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人權高於主權 (北京)劉曉波 一、安南的新宣言 關於人權和主權之間的關係，冷戰時期已經成為聯合國想努力加以澄清的 問題，因為陳舊的絕對主權觀念與聯合國一系列主要文件的基本原則相衝突，如： 《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以及關於保障人權兩個國際公約。一個主權國 家的政府在自己統治的範圍之內對人權的踐踏，是否要受到聯合國有關條款的約束 ？國際社會對某一主權國家政府的踐踏人權行為，是否應該給予國際制裁？如果應 該，這種制裁的道義基礎是什麼？與此相應的國際法該如何執行？制裁應該選擇哪 一種方式——是單純的道義譴責還是政治的、經濟的甚至軍事的制裁？ 但是，由於東西方兩種價值及兩種制度之間的現實競爭，在冷戰時期還處 於均勢狀態，所以在事實上，主權優先的觀念主宰著國際秩序。70年代，聯合國秘 書長曾經委婉提出一種相對主權觀，即當人權與主權發生衝突時，主權就不再具有 絕對的優先性，為了保障更根本的人權，國家就應該出讓一部分主權，接受聯合國 的一系列基礎文獻所確立的人權原則。換言之，國家的主權是有限的相對的，而人 權則是普世的絕對的。實際上，凡是承認《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會 員國，已經是在原則上出讓了一部分主權，只不過其中的一些國家僅僅是口頭上的 承認而行動上的違反。 冷戰結束後，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共識，那些只在 口頭上承認人權而在行動上踐踏人權的國家，開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主流社會 的嚴厲制裁（如六四後對中共政權的制裁，對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軍事打擊等等） 。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第一次把國際新秩序的道義合法性建立在「人權高於主權 」的觀念之上，當年12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明確指出：以自由主義價值為核心的 憲政民主制度，雖然最先在西方諸國確立，但是歷史證明了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發展 ，那種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只屬於西方世界的看法，實際上是「一種常見的誤解」或 獨裁者的托詞。作為處理世界事物和保護人權的最權威的國際機構的聯合國，應該 努力推行其宗旨和實現自己的諾言，協助那些剛剛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和正致力於走 向民主的國家，幫助那些生活在沒有人權保障的制度下之人們，讓作為普遍準則的 自由和民主在世界生根開花。 兩年後的新世紀第一年，安南和他領導下的聯合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 授獎儀式上，安南在談到國際新秩序的道義基礎時，比1999年談及自由民主的普世 價值的講話更為坦率，直接強調「人權高於主權」，並把推廣這一價值作為聯合國 未來的三大任務之一。 他說：「在21世紀。我認為聯合國的使命將有新的定義方式，那就是對每一個人— —無論其種族和宗教——生命之神聖和尊嚴的更深層次的理解。這將要求我們的眼 光超越國家的框框，深入到民族或社會的表面之下。我們必須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著 力改善個人的狀況，正是一個個的男人和女人才使國家和民族變得豐富和與眾不同 。」同時，諾貝爾委員會在回顧百年歷史時也第一次公開宣稱：今後，應該把推動 人權和民主的事業作為主要任務之一。 雖然，自二戰結束後，人權觀念越來越成為權力和權威的主要道義來源， 人權成為國家間政治共同體的唯一合法化基礎，幾乎所有國家都接受了聯合國的人 權公約，但是，作為聯合國的秘書長，安南做出如此明確的宣示，既是對所有會員 國的挑戰，更是對他本人和聯合國的挑戰。因為在現今世界上，實現這一承諾絕非 易事，毋寧說極為艱巨。 因為圍繞著人權普世性的原則、內容和地位而進行的爭論愈演愈烈，來自西方的人 權觀念甚至遭到了徹底的懷疑，最極端的置疑恰恰來自一些西方知識分子，他們堅 持認為在人權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背後隱藏著的是西方陰險的利益要求。 