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無民權乃烏合之眾


劉宗坤


	「人民」二字為古今中外的各色政客所衷愛，也是各種政治理論中說不完
的話題。孟軻講：「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人民第一
，領袖第二，國家第三。在歷史上，這種說法頗為國人稱道，既受民歡迎，也受君
歡迎，皆大歡喜。民高興是因為這種話聽著耳順，社會地位越不高的人越喜歡被稱
為「貴」，就像越缺少智慧的人越喜歡聽別人表揚聰明；君高興則是屬於偷著樂，
因為就憑一句話就把孰貴孰輕的大是大非顛倒過來，這等智慧好生了得。只是這麼
句空話喊了兩千多年，該貴的卻從未貴過，該輕的也從未輕過，反倒是不該貴的越
來越貴，不該輕的越來越輕。
	毛太祖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的國叫「人民共和國」，他的政府叫
「人民政府」，他的官員是「人民公僕」，要「為人民服務」。不知不覺間，「人
民」成了隨手貼的標籤。一個人如果不是太倒霉，爹媽有幸不屬於人民的敵人中的
某一類，那麼他一生下來就屬於人民群眾，自此就與人民結下了不解之緣：學校裡
的教書匠叫人民教師，長大了掙的錢叫人民幣，如果花不完可以存到人民銀行，得
了病去人民醫院，犯了法讓人民警察捕獲，人民警察玩不轉了還有人民軍隊；如果
立了功，活著可以做人民代表，死了則成為人民英雄。因為君不再叫君了，時髦的
稱呼叫「領袖」，所以不好再講「民貴君輕」的老話，又不能改成「人民第一，領
袖第二」。索性把「君」去掉，改成「人民當家作主」，除了人民之外，其他都看
不到了，還談什麼孰貴孰輕，誰第一誰第二，人民就是絕對的第一。但「人民」並
不知道自己如何當家作主，也就不知道自己貴在哪裡，第一在哪裡。到頭來，家反
倒讓人家當了，主反倒讓人家做了，頭上頂著「暴民」的黑鍋，卻還洋洋自得。
	鄧二世改制，人民的招牌照掛，只不過他曾被「人民」幾番打倒，嘗過暴
民的蠻力，不免心有餘悸。這位「中國人民的兒子」，其實最不相信中國人民。誰
會相信那群幾年前還高叫著打倒自己，且永不讓翻身的盲眾呢？只要他們過上幾天
像樣的日子，就不會整天嚷嚷著要打倒誰了。只是二世跟頭翻了不少，卻到死也沒
有跳出太祖的掌心。民無民權，依然如故。好在不管白貓黃貓，總算能捉住幾隻老
鼠；人民群眾苦幹加亂干，開始由飽暖階段進入思淫慾階段。一旦告別了革命，暴
民政治便再難成氣候，烏合之眾變成了一盤散沙。「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照喊，
只是照樣有人當人民的家，做人民的主。等輪到江核心頭上，則是不管聾貓瞎貓，
碰上死老鼠就是好貓。但位子可以傳，頭腦卻傳不了。鄧二世一去，轉眼間，白貓
黃毛都成了一群只知吃喝吹牛沾便宜的讒貓。眼看家也當不好了，主也做不穩了，
只好貓學犬吠，做張牙舞爪狀，讓「人民」看看到底是馬王爺在當他們的家，做他
們的主。
	當年孟軻講「民貴君輕」，雖流於空談，卻不失為一種充滿道德勇氣的創
造；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還講「人民當家作主」，則完全是重複一句大而無當的空
話，因為世上根本不存在沒有利益衝突的「人民」這樣一個群體。只要有不同的群
體，就有群體間的利益衝突。君不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領導」，就把農民階
級打入十八層地獄，至今不得翻身。群體間的利益衝突既不可避免，近代西方人就
想出以權利為中介來做調節，以不至發生流血。而權利必須具體到個人，才有實質
意義，因為某種權利若不體現在個人，則完全空洞無物，徒有其名，實際上等於不
存在這種權利。況且，只有先清楚地界定個人權利，才能進一步界定個人與群體的
權利，以及群體間的權利。近人嚴復把穆勒的名著《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
，可謂抓住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實義。毛太祖當年所批判的那種自由主義與政治學中
的這種自由主義根本不搭界。
	亞里士多德是西方政治學的祖師爺，他曾說有些人只配做奴隸，指的就是
那種既無民權又不爭民權，甘心受主人支配的人。中國聖人的頭腦中多的是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無論如何反求諸己，還是生不出權利觀念。兩千年間，國人在這方面
沒有多少長進。如果不是西學東漸，我等至今仍不知民權為何物。而沒有民權，民
就什麼也算不上，只是一群供主人驅使的烏合之眾，不是暴民，就是一盤散沙。何
談什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刺激－反應式的愛恨衝動而已。一百年以前，孫文鬧
革命的時候，就知道民族、民權和民生不可分的道理，今天的「愛國」反美志士卻
在這個問題上重又犯糊塗，是不求進步反求倒退，還是把倒退當成了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