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中國新聞自由的曲折道路 張偉國 新聞言論自由作為人權的重要標誌，在一九九三年的中國大陸，經歷了異常複雜 、矛盾、而又十分快速的變化。 空間有待恢復，形式空前活躍 「六四」的白色恐怖引發的萬馬齊喑的局面，在一九九三年劃上了句號，儘管新 聞言論自由在政治層面上的空間，遠沒有恢復到一九八八年與一九八九年上半年的 水平；但新聞媒體的形式上的活躍程度，卻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執政以來所僅 見。過去一年多，在中國大陸平均每兩天半增加一家報紙，每兩天增加一家期刊， 現在報紙期刊總數已達九千家；廣播電台達到五百座，像江蘇無錫市在過去一年中 廣播電台便增加到六家之多；電視台已發展到六百一十四座，一九九零年以前，電 視的廣告收入還排在報紙的後面，由於其覆蓋面越來越大，觀眾越來越多，廣告收 入急劇上升，一九九一年後開始躍居第一。 經濟效益成為拓展新聞空間的動力 由於鄧小平著意用經濟的快速增長來緩解中共政權在「六四」以後面臨的權力合 法性挑戰，整個大陸沉浸在商品經濟之中，「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銀行，指 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金錢。」新聞媒體自然亦帶有這種「時代背景」的特徵； 人們批評中國大陸「有償新聞」氾濫，新聞品位下降，新聞管理秩序紊亂的同時， 也不能忽視，這事實上也成為大陸新聞從業人員拓展生存空間的一種「動力」。 最先突破的是官辦報紙的擴版，九十年代「一貫制」的四個版一大張對開的報紙 ，被八版、十六版甚至百多版的新面孔所代替，繼之而來的是報紙出「週末版」， 並以其豐厚的獲利來養母報，即稱「小報養大報」。而且由於其生動活潑，以生活 娛樂為主，為群眾所喜聞樂見，電子媒體利用自身的特點，亦發揮了獨特的功能， 中央電視台的為您服務，北京電視台的電視紅娘、電視商場，上海東方電視台的「 東方大哥大」，上海廣播電台的「市民與社會」，尤其是市民與市長的直接對話， 這為今後政治對話探索出一種可行性極強的形式，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理解 為中共將利用媒體功能，來為維護其統治服務。 中共體制內的一些「開明」官員，為這種改革變化尋找到的理論依據是：新聞媒 體不僅僅是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產業，既然是產業，那就要服從客觀的經濟規律 ，就應該到市場中去進行競爭。此話的潛台詞還包括，原來由國家財政支持的以意 識形態為主要功能的媒介，開始逐步被減少財政支持，逐漸過度到「自食其力」、 「自負盈虧」。 這種以市場經濟改革為突破口、經濟上的獨立，往往也拓展了媒體傳播的空間， 以觀眾喜聞樂見為目標的新聞從業者，僅僅只是小試鋒芒，就創造出許許多多驚心 動魄的故事來，現僅提出以下幾個事例，相信已足令人深思了： 《中國消費報》促成仁壽農民暴動 ——去年五月十日，《中國消費報》在頭版頭條登了一篇特稿，標題是「封鎖中 央聲音，對抗『緊急通知』，四川仁壽縣繼續強行向農民亂攤派。」該文披露，「 最近一段時間，仁壽縣各區鄉又開始向農民徵收二一三國道款。」「在仁壽縣不少 地區，強行收繳二一三國道款的行為仍在繼續」，農民「姜永金反映農民負擔被手 鏈銬在一棵樹上幾小時」……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農民向文清將《中國消費報》 的文章複印一千多份，以四角錢一份賣給群眾，並大量抄寫張貼於富加區、玉龍鄉 的屋壁與公路兩旁，玉龍鄉農民游碧輝則架起高音喇叭向民眾傳播。後來，在六月 ，就漸漸引發了一場由上萬人參與的農民暴動，海內外為之震驚。後中共迫於農民 暴動有可能蔓延成星火燎原，以及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只得釋放那些被抓的領導農 民暴動的領袖人物，並答應農民提出廢除攤派的要求。有人評論，這是一九四九年 中共執政以來，唯一一次獲得成功的農民運動。 