首先，在以主權國家為實體的世界上，《聯合國憲章》不是「世界憲法」 ，其法律約束力遠不如WTO規則，聯合國還無法起到世界政府的作用，而更類似於國 際清談館和世界慈善中心。對於主權國家踐踏人權的行為，聯合國的制裁更多的是 止於道義，而無法把捍衛人類正義的宣言變成實際的有效行動，至多是形成制裁無 賴國家的授權，而具體執行者卻是一些主權國家，甚至有些制裁行動如果想得到聯 合國的授權都極為困難（如對科索沃地區的人道主義軍事干預）。在捍衛人權上， 聯合國的作用更多是提供道義合法性，遠不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聯合行動有 力。正是由於這樣的窘境，在歷史上和現實中，聯合國甚至容忍了那些踐踏人權達 到肆無忌憚地步的國家，如北朝鮮、伊拉克等無賴國家。而越是無賴國家就越不怕 聯合國的制裁。現狀是，聯合國針對國際衝突做出一個個決議，而衝突的當事國卻 不予理睬，形成了決議照作而人權災難仍然惡化的尷尬局面。 其次，這種現狀的形成在當今世界上是必然的。因為，儘管在全世界192個 國家中，121個國家以民主選舉方式產生政府，但是只有86個國家是尊重公民的基本 政治權利和自由的國家，它們的人口為25億4千萬，代表全球人口的41％。在聯合國 的會員國中，不同程度的以主權內政為由踐踏人權的國家自然也佔大多數，不干涉 內政仍然是它們維持獨裁或准獨裁政權的方便借口。這種由踐踏人權的國家組成的 多數，甚至能夠利用聯合國的程序規則，做出有辱於聯合國的宗旨和基本原則的決 議，如在人權委員會的改選中，人權狀況極糟的蘇丹當選，而捍衛人權的領袖美國 落選。中共政權在六四大屠殺之後，也曾經利用這種規則上的方便，通過利益收買 取得多數，連續十次擱置譴責中共政權踐踏人權的提案。 再次，肩負著建立「人權高於主權」的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國家美國及其西 方盟友，在複雜的國際局勢和各自利益的制約下，不可能只講道義而不講利益，也 不可能不分輕重緩急地干預所有製造人權災難的政權。基於利益的考慮壓倒道義的 訴求，基於能力的限制而不能全部包管。在當今世界上，這樣的缺憾，不是偶爾而 是常態，當國家利益和人類道義發生衝突時，常常是利益優先而道義靠後，特別是 涉及到經貿利益和國際政治利益的時候，獨裁國家往往能用出賣國家的經濟利益來 換取政治利益，用大筆的訂單讓西方國家對其踐踏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特別是對 中國這樣的獨裁大國，西方國家很難做到意見一致，甚至最強硬的美國也不會一味 強硬。老布什總統在六四後寫給鄧小平的私人信件，之所以顯示出對獨裁屠夫的理 解和寬容，就是基於利益的考慮，如果不是美國國會對總統的壓力過於強大，老布 什很可能連當時的制裁行動都不採取。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美國的每一任總統 對於中共政權的態度，大都經歷了執政之初的強硬到執政一段時間後的緩和。克林 頓由上任之初的「不縱容從北京到巴格達的暴君」的道義高調到卸任之前的「戰略 夥伴關係」，小布什由「戰略對手」到「建設性關係」，國家利益和突變的國際局 勢，都會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推行人權外交的戰略受到某種負面影響。 二、人權普世性及其反對者 從人權價值寫進聯合國的主要文獻之時起，世界上反對和置疑人權普世性 的聲音就從來沒消失過。這種反對和置疑之聲，或以宗教、或以制度、或以文化、 或以相對主義觀念為理由，既有共時性的橫向的文化和宗教的多樣性的原因，也有 歷時性的縱向的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從橫向的角度看，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人權觀念來自於基督教傳統的西方 文化，而信奉伊斯蘭教和儒教等文化傳統中基本沒有人權觀念。近代以來，人們在 尋找西方的日益興盛和東方的日益落伍的文化原因時，最根本的差異歸結為能否善 待人性——人權觀念的有無，有則盛而無則衰。因為人性具有普遍性，人權根植於 人性並善待人性，所以人權也就具有了普世性。但是，由於文化之間的差異，那些 在自身的傳統中不具有人權觀念的民族，很難一下子就接受來自西方的人權普世性 的原則。 從縱向看，歷史只有發展到近代，隨著西方的殖民主義擴張，人權觀念才 由西方傳入其他地區。但是，因為西方人為了尋求商業利益和向世界傳播其價值觀 念，曾經實行過野蠻的武力殖民擴張政策，這種武力擴張本身就是對被殖民者人權 的踐踏，從而形成了一種內外有別的雙重人權標準的悖論：西方國家的政府對本國 公民講人權，而對殖民地的人民卻不講人權。早期的殖民和反殖民的衝突，不僅是 被殖民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及其自治權的鬥爭，而且也是爭取弱勢民族的人民之人權 的鬥爭。