碎了，但是，一九七六年以後，中 國向何處去？中國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當時並沒有解決。那時候，一般人認為， 只把「四人幫」批判一下，好像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也有人說，中國需要回到文化 大革命以前，就是回到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那十七年，那樣，中國的問題 就解決了。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十七年本身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中國如果 回到十七年的話，還是走不通。但是，中國要尋找新的出路，有一個前提，就是必 須讓中國從毛澤東的影子下面走出來，這個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因為，當時毛澤東 的位置，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是誰都碰不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澤東是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他仍然是神。在這個過程中，王若水第一個 提出必須對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那時候，鄧小平特別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其中有一條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要在毛澤東思想這個框框 裡想問題、解決問題，這樣就離不開毛澤東原來的路線的影響。王若水就講，毛澤 東思想裡面有正確的東西，但也有錯誤的東西，對錯誤的東西就應該分析批判，要 一分為二。對王若水的這種提法，當時胡喬木他們非常不滿意，他們認為，凡是正 確的東西，就是毛澤東思想，凡是錯誤的就不是毛澤東思想。王若水從那以後的整 個工作的核心就是怎麼樣來研究、評論、批判毛澤東思想，就是思想解放，把中國 從毛澤東思想的框框裡解放出來。在這方面王若水作了最深刻的工作，可惜沒有做 完。 主持人：現在居住在美國的中國著名作家、原《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先生回憶 王若水在中國改革初期所起的作用。 劉賓雁：王若水對中國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運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人民 日報》是改革的旗手，以胡績偉、秦川和王若水為首的《人民日報》領導班子在中 國是獨樹一幟：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澤東極左路線、清算毛澤東留下的各種禍 害。同時，在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初，有一個很重要的中共中央召集的理論 務虛會，幾乎全國所有的重要的理論工作者都參加了。王若水在會議上有極為不凡 的表現，他最鮮明地提出要否定毛澤東，因而遭到了極左派的記恨。一九八一年發 生了一場鄧小平點頭，由軍方總政治部發起的批判白樺、批判電影《苦戀》的運動 ，那是中國的第一次反自由化運動，《人民日報》很不容易，始終堅持幾個月之內 一個字也不提這場運動，批判白樺的文章一個字都不發。 主持人：胡績偉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胡績偉：在胡耀邦執政的八、九年時間當中，可以說是《人民日報》的理論上的 建樹是很大的，比如說，在反對「兩個凡是」中，《人民日報》站在先鋒地位，以 後《人民日報》批左，幫助澄清了很多理論上的問題，王若水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 用。他不僅是負責論版，而且有很多重要的社論，都是王若水親自起草或修改的。 所以，他就遭到了胡喬木(負責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記恨。 鄧小平在沒有當權以前思想還是很先進的，但是當權以後，他的思想就慢慢變得 保守了。本來應該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可鄧小平還是要想盡量地維持毛澤東思想 的領導地位。《人民日報》要在理論上批判毛澤東，這一點連鄧小平都不贊成。因 為王若水批判毛澤東，所以他的文章在國內不能發表，但是在國外還是發表了很多 。到了「清除精神污染」，也就是搞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可笑的。比如說 ，中共北京市委就公然貼出一個告示，規定凡是進入北京市委的女幹部，不准披長 發，不准穿高跟鞋。造成很大的笑話。那時候，連跳舞、穿花衣服，他們都反對。 