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破中共當局對文革研究的禁錮 ──紐約「文革三十五週年研討會」側記 文玉山 2001年11月18日北美文化革命研究會在美國紐約喜來登酒店會議廳舉行了文 革35週年研討會。世界日報報導150人與會，星島日報報導200人。而據觀測，與會 者中民運朋友僅10人左右。其餘都是社區華人民眾。由此可見海外民眾對文革問題 還是相當關心的。會議舉辦者對民眾踴躍參加的情況估計不足。只準備了120張椅子 。後因許多民眾站著聽演說，又臨急請酒店工作人員增加20張椅子。但仍不夠，以 至有些民眾來了又走了。十分可惜。 這次研討會跟以前舉行過的類似會議有個明顯區別，就是安排了大部份時間 給與會民眾提問和作簡短髮言。這是因為舉辦單位考慮到文化革命是涉及到廣大民 眾的事情，應讓文革研究走出專家學者的圈圈，讓一般民眾都有一吐心聲的機會。 會議從一點零七分正式開始，到六點十分結束，氣氛一直非常飽滿活躍。發言者認 真，聽眾全神貫注。要求發言的民眾甚多，租場時間到後幾欲罷不能。最後在酒店 工作人員的提示下不得不結束。 會議原來安排了四名主講人：胡平、鄭義、劉國凱、張家政。張家政先生因 考慮到他的太太孩子正在循政治庇護者的親屬身份來美，為不至節外生枝，臨時改 變發言計劃。對此朋友們都甚表理解。 會議由原湖北大學教師、旅美學者、現任美國席勒學會研究員曾大軍主持。 首先發言的是政治、社會理論家胡平先生。 胡平首先指出文革的特點，文革之為文革，不僅在於它是一場大規模的清洗 和整肅，也不僅在於它是一次大規模的破除舊文化，建立新文化──因為這種事在 每個共產國家都發生過，不足為奇；文革的別緻之處在於，它是由最高領袖自己發 動的一場衝擊既有共產黨組織和官僚體制的大規模的群眾革命造反運動。 那麼，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毛澤東的這一主張呢?實際上，毛澤東之所以反對官 僚主義，主要是因為這個階層妨礙了自己的意志直接下達到群眾，或者說妨礙了自 己隨心所欲地發動群眾。大獨裁者都是不喜歡官僚體制的，雖然他事實上又離不開 官僚體制，正像大資本家不喜歡中間商、但又離不開中間商一樣。一個人不斷地造 反，反叛權威，其邏輯後果是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是讓天下只留下自己一個人的 權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 然而，胡平說，僅僅是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極權本質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分 析和研究這場革命的全部過程。重要的是，當人們被允許、甚至被鼓勵去批判地方 黨組織和地方官僚機構，當原有的各級黨組織和基層權力機構遭到衝擊而陷於癱瘓 或半癱瘓，那又給一般群眾造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闊的自由活動空間。不錯，即 便在造反高潮中，群眾也必須服從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力，必須接受毛主席和黨中央 的領導，但是正像J·S·密爾說的那樣，「服從遠處的君主，本身就是自由」(俗話 說得好：「縣官不如現管」，「不怕官，只怕管」)。儘管它還不是憲政意義上的自 由。文化革命一度激起了千千萬萬的群眾的自願參與，並表現出極大的自發的熱情 ，道理即在於此。 可是，就像很多人所說的那樣，這種參與，這種熱情，注定了是被欺騙，被 利用的。到頭來，人們不得不發現，他們曾經一度享有的活動空間全部萎縮了或被 收回了，那些曾經一度被衝擊而垮掉的各級黨組織和基層權力機構也全都重新恢復 了。和原來的組織與機構相比，新的一套甚至更惡劣。人們脫掉了一件緊身衣，結 果是換上了另一件緊身衣，一件更緊的緊身衣。 不過，我們要是說我們被欺騙被利用乃至被背叛被出賣，那仍是很不準確的 ，因為我們起初並沒有自己的一套觀念和理想。事後我們可以說，在所謂批判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含有某種爭取人權爭取自由的成份，但是在當時我們甚至 根本沒有人權和自由的概念，更談不上對人權和自由的正確理解了。我們可以說， 我們自由民主理念的最初啟蒙是來自文革，但是我們必須說，我們自由民主理念的 形成是來自對文革的否定。 著名作家鄭義在討論會上就廣西大屠殺的政治背景作了介紹。他指出，5年前 他因調查發生於文革中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而赴廣西。大量史實證明，屠殺者與吃 人者皆保守派「聯指」，被大批屠殺者與吃人者皆造反派「廣西422」。但是，在撰 寫《紅色紀念碑》一書時，鄭義刻意迴避了這一事實，而僅以「大派」、「小派」 含混稱呼。因為他不便在政治性人吃人這一本來就已經相當複雜的問題上再加上另 一個可能更為複雜的問題：文革中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就《紅色紀念碑》之寫作而 言，迴避派別問題而後退一步是必要的；任何政治派別都沒有吃人的理由。人吃人 慘劇早已超出政治鬥爭範疇而造成對基本人性的摧毀。15年過去了，當再次回首往 事之際，作為文革倖存者，鄭義覺得有責任說出全部真相。 鄭義提出，大量史料證明在廣西文革中捍衛17年「無產階級專政」，捍衛「 黨政軍」的保守派是「廣西聯指」，而高舉起反抗之旗的是「造反派」、「廣西42 2」及其同情者、株連者。