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十三) ·胡 平· 119. 理論興趣的萌芽 從高一起，我熱烈地愛上了物理學，尤其是是牛頓力學。 和初中物理教材中樸素直觀的力學知識(如槓桿定理、浮體定理)相比，牛頓力學 無疑要抽像得多。一開始我對這種抽像性很不習慣。雖然我能依據公式完成每一道 習題，但總覺得有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這部分課程結束，考試也得了滿分 ，我心中仍感到不太踏實。於是，我繼續認真閱讀參考書，尋找各種難題進行練習 。第二年，學校舉辦了兩場力學講座。當我坐在教室裡一邊聽老師講解一邊思考時 ，我突然有種豁然開朗之感；我發現牛頓力學原來是那麼簡單、那麼明白。那些先 前令人困惑費解的東西、主要是「力」這個概念本身，如今一下子變得十分清楚。 我終於領會了那種抽像的意義，並且為之深深吸引。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對抽像理 論有著更強的興趣。高三時，我讀到一本介紹相對論的小冊子。其中最讓我感到好 奇的一點，倒不在於它的鍾尺效應，而在於推出此一效應所運用的理想實驗這種思 考方式。當時，我對相對論是似懂非懂、將信將疑；不過它確實進一步刺激起我對 科學理論研究的願望和興趣。我暗自打定主意，將來考大學一定填報理論物理專業 。當然，由於「文革」的爆發，中斷了我們「老三屆」的大學夢。以後我的興趣又 轉向了哲學和政治學。不過我應該說，我對理論思考的偏愛，首先是在高中階段被 物理學激發出來的。 120. 封閉僵化的文科教學 「文革」之前的中學，重理輕文仍是一個普遍的風氣。這多半應歸咎於在意識形 態桎梏下文科教育的封閉與僵化。當年的自然科學教育，儘管也有種種缺陷，但它 畢竟在學生面前展現了一個開放的世界，一個充滿無窮無盡的未知事物的世界；因 而也就是一個為智慧留下了廣闊的創造機會的世界。文科則不然。在這裡，一切問 題似乎都已經有了終極的答案。即便還有少許問題存有爭議，但有關的原理、原則 也是早就確定了的。譬如說史學界關於「讓步政策」的爭論、關於評價某些歷史人 物的爭議，爭來爭去，無非是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正確地」應用到具體問 題，其中絲毫不涉及對基本假設的任何質疑，也不涉及對新原理、新價值的發現或 創立。大部分同學都認為，學文科主要是要掌握一大堆材料，考試只不過是考記性 。特別是政治課中的形勢教育，內容龐雜且無味；頭一年辛辛苦苦背下來的東西， 到了第二年就差不多毫無意義。我曾對同學講，政治課簡直是「智多星吳用(無用) 」。不想此話在「文革」初期被揭發出來列為一條罪狀。說我要對無產階級政治象 智多星一樣巧妙周旋——這當然是後話。不久前，我偶爾翻到一本美國的中學課本 。講述的生動姑且不論，更有意思的是後面的問題和練習，頗能鼓勵學生的批判精 神。譬如在法國大革命一章後面有道作業，要同學分別扮演正反兩方律師，就路易 十四是不是應該處死一事展開辯論。我不禁想：如果我們當年的課堂上也有這等富 於挑戰性的題目，安知我輩會不會早就愛上了文科呢？ 再以作文為例。本來，作文最能表現學生個性，表現學生自己的見解或感情。可 是，「文革」前的中學作文課卻弄得越來越八股，越來越沉悶。那時候的作文題目 ，絕大部分要麼是學雷鋒、做好人好事，要麼是聽報告、樹立「一顆紅心兩種準備 」。題目的大同小異，「正確立場」的預先設定，決定了此類文章內容的單調、重 復以至虛假。比方說寫「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無形中暗含了兩條規定：第一，你 不能說你本來就已經確立了這種思想，起碼是你不能說你本來就已經十分堅定，否 則這篇文章就無從展開；第二，你必須說通過這一次的學習，你終於樹立了正確的 思想，如果你老實供認自己的思想還沒有想通，等於是承認自己的思想「問題嚴重 」，老師如何能給你判高分？同樣的題目重複多次，同樣的套話就不得不多次重複 。每一次的結尾，你必須聲稱你終於「真正想通」了；而每一次的開頭，你又必須 說此前你其實「還沒有真正想通」；因此，每一次重複在邏輯上都構成了對前一次 陳述的否定。稍微聰明一點的學生，都不難覺察到其中的荒謬性。記得在六五年某 期的《中學生》雜誌上，發表過北京清華附中一位學生寫的一篇短文，便嘲笑了當 時作文課流行的八股調和生編硬造之風。指望著用這種教學方式去培養起學生們對 寫文章的興趣，豈不是南轅北轍？ 121. 面對知識的海洋 儘管我喜歡物理，立志當科學家，不過在高中階段，我在文科領域擁有的知識還 是要比在理科領域多得多。道理很簡單，自然科學具有更強的連續性，它更需要循 序漸進。在那時，也有些高中學生課外自修微積分一類大學教程，但為數極少。當 年的教育制度，既不允許跳班，又不允許提前考大學，顯然是不鼓勵我們獨立發展 。