四、「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的遭遇 主持人：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王若水回到《人民日報》社工作，第二年，擔任 《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那時候的總編輯兼社長是胡績偉先生。 王若水：在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老受批評了，實際 上，共產黨黨內也有不同的力量，比方說，胡耀邦比較開放，也比較寬厚，在他的 領導下，我們幹得比較有勁。但是，還有另外的一種力量，比方說，胡喬木、鄧立 群這些人。胡喬木一個指示，胡耀邦一個指示，也不知道聽誰的好。 主持人：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周楊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作報告 ，其中有關人道主義部份是由王若水先生起草的。一九八四年胡喬木在《人民日報 》和《紅旗》雜誌發表長篇文章批判王若水，同時，印行幾萬冊單行本，下發到中 國各地。而王若水反駁胡喬木的文章，只被允許在讀者不多的小雜誌上發表。 王若水：我還是勝利的，壓力的確是很大。這一次，我就下了決心，你如果駁不 倒我，我絕不能違心地檢討。他只能拿出黨紀這套手段來把我撤職，勒令退黨，別 的也沒有什麼招了。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獲罪是因為他撰寫發表了論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的文章 。他是最早把有關異化的概念介紹到中國來的人之一。談到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聽起來也許過於哲學化、理論化，王若水先生對他的理論作了切近實際的解釋。 王若水：人道主義可能比較容易理解，因為文革這十年的教訓就是不把人當人， 許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他們不是人。另外一種迫害他們的人，比如，有些紅衛兵 是迫害狂，他們實際上也變成狼了。另外一方面，像毛澤東，他也不是人了，他變 成神了，都是從人的本性異化了。不承認人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另外，也不承 認人有個性。 我提出人道主義，就是要恢復對於人的認識，這樣也是對文革的一種抗議，對把 人不當人的一種抗議，就是要還原為人。另外一方面，怎麼解釋出現這種現象呢？ 那就是異化，因為人的本性不是這樣的，但在一種特殊條件之下，人離開了他的本 性了，變成另外一個東西了。 我還用異化的理論來解釋個人崇拜，本來，領袖是從人民當中產生的，是人民支 持他、造就他，是人民賦予他權力，但是他得到權力以後，脫離了人民，他高高在 上，反過來作威作福，給人民造成很大的禍害。文革當中有這樣的口號：「一切為 了毛主席，一切想著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我當時就想，從毛主席的位置看 ，應當是毛主席為人民。黨和人民的位置也顛倒了，黨的幹部本來應該是社會的公 僕，現在脫離了社會，脫離了人民，變成人民的老爺了，這不就是異化了嗎。我提 出這個東西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那麼新鮮，也那麼高興？因為能夠用這個概念來解釋 文化大革命，以及過去的很多現象。 主持人：為了讓人們瞭解他的這一理論，王若水先生付出了他的代價。 王若水：我當時的處境是這樣，在總編輯之下的幾個副總編輯之中，我的年紀最 輕，而且我也有點資本，比如毛主席曾經表揚過，諸如此類，我不需要特別努力， 我不需要作出特別的成績，只要不犯什麼錯誤，下一個總編輯可能就是我了。但是 ，我實際上覺得這個工作沒有多大意義：你是為官方的報紙做事，坐上了這個職位 你不能說自己的話，你必須叫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有些事情不對，你也得說 對，何必呢？有什麼意思呢？ 我寧願保持自己的自由，我應該寫自己的東西。我為什麼就不能比中央高明呢？ 我覺得，很多人都比中央高明，老百姓都比中央高明。因為，犯文革那麼大的錯誤 ，的確是太荒唐了！除了個人迷信以外，還有對黨的迷信，對黨也不能迷信。所以 ，我毫不覺得可惜，相反，我感到：「謝天謝地，我解放了！」我是這麼想的，過 去上當受蒙騙走上了錯誤的道路，現在，我有一種自我實現的感覺。我在一九八四 年以後就被解職了，我也離婚了，又沒有工作了，但是，我把這些都當作是一種解 脫。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一種狼狽。 主持人：三年前王若水先生接受「心靈之旅」節目採訪，談他的人生經歷，說到 他由於發表自己的意見，而被解除《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職務的時候，王若水先生 有這樣的一段獨白： 王若水：你為一個官方的報紙工作，你坐在這個職位上，不能說自己的話，你必 須是叫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有些事情不對，你也得說對。