文革進入1967年秋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屠殺 「422」，並株連屠殺地富及其子女。大批逃避屠殺的「422」聚集首府南京，到軍 區靜坐、遊行，要求當局立即解除各地「聯指」對「422」的武裝圍剿，並下令取締 血腥恐怖的「貧下中農特別法庭」。（相反，「聯指」方面從未提出類似要求。） 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頭，「422」派的《紅衛兵戰報》（柳州）發表編輯部文章「今日 之《哥達綱領》批判」，反對繳槍，試圖武裝自衛。 鄭義指出從廣西文革全過程看，掌握實權並從未被打倒的軍方從一開始就站 在「聯指」一方。對「422」的大屠殺就是在軍方的縱容甚至策劃、指揮下進行的。 1968年7月底到8月初，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乾脆親自調動軍隊和「 聯指」對南寧「422」實行大規模的武裝圍殲。參戰的有7個連正規軍以及10個縣(區 )的「聯指」派民兵、武裝人員。南寧市中區數十條街道被炮擊焚燒成一片廢墟，4 22在南寧的力量全軍覆沒。據官方不完全統計，這一仗422被打死3，794人。（當場 打死1，470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員交各縣拉回去「處理」的有7，012人，其 中被打死2，324人。）武裝圍剿南寧422後，廣西各地都開始了對「422」派圍剿屠 殺。以河池地區為例，軍分局奉廣西軍區之命，調動9個縣、3個兵工廠的人武裝部 、民兵、「聯指」武裝人員，會同大批軍隊，圍剿鳳山縣422，一役斃殺1，016人。 在這種大張旗鼓地屠殺政策下，一個月的時間裡，廣西422基本被槍炮剿滅。槍聲停 息的第二天，1968年8月26日，廣西區革委會宣告成立。 鄭義認為在許多地方，與大屠殺同時發生了人吃人事件。在他的著作《紅色 紀念碑》中有詳細記述。鄭義覺得需要補充的是：被吃者全部是造反派廣西「422」 ，以及地富及其子女。刻骨的仇恨來自於「階級敵人妄想翻天」。平心而論，地富 及其子女比較冤枉，他們無膽翻天；「422」不冤枉，他們乘機造反，高舉起反壓迫 、爭自由的旗幟。處於歷史條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題出三權分離等完備的 現代民主思想，但他們所嚮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構成了對「無產階級 專政」的致命威脅。鄭義提出他反對暴力，但不認為在殘酷的國家暴力面前可以剝 奪人民暴力抗爭的權利。他也不會放棄對文革的批判，但不認為可以對那些不屈反 抗的靈魂加以無休止地踐踏。 接著發言的是文革史論家劉國凱先生。他演說的題目是「撿出髒水中的蓮 藕」。 劉國凱首先批評了大陸官方當局的做法。他說官方當局一方面說要徹底否 定文革，一方面又禁止對文革進行討論和研究，這是非常矛盾和謬誤的。因為對文 革無論是否定或肯定都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必須首先對它進行充份的陳述和深 入的分析。劉國凱還指出官方當局的這種做法是有其政治需要和陰暗居心。 劉國凱認為文革中的許多事情都是應該予以否定的。比如1966年七月間部 份青少年學生所搞的「破四舊」運動，毀壞了許多寶貴的歷史文物。八月間由中共 高幹子弟組成的貴族紅衛兵所搞的「紅色恐怖運動」對「黑五類」及其子女進行任 意的毆打、虐殺。這些都應予以否定。劉國凱還著重指出了劉少奇、鄧小平所搞的 第二次反右和各省市軍方所搞的「鎮反」對無辜民眾的迫害。 劉國凱說毛髮動「文革」是為了在中共高層進行政治清洗。而劉鄧則把毛 點起的火頭往群眾身上，在群眾中大揪小吳含、小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 種做法是十分陰毒的。1957年的反右是號召知識分子提意見，等人提了意見之後就 把人打成「右派」。而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比1957年那一次更加惡劣。 它是毫無起因地突然要在知識分子、學生乃至個人群眾中打抓「右派」。許多人被 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的根據、原因只是因為他們出身「不好」，或有某些「政 歷」問題，或平時發過牢騷，對單位領導不夠順從等等。1967年2月下旬到3月，各 地軍方都搞了一次「鎮反」運動，把許多群眾組織打成反動組織、反革命組織，逮 捕關押了許多人。其殘害民眾的程度遠遠超過劉鄧搞的第二次反右。其中最凶殘的 是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他下令鎮壓反革命，命令軍隊向進入青海日報社的 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掃射。300多名學生、市民倒在血泊之中，其中有不少是十四、 五歲的女孩子。劉國凱說對這些當然應該否定，而且，豈止否定而已，還應予以聲 討和追究罪責。劉國凱說文革中還應予以否定的事情仍有很多，難以一一列舉。他 話鋒一轉，說，是否文革中所有的事情都應予以否定呢？他說，我們可以把文革比 喻為一盆應予倒掉的髒水，然而，我們是否就那麼簡單地一古腦把它倒掉呢？劉國 凱說他記得小時候看見祖母把洗米洗菜水倒掉之前，總要檢查一下裡面有沒有留下 什麼有用的東西，而祖母往往會撿出一些遺留在髒水中的蓮藕、土豆和蔥之類尚可 食用的東西。劉國凱問道：當我們在把「文革」這盆髒水倒掉之前是否也應該檢查 一下裡面還有沒有什麼有用的東西？