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郭羅基 思想如果能禁止，頭腦停止活動，就不需要表達了。思想如果能統一，頭 腦完全相同，又不必要表達了。問題就在於思想既不能禁止也無法統一，人們的頭 腦各不相同，不得不進行表達。表達思想必須通過言論，思想自由只有通過言論自 由才能實現。一七八九年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最早宣佈言論自由為平等的 人權：「無拘束地表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利權之一，每個公民都有言論、 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一七九一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會 不得制定法律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國會不得制定這方面的法律，行政 當局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就屬非法。請注意，這裡的表述是「不得剝奪」，不是正 面的規定，而是反面的規定，表明美國開國時期創製者們思慮的深刻性。這意味著 ，承認言論自由是人民的天然利權，固已有之，不需要政府作什麼規定，只要不去 剝奪，自然而然就實現了。言論自由也是一種消極自由，不要求政府做什麼，只要 求政府不做什麼。實現言論自由的保障在於限制政府權力。 言論自由是利權不是義務 為什麼要實行言論自由？理由很簡單，言論自由是做人的基本利權；不能 說出自己想說的一切，就不是一個有尊嚴的人。對實行言論自由的理由作過分的論 證，適得其反。有人認為各種不同的意見中可能存在正確的成分，發表出來對別人 有用。即使是錯誤的意見，可以在討論中促成正確意見的發展，實行民主，發表出 來對社會有利。言論自由當然會產生好的效果，但它的根本出發點不在於言論是否 對別人有用或是否對社會有利，而是表達本人的思想，為實現自我、表現自我之所 需。以對別人有用、對社會有利作為理由，恰恰是為反對言論自由的人們提供論據 ：因為某些言論被認為對別人無用甚至有害、對社會不利甚至危險，所以必須制止 、禁止。你看毛澤東，他說：「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 和文化發展的方針。」什麼是「放」？「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敢於講 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１讓大家講意見是因為對「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有 利；一旦他認為（僅僅是他認為）對「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不利，立即不讓大家 講意見，「放」就轉變為「收」。講意見是每個人的利權，國家和社會不得剝奪； 要求講意見對國家和社會有利，這就變成了義務。主張限制言論自由的人，錯把利 權當義務；如果承認言論自由是每個人的利權，則無論如何不得加以限制。 反對別人的言論自由的人，並不反對自己的言論自由。專制主義、法西斯 主義、極權主義是扼殺言論自由的，但鼓吹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的言 論卻是完全自由的。按本人的需要，人人都應當享有言論自由。實行言論自由的障 礙在於別人和外界的反對。反對的理由，無非是以別人的態度、以外界的評價為根 據。表面上，不是一概地反對言論自由，只是限制某些言論的發表；實際上，一旦 限制某些言論的發表，也就葬送了全部言論自由。這種反對的理由能否成立？為什 麼要實行言論自由的問題，可以轉換為：為什麼不應當反對、打擊、取消別人的言 論自由？因為任何人都不反對自己的言論自由。既然自己需要以言論來自由表達思 想，與自己同樣的人也有同樣的需要。反對、打擊、取消別人的言論自由，就是損 害別人的尊嚴；損害別人的尊嚴，也就失卻自己為人的尊嚴。 言論自由的兩個規定 行使言論自由可以運用各種手段，包括書寫工具、報紙、雜誌、書籍、電 台、電視台、電腦網絡等等。如果沒有這些手段，張開嘴巴講話就是行使言論自由 。任何人，終其一生，隨時隨地，都有必要和可能行使言論自由；反之，沒有言論 自由，任何人，終其一生，隨時隨地，都會感到莫大的痛苦。 究竟什麼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概念本身作出了兩方面的規定： 第一，言論自由只適用於言論。言語（包括口頭的和書面的），通俗地 說，就是講話和寫作，並非都是言論。美國聯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 l lHolmes）在一個判例中提出的著名論斷，說：言論自由不會保護一個在劇場裡謊 叫「著火了」因而引起大家恐慌的人。２在劇場裡謊叫「著火了」，導致秩序大亂 ，甚至擠傷、擠死了人，這是行為的後果。這個人要對這種後果負責。