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坐在講台上的希特勒 (北京)劉曉波 讀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導論》，感慨頗複雜。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無疑是 思想大師，他在為世人留下豐富精神遺產的同時，也留下了學者變成惡魔幫兇的深 刻教訓。而促使海德格爾支持納粹主義的主要動力，便是極端的民族主義及其精英 意識。 日耳曼民族在西方歷史上的引人注目，是從路德的宗教改革開始的，接下來 就是一連串哲學上和文學上的光輝名字。康德之後的德國人再也沒有了謙卑和敬畏 ：頭上沒有了曾經讓康德敬畏的星空，心中沒有了曾經使康德保持謙卑的道德律令 ，思想上的狂妄主宰了德意志人的精神。這種精神上的狂妄確實為世所罕見，從黑 格爾的精神頂峰論到馬克思的完美烏托邦，從尼采的貴族式超人到海德格爾的俯視 眾生的本真存在，最後統統化為希特勒的日耳曼優於其他一切民族的極端種族主義 。民族主義和人格狂妄的結合將產生極為危險和富於侵略性的群體意識，當它以多 數要求或國家利益的面貌出現時，對任何人都是一種無理的卻是強有力的要挾甚至 敲詐。無論多麼傑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義的精神毒品，就會越陷越深 地馴順於這種要挾和敲詐，自願出賣人的起碼良知和平等待人的最低公正，先在視 野上變成惟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後甚至變成狂熱的好戰分子。 海德格爾的哲學與黑格爾的哲學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在精神和民族的狂妄這 點上，海德格爾則是黑格爾的真正傳人，二人都把日耳曼意志置於世界的中心，世 界歷史的發展將終結於日耳曼民族，人類精神的頂峰就是德意志的精神哲學。海德 格爾對現代的技術化、商業化和世俗化的存在主義抗拒，實際上是他希圖以日耳曼 精神來抗拒日益世界化的美國式實用主義。他對蘇聯的反感也不是指向斯大林獨裁 ，而是指向俄羅斯民族的日益強大。他甚至要把這來自一東一西的威脅，普遍化為 整個歐洲的災難。他說：「這個歐羅巴，還蒙在鼓裡，全然不知它總是處在千鈞一 發、岌岌可危地境地。如今，它遭遇來自俄國與美國的巨大的兩面夾擊，就形而上 學的方面來看，俄國與美國二者其實是相同的，即相同的發了狂一般的運作技術和 相同的肆無忌憚的民眾組織。如果有一天技術和經濟的開發征服了地球上最後一個 角落；如果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任何一個事件在任何時間內都會迅即為世人所知； 如果人們能夠同時『體驗』法國國王的被刺和東京交響音樂會的情景；如果作為歷 史的時間已經從所有民族的所有因此在那裡消失並且僅僅作為迅即性、瞬間性和同 時性而存在；如果拳擊手被奉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萬人的群眾集會成為一種慶 典，那麼，就像閻王高踞於小鬼之上一樣，這個問題仍會凸現出來，即：為什麼？ 走向哪裡？還幹什麼？」海德格爾不分青紅皂白把美國和俄國作為同樣的惡魔來譴 責，號召歐洲人提高警惕，完全是基於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而無視俄、美之間的 根本區別；的確，在二戰中是俄美聯手打敗了希特勒的德國，但是正是盟國對軸心 國的勝利拯救了歐洲，而且正是美國幫助了戰敗的德國在廢墟上重建家園。他強烈 譴責技術化對人文精神的異化，甚至到了反對科技發展給人類帶來的信息共享的前 景的盲目程度，但是，當希特勒把德國甚至除英國外的整個歐洲都變成一個大軍工 廠、把產生於先進技術的現代化武器用於戰爭與大屠殺之時，他卻不置一詞，而且 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夠依靠先進的武器和堅韌的民族主義精神打贏這場戰爭。他極為 輕蔑和反對群眾性的運動和集會，認為群體性的慶典無疑於群魔亂舞式的沉淪和遮 蔽，但是，當希特勒組織的盛大「火炬遊行」和無數次群眾集會之時，當整個德國 的每一個人都陷於納粹的種族主義狂熱和領袖崇拜之中時，海德格爾非但沒有譴責 ，反而舉左手向希特勒宣誓效忠。這位在哲學中處處強調人的獨立性和決斷力的思 想大師，卻在實際行為中亦步亦趨地跟隨納粹的號召。從他的代表作《形而上學導 論》這部純哲學的著作中，我們讀到的卻是這樣的句子：「我們處在夾擊之中，我 們的民族處在中心點，經受著猛烈的夾擊。我們的民族是擁有最多鄰人的民族而且 是最受損害的民族而且在所有一切情況中，它是個形而上學的民族。但是，只有當 這一民族從其自身產生出一種對上述境遇的反響，產生出這樣一種反響的可能性， 並且創造性地理解其傳統，那麼，這個民族才能從這一我們已經知道的境遇出發賦 予自身以一種命運。所有這一切歸結為，這個民族要作為歷史性的民族將自身以及 將西方歷史從其將來的歷程的中心處拽回到生發在之威力的源頭處。如果關於歐洲 的大事判決並不是要落入毀滅的道路，那麼。這種判決就只能從中心處擴展開新的 歷史性的精神力量。」 由此可以解釋他之所以熱衷於納粹。他首先是德意志中心主義者，其次是歐 洲中心主義者。既然德意志是受到東西方的兩面夾擊的中心，那麼帶領歐洲抗拒這 種夾擊的中心就非德意志莫屬。