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悲慘世界需要偉大理想 (北京) 周 舵 不幸的是，一談到理想社會，人們便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樣子。可以預想的 反應即稱某人的理想是「純粹的烏托邦」。 ──加爾佈雷思（J. K. Galbraith） 統治這世界的很少一點智慧。 ──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 「九·一一」襲擊發生後，舉世哀悼、嚴辭譴責，而中國的網民們卻令人 大為震驚，他們竟然發出一片幸災樂禍的歡呼。他們正是中國崛起中的一代新精英 ，在今日中國唯一還算有點政治言論自由的論壇上發出自己真實的心聲。可怕的是 ，這並不是「一小撮」人的偏執；說他們代表了很大一部份民意，應當是不會錯的 。 對於「九·一一」這樣一件喪心病狂的反人類罪行，按理說，任何一個文 明人都不會模糊自己的道義立場。就連中國政府，這一次也足夠明智，「站對了立 場」，──儘管中宣部嚴控之下的中國新聞界照舊荒誕絕倫，對這樣一件驚天動地 的世界大事竟只有寥寥數語的報導，真可說是一件當代蒙昧主義的傑作。 可是，中國政府馬上發現，自己落入了自結的圈套之中。一方面，中國政 府確實在一手主導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所以，在這樣一件不容含糊 的大是大非面前不可能做別的選擇，否則必定極端孤立於國際社會（當然，也由於 反恐怖主義符合中國的民族利益，疆獨的幕後主使就是本·拉丹）；另一方面，自 「六·四」事件以來，它一手煽起中國人的仇美、反西方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數 十年來更是始終一貫地從事仇恨教育，直到現在，從《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到 《劉三姐》，仍然在中國的舞台上煽動階級仇恨。現在，它卻站到了美國人一邊， 中國政府就這樣成了網絡精英所代表的主流民意的新箭靶，被斥為「媚美賣國」， 處境十分尷尬。 美國政府則面臨著也許是自南北戰爭以來最為嚴峻的考驗。說「九·一一 」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也好，是新冷戰的肇始也罷，對美國而言，都言之過輕 ──「九·一一」是外部勢力在美國本土發動戰爭的序幕，而此前大戰的戰場都遠 在美國數千公里之外。而且，更糟糕的局面幾乎注定會出現，科技加宗教狂人毀滅 美國、甚至毀滅世界的噩夢正在一步步化為現實，令人不寒而慄。 如果人類得以倖存，後人一定會說，「九·一一」開啟了一個嶄新時代的 大門，人類歷史從此不復是原樣。然而問題正是：什麼樣的新時代？是乾脆絕望因 此及時行樂的時代，還是徹底反省因此浴火重生的時代？這個生死攸關的至大至重 的問題已經不容迴避。人類理應猛醒，以圖自救。道義立場固然不容模糊，但僅僅 義憤、仇恨和報復，卻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一.十足野蠻的今日人類 「九·一一」徹底結束了冷戰後盛行一時的樂觀主義。意識形態衝突或許 臨近終結了，但歷史沒有終結。 財源滾滾的「新經濟」原來八成是泡沫。而萬眾矚目的「全球化」不過是 只有經濟沒有政治，只許資本和商品自由流通，不許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獨輪車，不 知哪天就會徹底倒翻。我們這個冷戰後的世界已經重病纏身，文明大衝突，全球經 濟大衰退，南北貧富大分裂，人類整體大滅絕，比任何樂觀預言都更貼近事實。而 恐怖主義不過是這綜合症候群最刺目的表象而已。 不管「文明」可以定義成什麼，文明總歸是種社會秩序。無秩序或說無政 府狀態，其唯一的法則是原始叢林中的「弱肉強食」，那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 爭」（霍布斯），是十足的野蠻。而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若論國家與國家間的關 系，不折不扣正是這種十足的野蠻。就國際關係而言，人類還根本沒有邁進文明的 門檻。反觀西方發達國家的國內秩序，想一想現代科技已經發達到了何種程度，對 照之下不啻天大的諷刺。 然而，這樣一種完全荒謬的不合理現實，卻被絕大多數人認為是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的意思是，事情本來如此，也只能如此。