他張開嘴巴 講話不是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是向別人發出信息（根據虛假的事實），影響、推動 別人採取行為。希特勒手下的將軍，許多人並沒有親手殺人，為什麼把他們送上紐 倫堡法庭進行審判？因為他們口頭髮布命令、書面簽署文件都是一種行為，以這種 行為開動戰爭機器，推動、組織別人去殺人。動口的將軍比動手的士兵罪行更為嚴 重。用講話和寫作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是言論；用講話和寫作來影響、推動、組織 別人採取行為，就不是言論，而是具有社會後果的行為的一部分。是言論，屬於言 論自由；是行為，不屬於言論自由。 第二，言論自由適用於一切言論。只要是言論，不管什麼樣的言論，都是 自由的。不能說只有正確言論、革命言論、高尚言論可以自由發表，不正確言論、 不革命言論、不高尚言論同樣可以自由發表。任何言論，發表以後才能區分正確與 不正確、革命與不革命、高尚與不高尚；事先預定一個標準，無非以部分人的言論 為根據，排斥另一部分人的言論。只要在言論領域劃出一個禁區，不是還有部分言 論自由，而是全部言論自由立即消失。官方機構、主流社會認可的言論，本來就沒 有不自由的問題；官方機構、主流社會不認可的言論能否發表，才是言論自由的實 質所在。 劃清思想和行為的界限 對自由是需要限制的，對言論自由是否需要限制？言論自由已經是一種有 限制的自由，「言論」就是對自由的限制，僅僅規定為言論方面的自由，而不是任 意的自由。如果一定要談論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不能針對言論的內容，只能規定言 論的邊界。也就是說，不應當限制什麼樣的言論可以自由發表、什麼樣的言論不可 以自由發表；只應當限制什麼是言論、什麼不是言論。在限定的作為言論的範圍內 ，不論什麼樣的內容都可以自由發表。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美國加裡福尼亞大學柏 克萊分校的校園裡，有一處象徵言論自由的標誌。在一塊大理石上刻了一個巨大的 圓圈，圓圈裡面寫著：THIS SOIL AND THE AIR SPACE EXTENDING ABOVE IT SHOUL D NOT BE A PART OF ANY NATION AND SHALL NOT BE SUBJECT ANY ENTITY'S JURI SDICTION.（這片土地以及在它之上延伸的空間不應該是任何國家的一部分，也不屬 於任何機構管轄。）這是對言論自由極好的形象化的解釋。言論自由的界限就在於 為言論劃定一個圓圈，在圓圈之外不屬於言論自由的領域，在圓圈之內言論自由不 再有任何的限制，不受任何權力的干預。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是屬於任何國家，而是 屬於人。更進一步說，言論自由的界限在於區分思想和行為；思想的表達是屬於言 論自由，行為的信息不屬於言論自由。而在表達思想的界限內不應再設置界限。 區分語言的兩種功能 劃清思想和行為的界限，又必須區分語言的兩種功能。在人類生活中，語 言既有表達功能，又有交往功能。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形式，又是人們在實際活動中 交往的工具。發表言論就是利用語言作為形式進行思想交流，發出行為信息就是利 用語言作為工具進行交往活動。張開嘴巴講話可以是言論問題，也可以是行為問題 ；利用語言表達思想的言論與利用語言進行交往的行為，不能混為一談。例如，有 人以不實之詞吹噓自己，這是表達思想，雖然表達了不健康的思想，還是屬於言論 的範圍，吹牛不犯法。有人以不實之詞從別人那裡得到利益，這是欺詐。有人以不 實之詞對別人設置圈套，這是誣陷。欺詐和誣陷雖然也是通過講話或寫作來進行的 ，那不是言論，而是發出行為的信息，造成的結果導致對他人的危害，就構成違法 犯罪。雖說都是不實之詞，一種是自我表現，一種是作用於他人；前者是言論，後 者是行為。中國政府和為它服務的官方法學家，認為「言論可以構成違法犯罪」。 ３他們的手法就是混淆語言的兩種功能，將講話等同於言論，把利用語言發出信息 進行交往的行為也列入了言論，因而一口咬定「言論」可以構成違法犯罪。當「言 論可以構成違法犯罪」的命題宣佈後，就十分方便地對不同政見以言治罪。或者說 ，他們以不是言論的「言論」來論證「言論可以構成違法犯罪」，又以「言論可以 構成違法犯罪」來對付真正的言論。 談論言論自由走向言論不自由 古典專制是根本不講言論自由的。現代專制卻不妨大講言論自由，而是通 過談論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問題來扼殺言論自由。蘇聯、東歐變革以前，世界上二十 八個一黨專權（包括共產黨和非共產黨）的國家中，大部分的憲法都寫上了有關言 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漂亮詞句，但不準備實行之。一方面，說明言論自由的普 遍價值吸引人心，無法抗拒；另一方面，也說明憲法上規定了言論自由並不等於公 民在事實上享有言論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同綱領》和四部憲法都有關於言 論自由的規定，但五十多年中沒有一天實行了言論自由。