當殖民時代在二戰結束後逐漸成為歷史之時，一系列國際公約在道義上確 立了這樣的原則：不論國家或民族的大小和強弱，所有的國家和民族之間一律平等 ，這就是主權觀念。 同時，來自西方的人權觀念向全世界的普及，首先是通過聯合國確立的人 類正義之規則，其次是借助於全球化的進程，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良好的人權保 障——善待人性的制度力量——而逐漸成為人類文明的主流。此時，來自第三世界 的對人權觀念的反對和置疑，更多的是來自政府而非來自人民，毋寧說那裡的人民 希望自己的政府也像西方國家政府那樣善待人民，希望自己的人權得到制度性保障 。而反對西方式人權的政府，表面上往往訴諸於反霸權主義，而實際上是奴役對自 由、專制對民主的抗拒。因為凡是抗拒人權普世性潮流的國家，無一不是專制政權 ，其內部也都有爭取人權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民間反對運動。西方國家大都支持專制 國家內部的民間反對力量，而本國統治者卻進行殘酷的鎮壓。所以，爭取人權的反 對運動就只能向外部尋求道義支持來對抗本國的專制政權。專制政權在鎮壓本國反 對力量的同時，必然要抗拒任何支持這種反對力量的外部勢力，自然也就要反對人 權觀念的普及。 現在，儘管人權觀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廣度向著全世界普及，但是反對 和置疑的聲音仍然不可小視。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聲音。 1、以宗教為理由的阿拉伯世界的反對聲音，最持久也最激進。在1947年起 草《世界人權宣言》時，阿拉伯諸國的代表就對宣言中的「宗教自由」和「婚姻自 由」等條款提出詳盡的置疑和反對；70年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再次復興，伊朗的宗 教革命恢復了穆斯林信仰的法律地位和政教合一的中世紀神權政治，使踐踏人權、 特別是踐踏婦女人權的野蠻行為在阿拉伯世界再次取得了合法性。加之以色列和阿 拉伯之間的綿綿不絕的暴力衝突，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使穆斯林文明對猶太文明 和基督教文明進行「聖戰」的口號響徹阿拉伯世界，中東戰爭是聖戰，因入侵科威 特而導致的西方與伊拉克的衝突也聖戰，伊斯蘭激進組織進行的遍佈世界的頻繁的 針對平民的恐怖活動更是聖戰。9·11恐怖災難的發生，正是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 向西方文明的極端挑戰。由於反恐怖主義戰爭而成為全世界聚光點的阿富汗塔利班 政權，其統治和宗教不寬容對人權的肆無忌憚的踐踏，恍如使人回到了野蠻的中世 紀。 說到底，現在的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間的衝突，雖然因巴以衝突而 仍然具有民族－宗教性衝突的外觀，但是在整體上和實質上則是失敗感所激發的恥 辱和仇恨所致，是政教合一的傳統專制和政教分離的現代自由民主之間的對立。在 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47個國家之中，只有11個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中東與北非的 16個阿拉伯國家連一個民選政府都沒有。而人權狀況最糟的10個國家中就有7個穆斯 林國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沙特阿拉伯、蘇丹、敘利亞和土庫曼；另外三 個是緬甸、古巴和北韓）。 阿拉伯世界的統治者及其王公貴族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及其奢侈生活 ，就必須祭起捍衛伊斯蘭教的純潔性和神聖性的旗幟，必須採取對內專制和對外封 閉的統治手段，必須煽動穆斯林對基督徒以及一切異教徒的仇恨，必須不斷地以「 聖戰」為號召來凝聚10億信眾。遂使阿拉伯諸國成為信息封閉和生活貧困的地區， 成為受經濟全球化之惠最少的地區，被封閉的阿拉伯人普遍地反對西方文明的心態 ，也就難以避免。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深植於阿拉伯人心中的仇恨，主要責任絕非由於人 民本身的愚昧，而是由於統治者的愚民。 2、基於制度的反對和置疑，主要是在冷戰時期。