這有什麼意思呢？那 我寧願保持自己的自由，我應該寫我自己的東西。 主持人：當年宣佈王若水先生被解除職務的時候，劉賓雁先生正在現場。聽到王 若水逝世的消息，劉賓雁先生又一次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劉賓雁：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是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二次反自由 化運動。王若水被解除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職務，當時我是在場的，胡喬木 (當時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鄧立群(當時的中宣部長)跑到《人民 日報》社來，召集全體職工大會，編輯部全體會議，把氣氛搞得非常緊張、非常肅 殺。他們宣佈，一是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辭職，另一個是王若水被撤職。這件事應 該說也是中國新聞史和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主持人：胡績偉先生又回憶起王若水先生被解除職務之後的一些往事。 胡績偉：「清除精神污染」這個事情由於胡耀邦、萬里他們出面干預，結果「清 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就被制止了。可是，到了「六四」的時候，因為我同 情學生，他們就說我是支持學生暴亂，這樣一來，《人民日報》又對我和王若水展 開了一個大的批判運動，我和王若水都被開除黨籍，這是《人民日報》黨委作出的 決定，但是中共中央不批准，中央說：「這麼老的幹部(怎麼能)想開除就開除？」 所以就沒有同意《人民日報》黨委的意見。我被改為留黨察看，王若水被改成勸他 退出中國共產黨。王若水堅持不退，胡喬木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他不退黨，就改 為「黨內除名」，實際上是一種開除，不過名聲好一些而已。在黨支部討論王若水 處份問題的會議上，王若水作了一個鐘頭的發言，得到了全場熱烈的鼓掌，大家一 致反對給王若水處份。但是，那時候，邵華澤(《人民日報》社長)他們根本不聽群 眾的意見，還是堅持把王若水除名。以後，王若水寫的文章，不僅是長篇文章，連 短文章國內的報刊都不敢發表，可是，只要他有文章，國外的刊物就發表，可以說 ，王若水在國外的影響比在國內還要大。 還有一件事情應該提到，就是在王若水被共產黨除名前後，他原來的妻子就跟他 離婚了。這時候，馮媛，他的研究生，愛上了他，王若水跟馮媛商量，拒絕了幾次 ，因為他們的歲數相差很遠。但是，馮媛還是心甘情願地跟他結婚，而且在結婚以 後，王若水家的裡裡外外都靠馮媛的支持。所以，馮媛是一個很偉大、很了不起的 女性，在王若水最困難的時候，她勇敢地站出來，給他以支持。這些年來，可以說 王若水的很多著作能夠順利出版，都是馮媛在起很好的作用：幫助他、支持他，把 他的家務事管起來。我們對馮媛一直是很稱讚的，認為她是中國的一個了不起的婦 女。 主持人：蘇紹智先生回憶從一九八三年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到一九八七 年的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一時期與王若水的境遇有關的一些背景 情況。 蘇紹智：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把胡績偉和王若水撤職了，後來到了所 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就是胡喬木、鄧立群(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說服 了鄧小平搞的，當時定了三批要處份的人，第一批就是：方勵之、王若望和劉賓雁 ，他們都被開除出黨了，而且鄧立群搞了很多黑材料，把他們的言論和學生的大字 報對比起來，加以批判。實際上，在這些材料不僅是他們三個人的，還有第二批十 二個人，包括王若水、於浩成、李洪林和我。 在胡耀邦辭職以後，趙紫陽對此並不積極，所以他沒有趕快處理這些問題。那時 候，王震就找鄧小平說，還有第二批(自由化分子)，為什麼不處理？趙紫陽沒辦法 ，就在書記處會議上討論了，因為材料來不及準備，只有五個人的材料，其中有吳 祖光、王若水、張顯陽和我。處份決定是：吳祖光和王若水要勸退出共產黨，如果 不肯退，就除名。張顯陽是開除出黨，我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我們是同案的。 其實，這些處份不符和中國共產黨黨章，黨支部沒有討論。比如，我在社會科學 院，院黨委也沒有討論，是書記處直接發下來的。所以，我們沒有人檢討，我們還 發了聲明，批判這種作法是錯誤的，而且是羅織罪名的。當然，我們說也沒有用。 