國家中心主義、民族主義 興起於西方，遍及天下，現在每個國家開口閉口都是「國家利益」，至於四海一家 、全人類關懷、普世主義、國際主義這些人類理想，則被目為夢囈，似乎只有最為 迂腐的書獃子，和最幼稚的浪漫文人才會拿來當真。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人類皆成 兄弟」的崇高偉大，不過是為汽車房子、為更好的汽車更大的房子累死累活之餘， 偶爾拿來在年節慶典上擺擺樣子罷了。崇高由你崇高，我是庸人我怕誰。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班現實主義學派的頂尖學者。中國人中了儒家的毒 ，慣於把好的學者類比為好的醫生，認為他們負有莫大的社會責任，不但要陳述事 實、發現問題，更要開出藥方，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而現實主義（以及實證主 義）學派卻把社會責任、道德倫理、理想、價值觀……統統趕出學術領域，理由是 科學與價值無涉。可是，我們必得發問：這些學者的「純客觀」立場引我們走上真 理之路了嗎？ 二.現實主義的貧困 屈指算來，中國人從凌空蹈虛的理想主義烏托邦噩夢中終於清醒過來，才 不過二十來年。而且，遠不是所有人都醒了，「文革」與紅衛兵餘孽的蠱惑性煽動 在廣大失意人群中仍然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社會一旦失序，立刻就會猛烈發作。格 瓦拉式的極左英雄，也仍然是一大群激進知識分子的偶像。本文所稱的「偉大理想 」，當然不是這一種；不但不是，而且正好相反。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一種可操作 的，腳踏實地、溫和漸進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必須堅決拒絕一切極端主義的理想─ ─不管是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的那種極左理想，還是種種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或僵化保 守主義的極右翼理想。這一切極端主義的理想，正是恐怖主義的發源地。 但無論如何，從極端主義理想之誤推不出庸俗現實主義之真。當世之弊莫 過於理想的失落。在反對種種極端主義理想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清理那種庸俗市儈 的，眼界狹小的現實主義。因為話題是「九·一一」的緣故，這裡首先是指國際關 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學派。 這個學派的鼻祖可以上溯到霍布斯和馬基雅維利，漢斯·摩根索(HansMor genthou)和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Waltz)是其當代最著名的代表。自二戰以來， 這一派學說風頭日盛，儼然成為美國國際政治學界的主流學說，「直到現在仍然左 右著許多美國政治家和學者的思想」（熊階）。不瞭解這一點，就不可能瞭解美國 對外政策為何四面樹敵。 現實主義學派的核心立場是：當今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是無政府狀態，因 此，權勢（實力）是決定國際行為、對外政策的唯一準繩。也因此，道義、規範、 理想、價值觀可以免談，國際法對國家行為不但不起作用而且違背國家利益，而聯 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整個存在更是根本可以置之不理。 這一種學術化了的反道德主張如今會不會令中國人震驚，我已沒有把握。 很可能，眾多中國人，甚至是眾多知識精英，商界和權力精英，會從中尋獲「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般的知音感。《人民日報》上公然以「實力決定一切」為大標題 ，實在是意味深長。中共指責「中國威脅論」是冷戰思維，可那又怪得了誰？是你 自己在告訴世人，你不但仍然以好鬥的馬列主義為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很像是正 要走當年法西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老路。 然而，這派學說實在是一派胡言──即便出於一流學者的紳士風度，如熊 階先生，也不得不斥之為「絕對錯誤」（見熊階：《無政府狀態與世界秩序》中文 版自序）。 首先，它從邏輯上站不住腳。