以前蘇聯及其東歐和中國 為代表的共產極權，用東方式的群體權利優先反對西方式的個人權利優先，以公意 反對個人意志，以國家利益反對個人利益，其實質是以共產黨的特權甚至黨魁個人 的絕對權力，反對和剝奪其他所有人的人權——財產、言論、思想、信仰、結社、 政治參與乃至生存的權利。雖然黨的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是共產制度所強 調的，但是在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對峙中，共產極權的解放全人類和民主憲政的普及 人權之間的鬥爭，才是國際衝突的主線。而這一切，隨著蘇東巨變而宣告結束。正 如哈貝馬斯來華演講時的直言不諱：「作為來自西方的客人，我想說亞洲政府實際 上根本沒有保護個人權利，而是想像家長一樣去呵護個體，這就使得它們能夠將西 方的經典權利限制為生存權和身體不受傷害權，限制為籠統的保護個體的權利和平 等，限制為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但是從規範的角度看，優先考慮社會 和文化的基本權利是沒有理由的，原因在於這些社會文化的基本權利僅僅是為了捍 衛社會的公平價值——這個公平價值是羅爾斯的概念——也就是說僅僅是為了捍衛 均等使用自由的基本權利和政治基本權利的現實前提。」 放眼世界，冷戰結束之後，以前的共產獨裁國家，大都開始向西方文明靠 攏。在美洲，幾十年來頑固反美的古巴，也借9·11之機向美國示好，美國對古巴的 多年制裁也出現鬆動，美古之間的多年仇視正在走上化解之路，古巴內部的改革也 在悄然進行。在東亞，只有北韓金家政權是最頑固堅持獨裁製度的國家，而中國和 越南則實行經濟上的對外開放、權貴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一黨獨裁，但是，以私有 產權和自由貿易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正是人權的題中應有之意，它的力量 正在侵蝕著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現在，越南的政治改革和私有化立法的步伐邁 得很大，已經超過的改革二十多年的中國。最近，越南的國會具有了置疑國家領導 人的權力，還通過了給私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以相同的平等待遇的決議。 反觀中國，經濟成就令世界驚歎，而中共政權不願進行政治改革和對人權 的踐踏則成為最受國際社會關注的制度頑疾。中共政權抗拒普世性人權要求的方式 ，不再是主動輸出共產革命而是被動防止和平演變，不再是完全否定人權觀念而是 有限地承認，不是向西方全面封閉而是與之進行人權對話；現階段仍然拒絕西方式 人權的理由，不再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是主權內政、特殊國情和文化傳統，是用 生存權優先來解釋中國糟糕的人權現狀，甚至就是以生存權取代其他人權。現在， 共產中國已經變成了民族中國，政權的合法性越來越乞靈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狂熱的民族主義成為壓倒性的意識形態霸權，中共利用民間的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 ，把與西方之間的制度之爭歪曲為民族之爭。 但是，「人權高於主權」的文明向全世界的普及之勢，已然不可阻擋。中 國的對外開放的程度已經遍及社會的各個領域，在經濟上加入WTO，在文化上主辦奧 運，在政治上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怖聯盟和與西方國家展開人權對話……凡此種 種，預示著中國進入人類主流文明的時代已經為期不遠。而當中國在制度上接受了 「人權高於主權」的世界新秩序之時，也就意味著冷戰遺留下來的制度對抗之殘餘 的銷聲匿跡。 3、基於文化的反對和置疑，主要盛行於後冷戰時期，即從其他文化的前提 出發，是否還能解釋清楚發生在西方的人權觀念和政治合法化形式。這種置疑，實 際上是基於制度對抗失敗後的變種，以亞洲為最突出的代表。當獨裁或威權制度失 去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支撐的時候，具有獨裁性質的亞洲國家對抗西方的 普世性人權價值的理由，便轉為文化、傳統及國情的獨特性。儘管這些亞洲國家的 獨裁程度不同，但是在強調「亞洲價值」這點上卻有著高度的共識。70年代以來， 亞洲諸國的經濟騰飛震撼著世界，高速發展的經濟和迅速增長的實力，使東亞諸國 的政權似乎具有了抗拒西方價值的充足理由：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止是憲政民主加 自由市場，還有威權或家族的專制下的繁榮之路，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或「 東亞模式」。