這種一味強調按步就班的教育方法，對學生的理科學習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對文 科的限制反倒小一些。 十九中離我家很遠。高中三年，我一直在校住宿。週末回家，我喜歡安步當車， 穿過城中鬧市區春熙路一帶時，我總要在新華書店和舊書店逗留一陣，常常是一呆 就一兩個小時。現在回想起來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我那時的求知慾既是相當旺盛 ，然而在整個中學階段，我竟然都不懂得充分利用圖書館。我甚至連省圖書館和市 圖書館的大門都不曾進去過。學校圖書館也很少問津。我的課外閱讀，基本上只是 來自書店。 現在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當年我進入書店時的心情。面對著滿屋滿牆的書籍(其實 當年書店陳列的書籍並不多)，我是那樣的焦渴，又是那樣的雄心勃勃。我知道自己 懂得的東西還太少太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識統統吸收。這和我步入壯年之後再 進書店或圖書館的心情大不相同。八七年我來到美國。我進入了舉世聞名的哈佛大 學圖書館。這裡才真正是書籍的海洋。此時的我，已經讀了不少書，自己也寫過一 些東西。我知道自己不必慚愧，也不應遺憾。但我不能不感慨，因為我再也尋不回 少年時代的無限雄心。 122. 西方的書籍和《參考消息》 直到「文革」前夕，我對西方的政治思想、西方的哲學和文學都極少涉獵。其實 ，「文革」前的中國大陸並非沒有出版過此類書籍，舉例說，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出版於五八年，穆勒的《論自由》出版於五九年，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出 版於六二年，等等。在哲學方面，從柏拉圖的部分對話錄到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 》節譯本，「文革」前均已問世。西方文學名著出版的就更多了。不過在當時，這 些書籍的閱讀範圍很狹小(文學名著的讀者當然要多一些)。共產黨的文化專制一度 做得如此成功，以致於大多數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非但感覺不到被封閉的深刻苦悶 ，甚至於對已有的幾扇小窗都無動於衷。當時我對西方思想家的瞭解，只限於幾本 通俗的歷史小冊子上的簡單介紹。西方、包括十九世紀俄國的大文學家，如狄更斯 、巴爾扎克、雨果、歌德、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傑克倫敦等，其作品在一班熱愛 文學的青年中或許流行略廣，但對我仍屬陌生。 在高中，我開始對《參考消息》發生興趣。這份標明「內部讀物，切勿外傳」的 小報紙，在當時的學校中，只有校長、主任和某些老師方可訂閱。我常常藉著去辦 公室的機會匆匆瀏覽。老師發現後，一般也不加阻止。一次，教導主任來學生食堂 巡視，手裡拿著一張當天的《參考消息》。我走近前歪著頭觀看。他對我說：「這 個東西你們現在還不要看。」我明知故問：「為什麼呢？」他說：「這上面都是資 產階級的觀點，有的連我也批判不了。」我說：「你們批判不了，不等於我們也批 判不了啊。」他故作驚訝地說：「喔，那我們真該羞得無地自容了。」 其實，《參考消息》雖然大量譯載西方國家的新聞報道和評論，但預先也經過細 心的挑選。不過它畢竟提供了比公開報刊更為豐富翔實的訊息。以我高中時代斷斷 續續的閱讀經驗，西方的報道評論在直接引導我萌生懷疑或反叛意識方面功效尚小 ，而它在增進我對西方世界的好感上則起到了較大的作用。也許，更深遠的影響是 來自於它的文字、來自於它的敘述風格和議論風格：簡潔、清晰、客觀、理性、生 動以及幽默。 123. 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消息傳來，舉國歡騰。學校也舉行了慶祝晚會。我十分激動。高中三年，這無疑 是我最激動的一天。激動之餘，我甚至暗自有些遺憾：因為我曾經有過這樣的幻想 ，希望自己能親自參加這項偉大的工程。我這番熱望產生於中蘇論戰之際。當時， 美英蘇簽訂了禁止空間核實驗的條約。中共當局拒不簽字。蘇共大為不滿。他們告 訴中共，由於核戰爭的極端恐怖，防止核擴散乃必要之舉。中共方面則認為，所謂 防止核擴散，其實是為了維護核壟斷。中共聲言：我們對核戰爭的態度，「一是反 對，二是不怕」。萬一核戰爭爆發，它不會導致人類的毀滅，而只會導致帝國主義 的徹底埋葬。中共如此低估核戰爭的災難性後果，蘇共在一篇文章中以諷刺的口吻 寫道：「究竟誰更能瞭解核武器的危險性呢？是那些製造和擁有核武器的人、還是 那些僅僅從圖紙上知道有這種武器存在的人？」