以言論抓「胡風反革命集 團」，以言論戴「右派分子」帽子，以言論判「惡毒攻擊」罪，以言論打「反革命 」，以言論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言獲罪而受懲罰、掉腦袋的，何可 勝數？在歷次運動中，形成高壓氣團，強迫表態，人人過關，人民非但沒有講話的 自由，甚至也沒有不講話的自由。 為什麼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不能實行？因為對言論自由流行一種官方解 釋。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再到江澤民時代，總是強調「言論自由是相對的， 不是絕對的」。「相對的」是什麼意思？據說，不是一切言論都能自由發表，有害 言論就不能發表，發表了就要給予制裁。所謂有害與無害，完全以官方標準為根據 。這樣一來，言論自由的命題就被顛覆了，至多只能說部分言論自由。談論言論自 由，玩弄相對和絕對的辯證法詞句，結果是論證言論不自由。 自由是相對的，言論自由是絕對的 因為一般來說自由是相對的，能否引申出言論自由也是相對的？自由是相 對的，這是一個正確的命題；言論自由是相對的，這是一個不正確的命題。 無條件地行使自由，可以侵犯他人的自由，因而對自由必須加以限制。但 行使言論自由不可能侵犯他人的言論自由，反而能激發他人的言論自由，因而對言 論自由不需要加以限制，應當加以鼓勵。僅僅是言論，不會危害他人；能夠危害他 人的，就不是言論。有害言論不是可以擾亂人心嗎？開口發出言論和開槍發出子彈 不一樣：向誰發出子彈，誰就是被動的受害者，無法避免；向誰發出言論，誰就是 主動的應對者，可以選擇。對任何人的言論，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接受還有正 面的接受和反面的接受。一種言論能夠擾亂人心，想必是為眾人所接受；反對擾亂 人心，只能讓眾人接受另一種言論。歸根到底，必須用言論來對付言論，而不能禁 止言論。任何人發表意見並不妨礙別人發表意見，即使「打棍子」也不可怕，你拿 棍子打過來，我可以拿棍子打過去，彼此彼此。只有權勢者「打棍子」才無法招架 。 之所以說自由是相對的，它不是一切方面的絕對自由，而是必須具體地限 制為人身自由、居住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等。言論自由已經是一種受限制 的相對自由，它不能超出言論的範圍。在言論的範圍內，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因為 有言論不自由，才需要爭取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確立，必須反對言論不自由。如 果沒有言論不自由，言論自由就沒有價值了；如果不反對言論不自由，言論自由就 沒有力量了。言論自由與言論不自由絕對不能調和，也就是說，在言論的範圍內自 由是絕對的。這就是相對中的絕對。所以說，自由是相對的，言論自由是絕對的。 如果在言論自由中還是只有相對的自由，在有限制的自由中還要加以限制，就是言 論不自由。所謂「言論自由的相對性」，即有些言論有自由、有些言論沒有自由， 那就根本沒有言論自由。對於有限制的自由還要加以限制，照此推論，有限制的限 制，還可以限制下去。自由不是絕對的，難道限制是絕對的嗎？反對無限制的自由 ，卻走向無限制的「限制」。辯證法認為，相對之中有絕對。對於相對主義來說， 相對只是相對，相對是排斥絕對的。排斥相對自由中的絕對自由，是相對主義；推 崇無限制的「限制」，又是絕對主義。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強調「言論自由的 相對性」是對別人講的；對他們自己而言，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完全享有絕對的言論自由。講起「黨的領導」來，他們也只講絕對，特別強調「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那是一絲一毫都容不得相對的。在黨的領導下發揚民主， 又是相對的，根本不能沾絕對的邊。他們的思維方法，不是相對主義，就是絕對主 義，恰恰是辯證法的反面。兩樣貨色齊備，給予人民的施捨用相對主義，維護自己 的特權用絕對主義。扼殺言論自由的根源是極權主義。分析扼殺言論自由的理由， 也可以看出極權主義的思維之隨心所欲，缺乏理性。 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扼殺言論自由 一九七九年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一個國人耳熟能詳的條款 ，那就是第一百零二條：「以反革命標語、傳單或其他方法宣傳煽動推翻無產階級 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可以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首要分子或罪惡重大的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律本身十分含糊，法律的執 行更是漫無邊際。