政治上的專制主義政權和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的結合造就了新加坡 ，李光耀便四處兜售所謂的「亞洲價值」，他認為所有的亞洲人都相信：社會利益 和家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社會的穩定秩序高於強調個人自由的民主秩序。在群體 和個體、秩序和自由之間，亞洲人的優先選擇是群體和秩序而不是個體和自由。說 穿了，所謂的「亞洲價值」，更多的是亞洲的各類獨裁者們的特權利益之價值，而 絕非亞洲民眾的價值。這種價值，是政治上的獨裁權力和經濟上的家族式的權貴資 本主義的結合，具有明顯的強盜式資本主義的特徵。被稱為「亞洲頑疾」的腐敗， 就是這種價值的最突出的標誌。 亞洲絕非鐵板一塊，「亞洲價值」也不是所有亞洲人的共識。亞洲的分化 從二戰之後已經開始，日本在美國的幫助下，成功地把尊重人權的民主制度和資本 主義市場結合起來，創造的繁榮奇跡遠遠超過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印度的民主 制度也平穩地運行了半個世紀。而到了二十世紀末，標誌著東亞經濟奇跡的「四小 龍」中的兩條小龍台灣和南韓，已經成功地實現了尊重人權的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 的結合下的繁榮。在香港，雖然英國的統治下沒有普選權，但是其他的人權和自由 都得到很好的保障。 1997年的金融危機，強烈地動搖了「亞洲價值」。完成了政黨輪替的韓國 總統金大中和台灣總統陳水扁，都認同人權的普世性，積極參與建立「人權高於主 權」國際新秩序的世界性努力。現在，就連「亞洲價值」最賣力的推銷者李光耀， 也不得不承認「亞洲價值」已經過時。其他亞洲國家，菲律賓早在八十年代就向民 主制度轉型，印尼、蒙古、柬埔寨等國也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建立了普選制度，緬 甸的軍政府也在國際壓力之下，向以昂山素季為代表的民間反對派讓步。 中國也因為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由剛性的共產意識形態轉向了靈活務實 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但是，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具有一種內在的深刻悖論：在 對外開放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又以民族主義抗拒普世性的人權觀念和民主政治 ，強調現行一黨獨裁製度是中華民族的自主選擇；對內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又以 社會穩定為由拒絕政治改革，以國家統一的大漢族主義壓制少數民族的自治要求。 既不讓人民擁有人權，又不讓少數民族擁有自治權，維持著對人民和少數民族的強 權統治。這種悖論證明了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只不過是維持一黨獨裁製度的借口 ，對外的民族主義和對內的強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4、基於自我批判的反對和置疑，主要來自西方文明內部。持這種自我批判 立場的大都是西方的左派人士。他們的經驗依托，一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不均 和經濟危機，二是殖民時代的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血腥和傲慢，三是起源於西方文 明內部的兩次世界大戰。他們的理論武庫中，既有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和反殖民主義 ，又有後現代的文化的和歷史的相對主義、東方主義、反全球化、反戰等後現代理 論。在置疑資本主義的道義合理性的同時，也批判白種人優越論、西方文明中心論 。文化和歷史，不是直線式的走向萬物歸一的進步過程，而是多元化的發展道路以 及各文化之間的平等共存，任何旨在推行單一價值和單一道路的理論及其行為，皆 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傲慢。 