報道警察行兇事件，《茂名日報》獲譽 ——也是在去年的五月，二十一日的廣東《茂名日報》(一份地方報紙)刊登了該 報記者張慧謀、陳遠采的文章《民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詳細披露了茂名市新 坡鎮小學學生九歲的吳偉，被該市派出所警察羅慶開槍打傷的經過：十八日下午， 吳偉與姓蔡的同學到鎮政府牆外用石塊拋砸芒果，兩個警察將他們抓住，拉到派出 所門口強行罰跪，羅慶從吳偉手上奪過一把扇子，要小孩子讀完扇上的一行草書宋 體才放其回家，吳只看懂一個「火」字，讀出來後，羅慶硬說是「大」字。吳回道 ，明明是「火」字嘛，不信，就去問我的老師。羅發火說吳太野蠻，即從腰間拔出 手槍，對著吳的左掌心就是一槍。醫生鑒定吳偉手掌系貫通性槍傷，第四指骨粉碎 性骨折，伸肌腱斷裂。該報衝破阻力和各種威脅，將事實公諸於眾。茂名市公安局 不得不將羅慶拘留審查。該市人大常委會負責人公開支持報社：反映了民意，起到 了輿論監督的作用，記者職業是社會良知和正義的化身。《羊城晚報》、《南方日 報》先後轉載了全文，省市電視台作了連續報道。 《茂名日報》總編鐘廣明在接受南京經濟廣播電台記者採訪時表示，發表這篇稿 子，使自己「盡到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說實話，類似這樣的事投訴到報社的 並不是個別的。我作為總編輯迫於有關規定，長期昧著良心摀住不報，內心深感愧 疚。但這一事件實在太惡劣，太典型了，也決非偶然。他反映出我們公安隊伍中確 實存在著問題，到了該整治的時侯了，長此下去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啊。」這位總 編輯進一步公開披露：「羅慶事件披露後，我們這個地區又發生了幾起民警施暴事 件：某縣一派出所所長因其兒子與一女孩相好，這位所長認為該女孩配不上他的兒 子，居然跑到學校將女孩抓到家裡毆打致傷……前兩天，我們這裡一位賓館門衛因 提醒一民警不要亂放自行車，被這位民警用手槍柄砸破了頭。在我市體校，一位曾 為國家培養出優秀跳水運動員的老教練，因阻止幾名無票的民警硬要入場觀看文藝 演出，被拖到校外拳打腳踢……有關領導過去並未把這些問題當回事加以整治，我 認為新聞單位有責任提醒他們不整治不行了。」 觸犯江氏嫡系警隊，《新民晚報》遭殃 ——鑒於中國大陸日益嚴重的社會腐敗，去年夏天上海《新民晚報》徐克仁、強 熒、朱國順，喬國順，喬扮成台灣商人到繁榮「娼」盛的娛樂場所進行了「秘密的 採訪」，並在該報七月九日的「五色長廊」發表了長篇報道「夜闖KTV」，其中揭露 了上海警方官員，與某KTV老闆互相勾結坑害顧客的黑暗腐敗，尤其是三位記者親身 經歷：警方高級官員與KTV老闆無線電話的熱線聯繫，儼然是「警匪一家」……。文 章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讀者為記者的正直勇敢而拍手稱好，初時連上 海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吳邦國也不得不責令公安局「嚴重查辦」。當矛盾轉 到北京，江澤民表態十分惱火，原因是《新民晚報》批評揭露的上海市公安局特警 隊，是他任職上海時「親自」關懷批准建立的；被外界稱作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副總 理朱熔基在聽到報告後，也一反常態地批評記者是「自毀長城」。慣於看上司眼色 行事的上海市委迅速改變立場，並將該事件的「調查報告」通報新聞界，徐克仁等 三位記者被羅織了兩條罪名，其一是「明知故犯」——明知中央有規定不得公開批 評公安、檢察、法院、安全、軍隊，卻仍不經批准公開披露；其二是「失實」，據 調查結論證明，那天晚上特警隊的負責人並沒有打過電話給KTV的老闆。至九月下旬 ，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隊隊長田維華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九月三十日起 訴書送到《新民晚報》，同日徐克仁在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準備出關登機赴日探妻時 被扣，護照被沒收，理由是負案在身，不得出國。 