按中國官方的標準，發表「反革命言論」，就是「反革命宣傳煽 動」，可以定罪判刑。凡是不合官方意志的演說、文章、大字報，都有可能被說成 「反革命言論」。執行這一法律的結果，多年來嚴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權。 世界各國的法律，就連社會主義陣營的始祖蘇聯在內，都沒有「反革命罪 」。刑法上規定「反革命罪」，完全是「中國特色」。從前國民黨的刑法和後來共 產黨的刑法都有「反革命罪」。革命和反革命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革命只 是發生在歷史上的一定時期，革命過去了，也無所謂反革命。根據短暫的革命和反 革命的對立制定長期有效的法律，是根本不科學的。而且，「反革命」這一概念又 是不嚴密的，可以是反對革命的行為，也可以是反對革命的思想和言論。「反革命 」概念的不確定性，為鎮壓思想犯、言論犯、政治犯大開方便之門。經自由化知識 分子的一再反對，一九九七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廢除了「反革命罪」 ，相應地也取消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新刑法確立了「危害國家安全罪」，與 「煽動」相關的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分裂國家罪」；在「危害公共 安全罪」中還有「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實施罪」。如果確實為危害國家安全 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等，是有罪的。但現在又用這一條法律來判處某些呼籲 政治改革、要求實行民主、批評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言論為有罪。改變了法律條文 ，沒有改變法的精神。新刑法的執行，結果和以前判處「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完全 一樣。 煽動」構成犯罪的要件 犯罪是一種特定的行為，必須具有犯罪的動機和危害社會的後果。思想和 言論不可能構成犯罪。「宣傳」是屬於思想和言論的範疇，別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 接受。「反革命言論」僅僅是言論，不是反革命行為。原來刑法上的「反革命宣傳 罪」就是以思想和言論入罪。「煽動」如果構成犯罪，也必須是行為，應當具有犯 罪的動機和危害社會的後果。中國的司法機關，在判處「煽動」犯罪的問題上，嚴 重混淆了思想和行為的界限，不是以發生行為的後果，而是以表達思想的言論，作 為犯罪的根據。 何謂「煽動」？法律上的煽動不是文學字眼，不是指演說的煽情的姿態， 不是指文章的動人的筆調。「煽動」構成犯罪必須具備如下要件： 一，煽動者具有可以證明的犯罪動機。 二，煽動者不是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是向別人發出行為的信息，不是談論 一般的看法，而是明示或暗示具體的做法，推動別人採取行為。 三，煽動者必須面對具體的被煽動的對象，向誰煽動？誰受了煽動？否則 ，煽動者的獨白怎麼能構成煽動？沒有被煽動者，煽動者即使有犯罪意圖，只能叫 做犯意表示，煽動不成其為事實。「文化大革命」中常上演這種滑稽劇，有人在廁 所裡寫了一句不滿現實的牢騷，竟被當作「反革命標語」，傾城出動，停工停課， 查找「反革命」；找到了，則坐實「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這就是沒有被煽動者的 「煽動」。 四，被煽動者的行為與煽動者的意圖具有直接聯繫。煽動者的言論不是證 據，煽而不動，至多只能說明思想影響；或者，被煽動者拒絕合作，煽動也不成其 為事實。被煽動者的行為才能證明煽動的後果。有人在境外發表文章，被法院的判 決書列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證。這種所謂「煽動」，非但沒有具體的被煽 動者，更沒有被煽動者的行為來證明煽動。 五，被煽動者的行為構成犯罪才能證明煽動者為有罪。煽動犯罪類似於教 唆犯罪，教唆者的罪行和程度，取決於被教唆者的罪行和程度。在選舉中，競選者 號召選民「投我一票」，也可以說是一種煽動。但被煽動者進行投票是合法行為， 因而這樣的煽動者並不構成違法犯罪。 總之，煽動者和被煽動者是共同犯罪，就像行賄和受賄是共同犯罪一樣。 沒有受賄，不能確立行賄；沒有被煽動者，不能確立煽動者。中國的法律對於行賄 和受賄都有論罪的條款，但對於煽動者論罪的同時卻沒有對於被煽動者論罪的條款 。好像煽動是一種「單相思」。立法中的缺點，被司法機關惡意擴大，他們常常判 處沒有被煽動者、沒有危害社會後果的「煽動罪」，實際上是以言論定罪。 美國審理煽動案件的原則 美國的法院在審理煽動暴力內亂和非法行為的案件時，確立了「明顯而立 即危險原則」。