從「無政府狀態」一步跳到「實力決定一切 」，這犯了邏輯學上「推不出」的錯誤，即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蘊涵關係。熊先生 明言：從「無政府狀態」可以導出「對國際秩序的需求」，從這一需求產生建立國 際秩序的積極努力和點滴積累的肯定性成果。 其次，它不符合事實。事實上是，除極個別無賴國家之外，今天世界上沒 有一個國家是完全罔顧國際法和國際道義，完全以「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立場一 意孤行的。而無賴國家之所以成為無賴，其為「無賴」的判定之所以為眾多國家認 同，正由於其罔顧國際法和國際道義一意孤行。 再其次，它遭到理想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競爭性理論的有力批判，並不得 不作出適度的修正和讓步。 西方文明是一個多元綜合體，並不是「自由民主」四個字就可以將它囊括 無遺，各種極端主義主張也是西方文明的組成部份；而且，「自由」與「民主」之 間是包含內在衝突的，兩者的關係如果失去平衡，「民主」可以走向極左，「自由 」可以走向極右。這些極端主義主張，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優越論到今天的「 新現實主義」，特別是，雖然「壽終」，卻未「正寢」的馬克思主義，無一不是以 煽動對立、衝突、鬥爭，以暴力、軍事實力、強力擴張為根本，與當代西方文明的 國內秩序適成鮮明對比。亨廷頓先生斷言「文明衝突」是二十一世紀的主旋律，他 卻絲毫不顧這一基本事實：歷史上從未有過儒家文明向基督教文明挑起衝突之先例 ，反倒是西方文明的一個十九世紀亞種──馬克思主義及其殘留物如今在中國正日 益成為中美衝突的主要根由。恰如包括亨廷頓等許多西方學者看到的那樣，在經濟 全球化的時代，國家利益並非必然對立（美、日、英、法、德等強國之間都協調得 足夠好），同時，也恰如他們看不到的，中美衝突的意識形態根源才真正是難以調 和，而這個意識形態的衝突卻正好是西方文明內部兩種不同亞文明間的衝突，與儒 家幾乎毫無關係。試問今日中國大陸還能聞到幾絲「儒家文明」的氣息？否則，也 無須乎新儒家們在那裡近乎絕望地努力鼓吹了。杜維明先生說得好：今天的中國不 是西化得不夠，是西化過了頭。自然，這西化，是指背離西方主流文明的一個西方 異端文明──馬克思主義之「化」。其實，中華文明中並非沒有類似現實主義「實 力決定一切」的學說主張，法家便是。亨廷頓先生對此卻幾乎毫不知情，他更不會 知道中國的帝制時代並沒有什麼「儒家文明」，從來都是「陽儒陰法」，雜糅王霸 。 我本來很想再引述加爾佈雷思先生批判現實主義（以及偏執信奉這一派學 說的共和黨右翼）的一本精彩小書《好社會：人道的記事本》，篇幅所限，就免了 ，推薦給讀者諸君自己去讀。正是共和黨右翼，有可能使美國的政治平衡向右過份 傾斜。 三.共和黨右翼使美國對外政策脫軌 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幾乎等同於美國；自然地，西方的自由民主，也就 以美國為典範。但這卻真正大謬不然。事實上，美國正好是特例，而不是典型（典 范）──只消讀一讀站在右邊的托克維爾，和站在左邊的桑巴特就可以明白。我在 今年三月應邀給哈佛大學本科生的一節講課中說，美國人是被上帝寵壞的孩子，但 美國人自己很少有人意識到。以全球二十分之一的人口，耗用全球1/3的能源和1/2 的工業製成品，美國人的奢侈和浪費是其他人民根本無法倣傚，永遠不可企及的， 這就必然招致極大的嫉恨。而且，市場萬能論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說得不對，這種 高消費並不公平。如果資源是不可耗竭的（如十九世紀樂觀主義假定的那樣），那 可能沒有問題，後來者趕上就是了。否則，你多佔用了，就是剝奪了他人和後人的 機會。按照國民總產值比例，美國又是在國際援助義務上做得最差的西方國家之一 ──美國怎會不招嫉恨？ 並不是美國人都自私可鄙。相反，以我個人經驗，美國人毋寧是最可愛， 最慷慨俠義，也是最天真單純的人民。請中國人永遠記住一件很能體現美國人心性 的實例：海灣戰爭中美軍正當大勝的顛峰時刻，鮑威爾將軍勸說老布什總統急剎車 ，說是「這已經變成一場屠殺，再打下去就不像是美國的風格，不夠俠義」，而當 時美國的決策高層對此沒有一個人持異議，儘管有人內心懷疑這樣中途而廢是否明 智。請每一位中國人捫心自問：換了你，你會是站在美國式的俠義一邊，還是會站 在撒切爾夫人的「要幹就幹到底」一邊？但遺憾的是，今天的美國總統卻不是鮑威 爾先生。 