具體到人權觀念的應用，他們認為：人權只是有限地適用於西方的觀念， 主要發源於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權利傳統，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人權觀念成為強勢 價值，只是在二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的現實，並不適於沒有這種自由主義傳統 的文化或民族。在道義上訴諸於人權言說的西方文明，不過是對西方霸權的一種狡 辯，是後殖民時代的擴張策略的改變：由於無法通過赤裸裸的武力擴張的剛性策略 來主宰世界，便轉而採用和平演變的柔性策略，一方面用經濟的全球一體化來推行 西方價值，另一方面用貌似公正的普世化的人權觀念來推行其霸權主義，試圖借此 把只適用於西方的價值強加於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其他文化，進而把一個在文化上多 元的世界變成西方文化主宰的一元世界。換言之，人權、自由和民主等價值及其制 度安排，不過是西方人推行白種人的優越論和中心論的工具，骨子裡是一種白種人 的傲慢。 左派自由主義對西方國家推行人權外交的批評陷入了一種悖論：一方面， 他們的左傾，使之譴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借人權說辭推行霸權主義和世界的單一化 ，譴責經濟全球化中的貧富分化；另一方面，他們的自由主義，又使之必須正視發 生在世界各地的人權災難，抱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只講利益而不講道義，在人權 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不能所有獨裁者進行一視同仁的譴責和制裁。同樣的人權災 難，但北約軍事干預科索沃，卻對蘇丹和索馬裡不聞不問；同樣的獨裁國家，美英 制裁伊拉克，卻與沙特阿拉伯結為親密的盟友…… 西方左派的反西方霸權、反白種文明優越、反全球化和反戰，既為自由制 度的自我完善提供了批判性的壓力，從而為西方社會內部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力量平 衡，也為第三世界的各類專制國家提供了抗拒人權觀念的最有力的理論武器。不尊 重人權的國家在反駁國際社會的指責時，最常用的策略就是訴苦加西方左派。獨裁 者們不斷地鼓勵人們翻檢殖民時代的歷史陳跡，其御用文人不斷地拿來西方最新最 時髦的反西方中心和霸權主義的理論，以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說來令人哭笑不得 ，中國人反對人權、自由、民主的說辭，除了那些歷史陳跡是屬於自己的，而理論 解釋幾乎全部來自西方。換言之，西方的左派對西方的主流價值而言，猶如一副開 給自己的藥方，他們借用東方文化來批判自身，也能起到良性的自我平衡和自我反 省的作用。而西方左派對於東方落後國家而言，猶如塞給病入膏肓之人一副加速其 死亡的毒藥，東方的獨裁者借助這副毒藥來毒化自己的人民，使之陷於麻木狀態， 對自身疾病之源缺乏自覺，失去抗拒強權毒素的免疫力，任由獨裁者的擺佈。 對於人權高於主權，阿拉伯世界基於宗教理由的抗拒，是因為其國家和人 民的現代化努力失敗了，他們沒有受到經濟全球化之惠；而亞洲的獨裁或准獨裁國 家基於文化理由的抗拒，則是因為在經濟現代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受經濟全 球化之惠；西方內部基於自我批判的置疑，是受惠於自由制度下的良好的人權保障 ，也是對西方文明的自身不斷完善的自我壓力；而專制國家的反對人權的普世性， 無論在表面上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實質上皆是為了獨裁集團本身的特權利益服務， 對於本國的發展和人民的人權保障沒有任何益處。 在以上四種對人權普世性的反對中，除了來自西方內部的置疑之外，來自 其他方向的反對都有其共同的特徵，即對西方存在的恐懼。特別是這些國家的統治 者之恐懼猶深，因為人權觀念的普及將從根本上有損於他們的特權利益。所以，他 們大都採取尋找一個外部敵人、剝奪人民知情權和鎮壓任何異議的方法，既對人民 封鎖信息使之愚昧，又在製造愚昧的基礎上煽動民族仇恨；既不停地進行怨婦訴苦 式的強制灌輸，又縱容人性中的嫉妒和無賴式的仇恨宣洩，最極端者採取針對平民 的恐怖主義；既一再用只有生存權的豬哲學來解釋人權，又要對尋求豬哲學以外的 人權解釋進行鎮壓；既抱怨自身的貧困是西方霸權造成的，又虛構出自身在精神上 高於西方的物質主義。 四、人權高於主權的未來 儘管有以上種種困難，但是，對人權普世性的認同日益廣泛和深入也是不 爭的事實，處在獨裁製度下的人們越來越心向自由的現實，乃是我們對人權觀念和 自由民主的普及最有理由樂觀的內在信心。