如果以煽動他人從事暴力非法行為論罪，必須舉證證明：第一，表 意人本人具有從事暴力非法行為的「明顯的」故意，並形成目的；第二，表意人的 作為可以推動別人產生「立即的」暴力非法行為；第三，表意人作為的結果，在客 觀環境中確有引發暴力非法行為的可能或竟成為事實。如果不是具有如此「明顯而 立即危險」，言論的有害與無害不能由政府來判斷，應交社會公眾討論。即使是有 害的言論，如果不是具有緊迫性，還可以運用更多的言論來預防或救濟由它可能或 已經產生的害處，不能輕易禁止某種言論的發表。４由於珍視言論自由的價值，美 國對煽動犯罪的限定極為嚴格，而對所謂「有害言論」的態度卻極為寬容。對「有 害言論」的寬容，不是欣賞和鼓勵「有害言論」，而是避免因鑒別不清侵犯公民的 言論自由權。 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要件 何謂「顛覆國家政權」？中國的司法機關也作了隨意性的解釋。 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要件是： 一，實施「顛覆國家政權」只能是暴力的行為。國家政權本身是暴力的機 關，如果不是採取暴力的行為，無從顛覆。與煽動相關，煽動者的行為可以是非暴 力的，作為被煽動者實施顛覆國家政權必須是暴力的行為，或預謀中的暴力行為。 煽動者與被煽動者是共同犯罪，因而煽動者即使並未直接採取暴力行為，同樣犯有 「顛覆國家政權罪」。 二，以暴力「顛覆國家政權」不可能是個人的行為。個人可以因採取暴力 行為而犯罪，但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因此「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犯罪主體不 是個人，而是有組織的集團。與煽動相關，煽動者可以是個人，作為被煽動者實施 顛覆國家政權必須是集團的暴力行為。煽動者與被煽動者是共同犯罪，因而煽動者 個人也是構成犯罪集團的一部分。 三，「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它的屬概念「危害國家安全罪」，必須以事 實證明犯罪的動機和後果危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與煽動相關，至少煽動者必須 具有危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動機，而被煽動者的行為作出危及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的後果，或具有危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現實可能性。 防止「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濫用 反對政府不是「顛覆國家政權」。政府可以代表國家不等於國家，即使現 存政府垮台也並非國家喪失主權。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人民有權建立政府 ，也有權反對政府。一百個人中，九十九個人擁護，只有一個人反對，而且反對的 理由並不十分充分，政府也無權鎮壓，因為人民中的任何人具有反對政府的利權。 一個不能反對的政府，就因為它不是人民授權的政府，即專制政府；而專制政府更 是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對。少數人可以宣傳反對政府的主張，如果為多數人所接受 ，政府必須更換。但如果是一個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少數人以暴力推翻政府是違法 犯罪，因為少數人違背了多數人的意志。美國的許多大城市都有「革命書店」，出 售的書籍中不乏反政府的言論，其中還有六十年代毛澤東支持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號 召推翻美帝國主義的聲明。即使宣揚暴力革命，也只是言論，並沒有採取行為，因 此「革命書店」的經營以及顧客們選購「革命書店」的書籍都是合法的。但針對聯 邦政府的阿克拉荷馬聯邦大樓爆炸案則是暴力行為，屬於非法，遭到了起訴，主犯 被判處死刑。 反對政黨不是反對政府。政黨是由人民中的一部分人組成的，而政府是在 全體人民中產生的。政黨可以執政掌權，政黨本身不是國家政權機構。政黨不允許 本黨黨員反黨，但無權禁止人民反黨。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經常互相反對，人民 既可以反對民主黨也可以反對共和黨，是受法律保護的。 批評政府、批評政黨不是反對政府、反對政黨。反對政府、反對政黨都不 構成違法犯罪，批評政府、批評政黨更是人民的正當利權。正確的批評和錯誤的批 評都是行使正當的利權，不能因為批評錯了而受到制裁。 在中國流行的邏輯是：批評中國政府、批評共產黨就是反對中國政府、反 對共產黨，反對中國政府、反對共產黨就是「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 。一九九三年，中國制定了《國家安全法》。