美國對外政策的一意孤行（單邊主義）和國家利己主義由來已久，於今尤 烈，不能不承認，這是招致全世界眾多國家和人民怨怒的一大禍根；除去上述美國 政界盛行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說之外，美國特有的政治生態與此也有莫大關係。 對照其歐洲盟國，可以看得很清楚。 歐洲國家的國內政治生態，凡是民主制度得以持久穩定的，無不是中左─ 中右兩大政治力量為主導，雙方之間構成一種即競爭又合作的「正和博奕」（雙方 都受益，雖則受益多少不等）關係，這與「階級鬥爭」式的「零和博奕」（即「你 之所得必為我之所失，雙方得失之和為零」）甚至「負和博奕」（各方都倒霉，無 人受益）正相反。美國有所不同：美國的左翼（民主黨）比中左更偏右，右翼（共 和黨）就更右，共和黨的右翼已經離極右只差半步之遙。「桑巴特現象」說的其實 就是這一點：美國的左翼力量太弱（對比歐洲國家而言）。這就是為什麼競選口號 「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到了對外政策領域情不自禁地就要變成「沒有同情心的保 守主義」和冷酷自私的現實主義，為什麼美國抵制防止全球變暖的《東京議定書》 、《禁止地雷國際公約》和國際刑事法庭，冷淡中東和平進程及朝鮮半島南北和解 ，對中、俄兩國持對立甚至敵對態度……等等自我孤立政策的原因所在。於此我們 也不難得出結論：儘管也許沒有人比美國人的自由民主信仰更熱烈，美國國內的民 主制度也許並不會長期失去平衡，但對於非美國人來說，美國是不是自由民主的燈 塔和火炬，卻不見得不可以提出一點疑問。 四.人類需要偉大理想 「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繫在某種程度上處於無政府狀態」，這是學界公論。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只有弱肉強食一條路可走。需要乃發明之母，人類並非注定沒有 能力從這一極不理想的處境中走出另一條路來。 顯而易見，既然自由民主的國內秩序可以創設出來，而且已經在眾多國家 之內穩固建立；既然一戰後的國聯、二戰後的聯合國已經結出了雖然青澀，但畢竟 還可以勉強下嚥的果實；既然歐盟這樣的超國家實體眼看著一天天走向成功──， 那麼，就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說，世界政府這一偉大理想注定只能是永遠不可企及 的烏托邦。 誠然，自從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把馬克思的鼓吹化為史無前例的人間慘 劇以來，「烏托邦」一辭已經成為眾多學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惡臭垃圾。但這絕不意 味著，犬儒式的現實主義就是唯一可取的替代方案。理想主義有兩種，一種像是空 中飄蕩的鮮艷奪目的大氫氣球，另一種像是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登山。就算是山頂 不可企及，我們就一步都不要邁出去了嗎？ 沒有世界政府，至少還可以有一種權宜性的臨時安排，來緩和無政府狀態 之害，給國際社會吹進幾縷文明之風。看起來，這種安排只能是聯合國的合法性， 加上西方盟國組成統一戰線形成的實力，一步一步漸進積累式地把西方國家自由民 主的國內秩序擴展到國際之間。這才是21世紀人類生死攸關的大道理，相形之下， 開口閉口「國家利益」（不管是美國的還是中國的！），都是些三流人物微末的小 伎倆，到頭來無非是「人人倒霉，無一受益」，不折不扣的負和博奕。「九·一一 」恐怖主義襲擊已經再清楚不過地昭示我們：世界如果仍然任由今天這些二流、三 流政治領袖們你爭我奪下去，用不了太久（也許不過就是百年之間），人類歷史當 真就此終結：不僅僅是「歷史」終結，是人類從肉體到文明徹底終結。 哪怕是這樣一個世界臨時政府，也遠不是今天我們各國的政治家議事日程 上的東西。但我們這些小老百姓已經不能夠再忍耐下去（我們已經很不耐煩！）， 至少，我個人認為必須及早開始以下行動： （一）逐步改造聯合國，按照自由民主的規則重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 票否決，聯合國大會無論國家大小（小至幾萬人大至13億）一律一票，這樣的制度 是笑話，是對人類政治智慧的極大嘲弄。 發起一個由所有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自由民主國際聯盟，與聯合國形成制度競爭也 許是個好主意。 （二）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應當率先垂范，真正合格地負起全球責 任。這包括： 1．