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之所以如此迅速地 解體，不僅是由於美國的軍事打擊，更是其極端原教旨主義的極權統治的不得人心 。 人權高於主權的新秩序的建立，在形成了道義共識的基礎上，需要做的主 要是自由制度與非自由制度之間的實力競爭和國際組織的法律性保障。而現今世界 ，在道義共識、實力對比和國際組織及法律三方面越來越向著有利於新秩序有利的 方向發展。 首先，人權作為權力和權威的最終之源，自由和民主作為整個人類追求的 目的，在道義上的公正性幾乎無人敢於公開否認，就連最殘暴的獨裁政權也要以民 主說辭來修飾自己的權力，也要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代表人民和保障人權的權力。 換言之，民主，作為保障人權的主要制度手段的正義性，已經具有了形式上的絕對 主宰地位。世界新秩序的道義之基已經牢牢奠定，剩下的就是讓這普世之道義在所 有的國家變成具體的制度現實和生活本身。 其次，制度之間的實力競爭的結果完全有利於新秩序的建立，共產極權制 度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失敗，充分展示了自由制度的優越性和實力。現在，50％以上 的國家有了民選政府，30％的國家正在向民主化過渡，其他國家內部也幾乎都有爭 取人權的民間運動。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打贏了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之後，越來越成為一支 獨秀的國際性軍事存在，對強盜國家無賴國家恐怖國家的威懾力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這種威懾之下，類似薩達姆這樣的戰爭狂和極權者成為孤家寡人，決不敢再輕 舉妄動。北約的不斷擴大、它與俄羅斯的「新質量關係」，將把越來越多的國家納 入其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制止人權災難提供了有效的實力保障。 9·11恐怖事件固然是大悲劇，但是在應對恐怖主義的國際行動中，全世界 表現出空前的共識：一切不寬容的專制性的文化和制度，一切極端主義特別是宗教 極端主義，是孳生恐怖主義的主要根源，在美國列出的恐怖主義國家中，基本上是 專制的無賴國家，反恐怖之戰也就是反對專制、不寬容和各類極端主義之戰，是捍 衛自由文明之戰，阿富汗戰爭的迅速勝利，更加強自由世界的實力，這恰恰是壞事 變好事的絕好契機。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人權原則在聯合國憲章中的確立 ，冷戰的結果是民主制度和自由價值的普及，此次全球性的反恐怖之戰必將，使人 權高於主權原則的實際踐行進入一個更為可操作性的新階段。 第三，歐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北約日益增強的吸引力，特別是在西方國 家、俄羅斯和安南的聯合推動下，聯合國改革未來目標之一就是確立了人權高於主 權的原則，阿富汗的重建將為類似的國際干預提供新的範例。聯合國的未來應該向 著組建以自由主義價值為核心的世界政府的方向發展，現在會員國所交的會費變成 有法可依的固定稅收，建立世界性的普選制度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系統、立法系 統和司法系統，甚至應該建立自己的維和軍隊，整個世界未來制度應該是類似聯邦 制，聯合國類似統一的政府，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公約類似於憲法，各國類似於 具有自治權利的地方政府。 而聯合國的這一切改革，歐盟一體化已經提供了可資效仿典範。起碼，現 在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應該制定類似歐盟的准入條件，以便防止蘇丹入選而美國落 選的荒謬鬧劇的重演。 哈貝馬斯來華演講的專題之一就是人權問題，這位西方的著名左派對民主 和人權的普世行的理解，令中國的新左派們大失所望。他在《論人權的文化間性》 的演講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再合適不過了：「在人權的普遍意義與實現人 權的具體條件之間，存在著一種獨特的緊張關係：人權應當適用於所有人，而且沒 有任何附加條件。我們可以這樣來設想人權在全球範圍內的推廣過程：即所有的國 家都轉變為民主法治國家，而每一個人同時又都享有選擇國籍的權利。我們離這個 目標的實現還很遠。一種可能性在於：任何一個人，作為世界公民，都能充分享受 到人權。」(2002年1月4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