劉國凱認為，那場被稱之為「文化大革命」而 實際上與文化並沒有什麼相關，或者是對文化進行摧殘的社會動盪中，還是有許多 值得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東西，那就是人民群眾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特定的 歷史條件下所進行的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衝擊共產黨統治秩序的鬥爭。這些 就是文革髒水中的蓮藕。 劉國凱指出，1966年10月到年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是應該予 以肯定 的。他說：我們在研究中可以沿用這個由毛澤東提出的政治術語，但其實我們更應 該對這個術語進行「翻譯」。因為這個運動的實際內容是否定劉少奇、鄧小平所主 導的在1966年6、7月把無辜民眾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因 而我們可以把它「翻譯」為「反政治迫害運動」。不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系毛澤東提出，其真實目的也不過是想要民眾起來為他的政治清洗效力。但我們 要肯定的並不是毛講的什麼話，作的什麼指示，而是肯定民眾敢於起來批判「血統 論」、批判中共官僚，衝擊中共政治秩序的行動。不要以為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情。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各級中共官僚還掌握著權力，他們手下還有許多效忠於共 產黨政治秩序的人在護衛著他們。敢於起來進行批判、衝擊，還是需要相當的勇氣 的哩！更何況民眾的批判矛頭已大大超越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範疇，對文革 前十七年共產黨官僚的種種劣行都進行了清算。而且這些劣行在一定程度上並不是 源於個人品質，而是源於體制。應該看到，在毛的恩准下站起來的人民，並不是那 麼言聽 計從地為毛的政治清洗效力。他們在相當程度上是在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戰，正因 為這樣，他們無可避免地越出了毛規定的軌道，終究遭到毛的壓制。劉國凱還認為 文革中的新思潮是非常值得肯定，乃至值得讚美謳歌的。這新思潮就是以湖南「省 無聯」的政治綱領「中國向何處去」為代表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由於毛在基本實現了他的政治清洗目的後，就著手恢復原有的共產黨政治秩 序，百分之九十的中共官僚都陸續官復原職。在這種情況下，全國各地都有一些造 反派民眾起來反對這種政治趨勢。他們以實現巴黎公社的原則為訴求。他們有的甚 至敢於指出百分之九十的中共高幹已形成了與廣大人民相對立的特權階級。對這個 階級應整個予以打倒。應予指出的是，巴黎公社原則雖與完善的民主制度尚有差距 ，但它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卻有原則的不同。因為巴黎公社原則是實行不排斥任何 階級的普選制，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壟斷社會公權力，所有行政長官由民選產生。因 此，儘管共產黨的教義仍褒稱巴黎公社原則，但實際上兩者之間實大相逕庭。可以 說，文革中的這個新思潮是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源頭。 劉國凱最後說，如果對三年文革中繁複的內容進行歸納概括的話，可以疏理 出官方線索和人民線索。官方線索涵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和做法，對民眾的利 用、愚弄和鎮壓。劉少奇鄧小平把毛攪起的禍水往民眾身上倒的卑劣行徑，各地軍 方對民眾的鎮壓，各地共產黨官僚為爭奪「新生紅色政權」的主控權而把民眾拖入 自相惡鬥之中等等。人民線索則表現為民眾以各種形式進行的反政治歧視、反政治 迫害的鬥爭。而新思潮則是它最光輝的部份。但應該看到三年文革中，官方線索是 佔了主導地位，而人民線索只是隱性存在，並以曲折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因此，從總的外觀來看，文革是一盆應予倒掉的贓水。換言之，我們不希望 中國再發生文革這樣的社會動盪。但是，這贓水中的確還有蓮藕，我們應該把它撿 出來。無論是從歷史學的學術角度出發還是從現實政治的需要出發，我們都應這樣 做，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留下真實的紀錄給後代，有責任從文革大波中總結出 經驗教訓以借鑒於當今中國的民主事業。 這次文革研討會可以說是開得相當成功。不但會上與會者情緒飽滿，而且會 後還有不少人打電話來與會議舉辦者和主講人聯絡。這反映出文革議題牽動著許多 人的情感和心思。文革在中國當代史上確佔有重要地位。而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 其最年輕者也年逾「知命」。留給這一代人的時間已不充裕。如不再抓緊文革研究 ，恐會留下許多迷團給後代。這無疑是不可原諒的失職。就目前情況來看，徹底沖 破官方當局的禁錮封殺，把文革研究卓有成效地進行下去還是面臨著重重困難。但 除了去盡力克服這些困難外，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