他認為世界的得救，取決於歐洲對抗俄國和美國的 勝利，而歐洲與美俄的抗衡在根本上取決於德意志民族的作為，特別是精神上的歷 史性作為。在這短短的二百多字中，頻繁地出現諸如「民族」、「中心」、「夾擊 」、「威力」、「歷史性」、「境遇」等大字眼，透露出海德格爾的民族傲慢和知 識以及倫理上的狂妄。正是這種傲慢和狂妄導致了他在知識上的不誠實和道義上的 不負責任，即便在種族滅絕的罪惡在二戰後完全昭然於天下之時，他仍然以沉默和 私下辯解來拒絕反省。如果他所效忠的納粹贏得了把歐洲「拽回」到中心的戰爭， 那才不僅是歐洲而且是整個人類的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作為戰敗國的 恥辱，變成了德國人的精神疾病，需要一種極端的致幻藥來治療。希特勒的赤裸裸 的種族主義和戰爭哲學就是這種致幻劑，為這個不甘於恥辱和失敗的民族注入了歇 斯底裡的刺激和狂熱的激情。希特勒的眾多追隨者們都相信，他一個人拯救了一個 民族，並通過一個民族拯救世界。聽聽希特勒的主要追隨者的狂熱聲音，就會體驗 到當時的德國人最需要的是什麼。 戈培爾在1924年的演講中：「德國渴望團結，渴望一位偉人，就像土地在夏天 渴望雨水。上帝，給德意志人民一個奇跡吧！一個奇跡！！一位偉人！！！」戈林 說：「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他和聽到他講話後，我的心就全屬於他了。」「我沒有良 知！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希特勒。」這種橫掃全德國的盲目相信，自然也左右著 許多知識分子，海德格爾也未能倖免，他也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德意志的甚至是全 人類的希望。他就任弗賴堡大學校長時的演講，就是一篇哲理化的國家主義、元首 主義、種族主義和戰鬥主義的宣言。他完全遵循「元首的國家的建制等級，」對大 學進行「革命化」改造，要求大學生成為納粹的先鋒隊，組織「黨衛隊之家」和「 男子漢之家」，為民族為國家為元首而死亡，就是存在意義上的「本真存在」，就 是超越時間和歷史的不朽生存。他在發表於1933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對大學生們說 ：「元首他本人，並且惟獨他一人，才是當今與未來德國的現實性，也是其權威。 」「為了這位具有前所未聞的意志的人，讓我們振臂三呼：『勝利的嗨』！」 從二戰失敗後海德格爾的表現上看，他內心深處的悲哀和恥辱仍然極為強烈 ，但是他的悲哀和恥辱不是為德國人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而發的，而是為希特勒 的失敗進而是日耳曼民族的失敗而發的，他仍然用抽像的存在主義語言為希特勒辯 護，仍然把德國作為領導世界走出黑暗的核心。他說：「我們德國人不可能崩潰， 因為我們還沒有出現。我們必須在黑夜裡前進。」「我還堅信西方精神的覺醒是從 我們施瓦本家鄉開始的。」他仍然堅持青年時代的理想：「就是能夠在我的祖國賦 予我的思想以最正確的形式，我的祖國也是黑格爾德祖國，謝林的祖國，尤其是荷 爾德林的祖國。」當他的老朋友、也是著名哲學家的卡爾·雅斯佩爾斯好心地勸他 寫一份類似懺悔錄的文字時，他斷然拒絕。雅斯佩爾斯失望地說：「他並沒有認識 他當時的錯誤如何深重，因此他並沒有真正的脫胎換骨，有的只是投影和遮光的手 法。」 同時，海德格爾的哲學中浸透了變態的精英意識，而他的精英意識與種族優 越意識有著內在的相通。他自視為德國的精英，於是就順理成章地把日耳曼民族視 為全人類的精英。雅利安人種的純粹不僅要靠精確的尺度來丈量身體的每一部份， 更要靠存在哲學的顯微鏡來探測靈魂的每一角落，然後用這種靈與肉的尺度來檢驗 所有的其他人種，凡是不合於這種尺度的種族就必須從肉體上滅絕之，從靈魂上清 洗之。思想的表達和行為的起點都是從土地和鮮血滋養的種族開始的，德國是人類 最後的精神陣地。在大學任教和當校長時，他一直向學生們灌輸「精英意識」。他 在校長致辭中開宗明義地宣佈：「德國高校教育培養主宰德國人民命運前途的導師 及衛士。……而且如果另一方面，我們會在其極為悲苦時，承擔德國人民的命運。 」大學生們必須「獨自一人，為了他的民族，從他自己身上提取開始啟程的形像， 把這形像注入到民族的榮譽及偉大精神裡，並面對民族的靈魂樹立起這一形像，然 後才抱定這種信念死去。」這種充滿英雄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精英意識，也在他的純 哲學中表露無遺。 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說：「所有偉大事物都只能從偉大發端，甚 至可以說其開端總是偉大的。渺小的東西則總是從渺小啟端，如果說這種渺小的開 端也有幾分偉大的話，那只在於它使一切都變小了。」這種精英主義的極端化就是 殘酷的等級意識和種族意識──為了保存一粒優異的種子，寧可毀滅所有已經成熟 的莊稼；為了一個人的偉大，寧可把所有渺小扼死在搖籃之中。 無怪乎海德格爾在弗賴堡大學的同事海茵茨·博林格爾博士說：「我在弗賴 堡逗留的日子裡（1938─1943），所有的人都認為馬丁·海德格爾是一個納粹；在 我的眼中，他就是坐在課堂上的希特勒。」(2001年3月30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