據悉，因為中共高層和上海市委對此事已有「結論」在先，法院審理當然只有在 形式上「過堂」，所以三位記者在法院開庭前，實際上已經敗訴，他們已成刀下之 肉，任人宰割，何來基本人權，更何來記者的採訪權報道權，公民的言論自由權？ 揭露警察腐敗，《南方日報》被迫檢討 ——去年七月三十日，頗受中國大陸讀者歡迎的由廣州《南方日報》主辦的《南 方週末》，在「人與法」專版上，發表了由南昌鐵路局文聯劉玉順撰寫的「襲警案 」一文，因為揭露了大陸公安人員的腐敗現象，觸怒了警方高官，警方以《南方周 末》醜化公安人員為由向中宣部告狀。中宣部以「襲警案」一文嚴重失實為由，通 知廣東省委宣傳部，勒令《南方週末》停刊整頓。此事引起了廣東新聞界的不滿。 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懼於社情民意，便授意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於幼軍 向中宣部交涉，要求中宣部收回「停刊」的成命，以免引發社會的激烈反響，不過 《南方週末》也應就此進行整頓和檢查。十月二十九日，該報在一版頭條刊登編輯 部檢討：「沉痛的教訓——對『襲警案』一文嚴重失實的反省」。 即便在那種「停刊整頓」的壓力之下，《南方週末》不改初衷，在八月份對深圳 市區的危險品倉庫大爆炸案的報道中，當其它媒體都為當局唱讚歌的時侯，該報記 者卻深入現場調查採訪，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大膽的揭露：在市區內開設危 險品倉庫以至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的，就是負責執法的深圳市公安局的負責人。近期 ，該報對大陸官員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腐敗現象，也揭露得淋漓盡致。所以，該報比 較獨立，寬鬆的言論報道，漸已形成了受讀者歡迎的風格。 大陸媒體處於轉變之中 有人將大陸媒體在觀念上的轉變，歸納為在看到政治屬性的同時，也要正視其商 品屬性和文化屬性；在運用其作為喉舌的功能時，也不能忽視它的傳遞信息、普及 知識、文化娛樂和輿論監督等方面的功能；專家們也提醒大陸媒體：更加注意新聞 的時效性、接近性；更加重視有關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播介紹；更加強調新聞媒體的 服務功能；實際上就是還新聞媒體功能的本來面目。 也有人把大陸媒體在報道方法上的改變概括為十三個方面：變封閉式為開放式， 變總結式為進行式，變工作式為信息式，變指導式為服務式，變計劃報道式為市場 競爭式，變向下灌輸式為上下結合式，變主觀組織式為客觀反映式，變大轟大翁式 為啟發誘導式，變板塊式為交叉式，變被動坐等式為主動出擊式，變向內式為內外 結合式，變長篇大論式為短小精悍式，變單調式為多色調式。儘管這種概括未必就 很準確，但多少反映了一種發展的趨勢。 與外界交流有所加強 在過去一年裡，大陸新聞界與外界的交流有了比較大的發展，大陸記者到台灣無 論是在採訪還是組團訪問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尤其是去年六月底，在台灣 舉行的「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育研討會」，中國大陸的甘惜分、方漢奇、何 梓華、沈如鋼、孫旭培、寧樹藩、劉海貴、李進才、吳高福、樊凡等十多位新聞學 家組團出席，為兩岸新聞媒界的交流溝通，作了有益的探討；去年七月底，香港舉 行了「香港資訊自由的挑戰」研討會，各路專家和新聞從業者的代表，從香港大陸 意識形態的差異和社會文化差異，研討資訊自由對其的影響。 此外，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學院在去年六月下旬，舉行了「中國在歷史的轉折 點上」討論會，專題討論了「如何促進大陸的新聞自由」、「政治改革與輿論監督 」、「大陸私營報刊的展望」、「新聞自由對中國民主化及兩岸三邊的影響」。