一九九四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 專門挑選「六四」這一天公佈了《國家安全法執行細則》，其中關於「危害國家安 全的其他破壞活動」的規定，竟有這樣一條：「發表、散佈文字或者言論，或者制 作、傳播音像製品，危害國家安全的」。文字或言論如何能夠「危害國家安全」？ 不得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限制言論自由 一九九五年，國際人權組織在漢城舉行「亞洲太平洋地區第一屆國家安全 法和人權保障國際會議」。會議指出：唯有在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受到來自外部或內 部的暴力威脅時，才發生國家安全問題。中國和其他幾個亞洲國家有關國家安全的 法律，都是用於和平時期，沒有一個符合「國家安全緊急狀態」的條件。同年，國 際言論自由保護組織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舉行人權會議。會議強調，言論自由不得 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以限制。會議通過的《約翰內斯堡原則》，對「維護國家安全 」嚴格限定為「政府面對來自外部或內部的暴力或暴力威脅，保護國家存在或領土 完整的能力」。該《原則》特別說明：「和平地行使言論自由權不應當被視為危害 國家安全，或者受到任何限制和懲罰。」最後，它指出：「為了保護政府名譽免於 難堪，掩蓋政府錯誤行為，推行某種意識形態，為政府行為進行保密，或者鎮壓社 會的不穩定」而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權，都是不正當的。這些，好像完全是針對中 國政府的。 侵犯言論自由權是執法者犯法 發表言論可以構成沒有被煽動者的「煽動」，批評中國政府、批評共產黨 可以構成無損於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可以判處五年以下徒刑，首要分子則判處五年以上徒刑。近幾年，有人提出政治體 制改革的方案，有人從國外回國發出政治改革的呼籲，有人舉辦關於政治改革的討 論，有人表達民主政治的綱領性意見，以至有人在境外或互聯網上發表不同於官方 觀點的文章，統統都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入罪，判處重刑。「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罪」成了打擊不同政見、壓制異端議論的常規武器。侵犯人民的言論自由權， 是執法者犯法。 一個政權居然害怕被言論所顛覆，可見已是虛弱不堪了。人們形容一個虛 弱的人叫做「弱不禁風」。風還是一種物質力量，想不到有一種政權弱不禁言。這 種政權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很強大的，它的強大表現為兇惡；而兇惡是因為內在的 精神十分虛弱，虛弱得不堪一言、不堪一論了。一個如此虛弱不堪的政權，也就沒 有存在的理由了。 【注】 １《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14、415頁。 ２Sc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S. 47. 39s. ct. 247, 63L. Ed.470(1919) . ３我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人民日報》1979年11月14日）一文中指出： 不能因反革命言論動手抓人。不料，冒犯了鄧小平、彭真、胡喬木等大人物。我因 鼓吹言論自由而被剝奪了言論自由。在反對我的意見時，確立了一個命題：言論可 以構成違法犯罪（以前是只做不說）。鄧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見《目前的形勢和 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18、236頁）、胡喬木在1980年2月6日（見《 在新聞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新聞戰線》1980年第4期）對我的觀點進行嚴厲 批判。隨後官方法學家紛紛應聲跟進：「散佈某種特定的言論乃是犯罪行為」（高 銘暄《談談反革命罪中的言論和行為問題》，《人民日報》1980年2月29日）、「觸 犯刑律的言論，……應追究刑事責任」（姜立《言論自由必須依法實現》，《人民 日報》1981年2月16日）、「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言論，就必然要受到社會主義法 律的制裁」（陳為典、周新銘《社會主義法律不給反革命言論以自由》，《北京日 報》1981年5月25日）、「言論觸犯了刑律，就構成犯罪」（朱商《關於言論能不能 構成犯罪的問題》，《人民日報》1982年7月16日），云云，云云。 ４見林子儀「言論自由與內亂罪」，載《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灣月旦出版社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