把那個自私自利的「國家利益」放到應當放的位置上去，放到全人類利 益的下邊去──誰見過一個警察開口閉口「我，和我家人的利益」的？世界迫切需 要一個世界警察，僅僅因為美國最強大，就注定了美國要在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 既然如此，你警察自己和你家裡人的利益又算老幾？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則是一切權 力都必須受到約束，自由民主的美國又怎能例外？ 2．和西方盟國好說好商量，拿出點民主作風的樣子來。沒有盟國多數同意 ，超越國際法的單邊主義行動意味著違法行為。 3．和盟國一起，在率先垂范之餘，以真心誠意的人道主義關懷，和慷慨俠 義的援助（把國內的社會福利主義拿一點出來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把世界上的絕 大多數國家團結在西方盟國周圍，結成反對恐怖主義和無賴國家的統一戰線。只有 這樣，聯合國的改造才有實現的希望；恐怖主義才有望根治──貧困和愚昧是恐怖 主義最肥沃的溫床，塵世生活愈無樂趣，為聖戰而死就愈加誘人。 （三）鑒於中、俄兩國的否決票將使聯合國癱瘓，使國際無政府狀態惡化 ，在聯合國改造之前，應當用「陽光」政策溫暖中、俄兩國的人心，設身處地站在 兩國人民的立場上真正替他們著想，影響和說服他們堅定自由民主的信念，盡快在 價值觀上、政治制度上與國際主流社會融為一體，不要再支持什麼車臣獨立，什麼 台獨、藏獨、疆獨這一類名義登皇實則為害極大的極端主義主張；支持這一類分裂 主義的極端主張，推行種種「北風政策」（「遏制」「潛在敵人」等等）只能使中 俄兩國人民懷疑西方的自由民主包藏禍心，令他們不僅仇美反西方，而且疏遠自由 民主，其結果正好是令國際無政府狀態永久化。 （四）同樣，真正滿懷同情地站在阿拉伯各國和伊斯蘭教徒的立場上，努 力去理解他們、諒解他們、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爭取阿拉伯世界的社會進步和伊斯 蘭教自身的溫和化世俗化改革，最大限度地把一小撮極端主義分子孤立起來，在贏 得多數伊斯蘭信徒支持的前提下，將這些反人類的罪犯堅決繩之以法。雖然寬容是 現代文明的根基，然而，對於不知寬容為何物的偏執狂，則無寬容的餘地。這很無 奈，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五.中國人：車還沒有坐上，何談當司機！ 2001年，美國流年不利，經濟衰退，對外政策四面樹敵，又加上恐怖主義 大襲擊。幸好，「九·一一」之後，共和黨政府還算明智，開始調整政策，四出尋 找朋友了。這件事翻轉過來看，無非就是原定政策的實際破產。世人不能不發浩歎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政治家的智慧遠見安在哉？但無論如何，知錯必改總比固 執己見來得好。只不過我們仍然不免憂心：一旦難關度過，這些人是不是又要故態 復萌？ 出於「敵人的不幸就是我的運氣」這一敵我二分、黑白判然的二分法邏輯 ，中國人或許以為，美國倒霉，所以中國形勢大好。確實，表面上看，利好消息不 少：申辦奧運成功，加入WTO，經濟增長一花獨秀，男足終於踢進了世界盃，加上江 澤民「七·一」講話給體制內注入了一股日益強勁的政治活力（此點絕不可低估， 而海外往往不易覺察），接班人胡錦濤真可謂鴻運當頭。然而，樂極可以生悲，冷 眼看看世界，中國第一不可能獨善其身（美國人倒霉就倒霉在這個念頭上），第二 ，還有比市場化改革更艱險莫測得多的另一關要過：民主化。如今，連中共自己實 際上也都明白，這一關是躲不過去的，不走這一步，中國就只能是「化外之民」， 搞不好還不免要時時淪落到與無賴國家為伍的地步；但過這一關哪裡是如一班激進 民主派的天真幼稚頭腦想像的那樣輕而易舉？民主化失敗的先例俯拾皆是，在民主 化的同時又能兼收經濟增長之利的更是少之又少。民主化，這是擺在下一代中共領 導人和各界有識之士面前最嚴峻的考驗。走成這一步，功德無量，走失這一步，萬 劫不復。 更有一班極端狹隘淺薄的民族主義狂徒，誤以為中國人從此百事順遂，坐 在一黨專政的車上，滿可以一路順風駛入「中國人的世紀」了。這真可以有一比： 車還沒有搭上，就誤以為自己是駕車的司機！就算美國人、西方人將來不爭氣（不 是沒有這種可能），你也得搭上國際主流文明這班車──不要被甩下，更不要被甩 到伊拉克、北朝鮮一邊去，北朝鮮勞動黨可是餓死本國10-15%的人民卻還在瘋狂研 制導彈核武器的一夥狂人──才有望當司機，這樣無比淺顯的道理，還用得著多說 嗎？ □(2001．10．6．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