這 次會議最有意思的是邀請大陸《人民日報》前社長、在「六四」後一直受迫害的老 新聞工作者胡績偉出席；胡不但以他對中國新聞界的透徹瞭解，介紹了大陸媒體的 近況和發展趨勢，更重要的是他出國這一事實的本身(包括他順利返國)，表明在海 內外的共同努力之後，中國大陸的新聞空間，有了新的拓展。 越來越多的人為海外媒體撰稿 言論空間的拓展，還表現在自「六四」以後，人們在對政治冷漠的表象之下，平 民百姓在口頭傳播上的一個突破性發展，就是「什麼話都敢說」，「什麼人都敢罵 」，說了，罵了，當局也奈何不得他們。這反映了一種覺醒程度。一九九一年二月 十二日，我被關了二十個月後獲得釋放，原來服務的《世界經濟導報》已被解散， 我只得選擇當自由記者(即自由撰稿人)來實現繼續探索新聞自由的理想，同時亦藉 在香港、台灣媒體上發表文章的稿酬維持基本生活的需求。這樣做，當時雖然亦被 公安局以「取保候審」限制我的行動自由長達一年半，直到我出國為止，但我稱自 己由於堅持了獨立、公開、合法的原則，找到了一種尋求新聞自由的「新途徑」。 值得慶欣的是，在我出國以後，我看到著名法學家於浩成在經受了「六四」牢獄 磨難之後，並在當局繼續不准他出國的現實壓力之下，繼續堅持自己民主法治人權 的理念，並公開在海外媒體上發表與中共針鋒相對的不同政見，批評中共的人權政 策；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獲釋之後，與美國的吾爾開希在長途電話中探討各自對中 國民主的見解，與另一位學生領袖馬少芳的對話錄發表在台灣的《聯合報》上，他 還撰文披露他所親身經歷的學運真相和自己的鐵窗生涯，在香港的一家週刊上連載 ；民主牆時期的民運領袖王希哲獲釋後，依然不改初衷，仍在香港《九十年代》雜 志上撰文，闡述自己的民主理念，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大陸民主牆運動的主角之一 魏京生，在結束長達十四年半的鐵窗生涯後，不但公開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而且 也通過長途電話與昔日的戰友、今流亡在美國的民運人士劉青、胡平，討論中國發 展的前途，更有甚者，他的長篇獄中札記在台灣《聯合報》、美國《世界日報》上 連載，充分表達了他對民主人權這些現代文明理念不屈不撓的追求，真正成為大陸 民主運動的一個精神象徵，其意義非同尋常。 中共仍在封殺新聞自由 之所以講，中國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空間有所擴大，是因為時代潮流的不可 阻擋，是因為人民群眾的日益覺悟、是因為新聞從業人員和民運人士不屈不撓的斗 爭，才得以實現。在這個進程中，至關重要的北京當局除了權威的喪落，不能像毛 澤東、「四人幫」那樣實行全面專政以外，依然無法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對新聞自由的進程仍沿用傳統的統治手段進行鎮壓封殺之。前面提到《新民晚報 》記者的遭遇，和《南方週末》險遭停刊就是例證，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如： 一九九三年初，世界保護記者協會發表年度報告，全球被囚禁的九十名記者中， 二十七人關在中國大陸，差不多佔了三分之一。 以「洩密」罪名判白偉基無期徒刑 七月下旬，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非法將國家機密給予一個外國人」，將被捕 已一年多的白偉基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他的太太趙蕾也被以同樣罪名判刑六年。白 原來在中國政法大學完成碩士學業，在中國外交部新聞司任職，因參與「六四」被 開除黨籍，革除公職。一九九零年以後，他大學的同學孫曉凡作為《華盛頓郵報》 的特派記者常駐北京，在孫的工作中，白偉基夫婦向她提供了「一些有關中國經濟 、政治及社會問題文章的影印本」，並幫助她對中共的時勢變化進行判斷，趙蕾則 以其流利的英語擔任孫的翻譯。