王若水被從共產黨中除了名，他在《人民日報》也沒有工作了，他就退休了。退休 以後，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繼續在揭批毛澤東思想，研究人道主義。 五、智慧的痛苦與生命的最後輝煌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當年回憶過自己走過的一段心路歷程。 王若水：幾十年前，當我頭一次從北平化裝跑到解放區，那時候過了一條河就到 了解放區，我們這幾個學生一過河就高興得不得了，跳啊蹦啊，當時覺得是到了一 塊自由的土地。結果，現在幾十年過去了，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很多心裡話不能夠說 ，我們知識分子幾十年來就是不斷地在否定自己，每來一次運動，就把自己批一通 ，罵自己一通，罵自己怎麼樣對不起黨。 我覺得是這個黨對不起知識分子，其實共產黨就是討厭知識分子的那種獨立性， 要消滅知識分子的這種獨立精神。但是，人要有這種獨立思想，這是最可貴的。毛 澤東去世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不怎麼傷心。反過來，我自 己覺得好像心裡頭感覺輕鬆了一點：終於，這一天來了！威懾力量已經不存在了。 有這麼一種感覺。後來就是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標準討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我 們的思想越來越解放，這時候就越來越看清，過去是走了一條錯誤的路，一條冤枉 的路。 我的最好的年華獻給了這麼一個事業，我自己上當受騙，然後我又騙別人。你為 一個官方的報紙做事，坐到了一個職位上，你不能說自己的話，必須叫你說什麼你 就說什麼，有些事不對，你也得說對。何必呢？有什麼意思呢？那我寧願保持自己 的自由，我應該寫我自己的東西。其實，共產黨就是討厭知識分子的這種獨立性， 他們要消滅知識分子這種獨立精神。但是，人要有這種獨立思想，這是最可貴的。 當然，看清真相的時候的確也很痛苦，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智慧的痛苦》，就講 到這個意思。我的最好的年華獻給了這麼一個事業，我自己也是上當受騙，然後， 我又騙別人。當時我就說了這樣一句話：「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 。」即使是痛苦，這種痛苦也是在一種更高的層次，思想一步一步地走向解放。 主持人：在狼狽的處境中，王若水先生得到了一位年輕姑娘馮媛的愛情。王若水 先生說，他有了一個幸福的家。 王若水：和馮媛的結合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使我開始有了一個安定的家，而且有 了一個幸福的家，可以比較集中精力來干自己的事情了。這個時期是我生命中最出 成果的時期，而馮媛也是事業心很強的人，我們也志同道合。馮媛比我年輕得多了 。她有一批年輕的朋友，我覺得，跟這些年輕人接觸，對我好處很大，可以從他們 那兒學到很多東西。他們搞些女性主義，馮媛讓我看些書，看些文章，我覺得對我 也很有幫助，當然，我也給她一些幫助。我覺得，這種生活很幸福。我們的年齡差 距可以公佈，我比馮媛大三十六歲，現在，我年齡正好比她大一倍。我現在也不怕 說這個差距了，現在的觀念也和過去不一樣了。 陳力丹：馮媛在我們學界和新聞界內部可以說是威望非常高，他們的故事在在朋 友中經常流傳。王若水的生命之所以能夠延長這麼長時間，可能跟馮媛對他的的照 顧和馮媛給他的精神上的力量有很大的關係。他們之間的感情成為一段佳話。 主持人：我請王若水的太太馮媛談談她結婚以後感覺怎麼樣。 馮媛：現在，我們兩個人年齡的差距越來越小，兩個人的感情嘛，只能說感覺越 來越好。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說，他很欣賞夫人馮媛的一些見解。 王若水：她的一些見解的確是非常的好。她跟我好的時候，正好是我最倒霉的時 候，正好是我挨批、被撤職的時候，這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馮媛對女性主義作 過很多研究，有一些看法很不錯。 主持人：以上是三年前王若水先生和他太太馮媛接受「心靈之旅」節目採訪的錄 音片斷。在王若水先生頓逝世後，馮媛回憶了王若水先生最後的日子。 馮媛：在星期二早晨，大概九點鐘左右，當他的醫生到病床前來，他跟醫生說： 「啊，我現在知道，我要做最壞的準備了。」他跟醫生說話的時候臉上是帶著笑容 的，當時我也在場。我想，第一，他有意識，不然的話，他不會這麼對醫生說，另 外，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到什麼時候都不會放棄希望。而且，他覺得，他還有寫 作計劃沒有完成，他也不願意這是一個馬上就到來的事情。 我現在還記得，最後我們談的比較有意味的一句話，那是到了星期二，就是八日 晚上，這兩天他一會兒是睡，一會兒是醒的，那時候他睜開眼睛，說了一句話：「 反對恐怖主義。」我就問他：「誰是恐怖主義？」他說：「本.拉登。」