在這一案件中，孫曉凡在北京的辦公室遭中共國家 安全人員的搜查，並被沒收了一些私人筆記和所謂涉及國家機密的文件；白偉基的 兩位朋友商業部的唐儀和《人民日報》記者王俊，亦分別被判處兩至四年的有期徒 刑。 吳士深、馬濤、席揚、高瑜相繼入獄 八月底，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再次以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另一對新聞從業者夫 婦長期徒刑。據官方媒體的報道，案由是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編輯吳士深和他的 太太、《中國健康教育通訊》雜誌編輯馬濤，在十四大前夕向香港《快報》記者梁 慧鈱，提供了江澤民的政治報告，令江澤民感到大失臉面。在「龍顏大怒」的壓力 之下，北京中級法院竟指控這對夫婦向境外人員「非法提供國家核心機密」，「嚴 重損害國家利益」，而判處吳士深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馬濤則被判處有 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判決公開之後，海外輿論嘩然。顯見中共以「危 害國家安全」阻嚇中國的新聞自由進程，並以對判處吳士深僅次於極刑的終身監禁 來殺雞儆猴。國際記者協會、關注言論自由的國際組織「第十九條」(Article 19) 等，分別發表聲明和致函北京領導人，要求重新檢討判刑，或無條件釋放吳士深、 馬濤。 九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從事非法竊取、刺探國家金融秘密的活動 ，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為由，逮捕了香港《明報》記者席揚，並拒絕 前往北京交涉的《明報》負責人與席揚見面。即便在香港媒體和香港記者協會的再 三呼籲之下，北京市委仍不肯公佈具體案情。至今席揚入獄已四個多月了，超過了 大陸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羈押期限，卻既不見開庭審理，又不見放人。 豈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月二日，前《經濟學週報》副總編，「六四」後系獄 經年，後在北京成為海外媒體十分活躍的自由撰稿人高瑜，被公安人員從家中抓走 。高瑜是總部設在紐約的世界人權觀察頒發的一九九三年「自由表達獎」的得主之 一，她原訂十月四日飛往美國，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一般認為，這一系列迫 害新聞記者的事件，是因為中共申辦二零零零年奧運會失利之後，拿新聞界開刀、 出氣；其實際的意義恐怕還不限於此，不信請看： 中共用特工手段對付新聞工作者 北京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國家安全工作會議，江澤民親自出馬督戰。發展趨勢證明 ，中共將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更多地採用秘密特工的手段，來監督新聞媒體及其從 業人員，中共還下達文件，令各級官員和國家幹部未經許可，不得接受港台和海外 記者的「非法採訪」；李鵬則簽署法令重申對衛星天線的生產和使用，由國家壟斷 並管制，嚴禁任何私人家庭安裝衛星天線接收器……不難預計，在可看到的將來的 一個時期，新聞言論自由的繼續擴展，將以更多的民運人士與勇敢的新聞從業人員 的喪失自由為代價；然而不能容忍新聞自由的中共，亦將永遠不能改造成一個成熟 的執政黨，同樣它亦無法抗拒新聞自由、市場經濟以及傳播信息的高科技普及發展 的巨大潮流。由此可以解釋，在中共政治高壓下，北大又出現了名為《邊緣》的非 官方刊物，大陸的各種媒體在新的一年裡也因地因時制宜的，通過更大規模擴版、 自辦發行，並辦經濟實體等，展開了一場新的爭取新聞自由的由邊緣向中心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