當時我就在 想，是不是他也感覺到，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對他生命的恐怖在那裡，所以我就說： 「也反對對你的恐怖主義。」然後，他沒說什麼，閉上眼睛又睡了。 主持人：聽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旅居美國的中國老新聞工作者、原《新觀 察》雜誌主編戈楊女士連連說：「我一直想去看他。」 戈楊：從紐約到波士頓實際上是很容易的，但是，對我來說，就很費勁了。王若 水化療吃不消。我就想去看他，馮媛知道了，就勸我不要去，說等春暖花開的時候 ，他們準備來紐約看大都會博物館，我就等著吧，一月五日，馮媛來電話，叫我跟 王若水講幾句話，這是他最後的幾句話，他說：「等到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們一定 來紐約看你。」我就說：「我等著你。」就是這樣。 主持人：您和王若水都是早年參加共產黨，以後受到處份，離開共產黨。對你們 所走過的這樣一條道路，您是怎麼看呢？ 戈楊：這條道路是很好的道路，我絕不後悔。同時，我認為這一條道路是對的， 是光明大道，就是為民主、為和平、為自由而奮鬥。王若水是七十六歲，我比他大 十歲。我就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我(原來)的希望在王若水身上，王若水的希望在 馮媛身上，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吧！ 主持人：王若水最後的一段時光是在美國哈佛大學度過的。現在在哈佛大學修讀 博士學位的、原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對王若水先生最後的研究工作有一些瞭解。 王丹：我知道，王若水先生在晚年比較關心文革的問題，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作 演講是在哈佛大學的中國論壇上，是我邀請他來講演。中國論壇是一個類似原來我 們在北京大學辦的民主沙龍的活動，王先生這次演講的題目就是「文革之迷」。他 覺得在文革爆發的問題上，過去的研究忽視了毛澤東個人性格、個人的權力慾望等 ，包括對林彪、周恩來的角色，我都聽他談過，他希望進行更多的研究。我覺得很 遺憾，王若水沒有時間把這些研究做完。 主持人：你們當時見面的機會多嗎？ 王丹：我們有時候經常會在圖書館見到。其實，不久前，我見到他，還跟他說過 ，希望他能夠把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進行整理，我們可以搞一個對談。他也答應回 去考慮。但是，時間沒有給他機會把他最後對中國的思考留下來，我覺得，對於他 ，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遺憾。 主持人：劉賓雁先生對王若水先生最後的研究工作也有一些瞭解。 劉賓雁：王若水手頭正在寫關於毛澤東的一本書，這本書分成一篇一篇獨立的文 章，合在一起就是一個一個章節。這本書究竟寫到了什麼程度，什麼時候能夠完成 ？我也沒有細問，總之這本書還沒有完成。我相信，他可能已經寫了三分之二了， 這將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主持人：關於王若水先生最後的研究和寫作，當然，瞭解最清楚的莫過於馮媛。 馮媛：他這幾年一邊和病魔作鬥爭，一邊寫作，以他的寫作習慣而言，也還算是 比較高產。所以，我們就說，你也是很值的了，他也點頭。他六年前作肺癌切除的 時候，我就勸他說，你現在應該是倒計時，改變你過去精益求精、不厭其煩反覆修 改的習慣。先把你著作的框架和主要思想的骨架寫出來，有一些具體的材料，別人 可以替你幫忙，可以替你去填充。但是事實上，他的這個習慣不能改，我們有時候 叫他「完美主義者」，所以，他的有些框架性的工作也還沒有做完。我覺得，這個 工作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來有誰可以勝任。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現在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您和他有十五年的婚姻生活， 您認為，王若水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 馮媛：在我認識他之初，我就覺得他是一個比較純潔的人，也是一個比較高尚的 人，但是，又不是一個不懂世界上的陰暗和消極面的人，只是他不會受那些陰暗和 消極面的影響，而讓自己變得那麼低級趣味起來。經過這麼多年，我當初的這種感 覺，我覺得現在還在。 主持人；在生命的最後一程，支持和陪同太太馮媛來參加這一學習，其中包含了 老新聞工作者王若水先生的多少期待？誰又能用語言來說盡呢？ 馮媛：我特別感謝王若水，我覺得他為我作得特別好。也許是冥冥之中的一種意 志，他是在上個學期我的課都已經完全結束之後住院的；是在寒假之後，新的一輪 活動和學習開始之前去世的，他就是想一點都不影響我。 主持人：您還有什麼進一步的計劃？ 馮媛：我想，我會完成在尼曼基金項目的進修，然後回(中國)去，回到我的工作 崗位上去，這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