就是這句話，給予我深深的刺激。 中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子彈。為此我甘願獻出自己的一切。我一向不習慣公開地 表達自己強烈的情感。我不曾向任何人透露過這番秘密的熱望。它只是悄悄地隱藏 在我內心的深處。 是的，從初中起，我就成為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共產黨號召我們「為革命發 奮學習」。這裡的「革命」二字，含義仍不是十分的確定。在我的心目中，「革命 」首先還不是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也不是「保衛無產階級鐵打 江山永不變色」，雖說在當時我對這兩個概念並無懷疑，但同時對之也並不那麼熱 衷。對我而言，「革命」首先地、主要地是指國家的強盛偉大。我熱愛科學、立志 當科學家，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我認定，中國的落後，歸根結底是科學的落後；中國 的強大，有賴於科學的發達。平日讀報紙聽廣播，我更關注的是我們製造了萬噸水 壓機、我們終於甩掉了「貧油」帽子一類成就。中國有了自己的原子武器，我很少 聯想到世界將由此而變得更安全——象中共當局宣稱的那樣。看到報紙上刊登的蘑 菇狀煙雲的大照片，我也沒有聯想到核戰爭的恐怖與危險。我只是感到中國正在變 得強大。 不過，在那時，我心中也曾閃過輕輕的一絲不悅。我認為，原子彈爆炸成功，首 先應歸功於科學家；而政府的新聞公報卻沒有提到這一點。 124. 一個孤零零的不同聲音 第二天，校園裡傳出一個小故事。據說，一位被劃為右派的物理老師在眾人都歡 呼慶祝的時侯冷冷地講了一句話：「這有什麼好驕傲的，人家美國早在二十年前就 有了。」 人人都知道這是句實話，但這句話還是引起了一陣小小的公憤。這不是個認識問 題——既然此話顯然為真，這是個感情問題、立場問題。 我當時對這句話也很不以為然，美國是美國，中國是中國；中國有了原子彈，中 國人總該為之自豪。美國本來就發達，中國原先很落後，現在中國正奮起直追，今 非昔比，前程光明，當然值得格外慶祝。 我相信自己有道理。我相信這位老師講了一句嚴重的錯話。然而同時我又發現， 自己對這位老師竟油然而生起一份情感。那不像是單純的對弱者的憐憫，倒更像是 對強者的某種敬重。以前，我很少直接見到有人在這種注定會陷於孤立的情況下講 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的確是極端孤立的，既沒有民心作支持，又沒有權勢為後盾 。正是這種無依無靠的孤立，顯示了他的弱，也顯示了他的強。這件事很快就過去 了。校方似乎並沒有批鬥他。其實，我連這件事是否屬實都沒有把握，因為我沒有 求證過。然而，作為一個故事，它留在了我的記憶中之中。隨著閱歷的增長，我越 來越意識到，一種不同的聲音，不論在我們看來是否正確，它都會對理智的健全發 展有所貢獻。 125. 「強國」壓倒「啟蒙」 一九八四年，鄧稼先病逝。不久，《人民日報》刊出了關於鄧稼先的長篇報道。 至此，這位中國的原子彈之父的名字才為公眾所知。 讀到有關鄧稼先的報道，我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年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瞭解 到核裂變的秘密、從而意識到一種具有空前殺傷力的武器有可能創製成功時，他們 曾有過深切的道德憂慮；為什麼中國的原子彈專家們似乎全無此等不安？ 答案可以很簡單。只消回憶一下我當年的感受就夠了。因為佔據我們腦海的一個 急切願望是：我們努力要讓祖國變得強大。中國是一個這樣的大國，她有著那麼輝 煌的過去，她必須要有一個不愧於先人的未來。在談起百年來自由民主遲遲未能在 中國扎根的歷史原因時，李澤厚將之概括為「救亡」壓倒「啟蒙」。這種解釋恐怕 很難適用於全部時期。因為最晚從四五年日本投降算起，中國就已經是一個獨立的 主權國家，生存危機業已不復存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其實並不是「保家 衛國」——這一點到今天已是盡人皆知)。如果說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是什麼因素 有意無意之中構成了 對「啟蒙」的壓制的話，那麼這個因素已不是「救亡」，而是 「強國」。如前所說，風行多年的「革命」二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對很多人而 言，其含義首先還是「強國」。甚至到今天，中國大陸經濟增長而專制依舊，多多 少少也可以解釋為「強國」壓倒「啟蒙」。 猶記少年時，學歷史學地理，常常會湧起一種自豪感。不為別的，單單為自己出 生於一個偉大的國家。有時，我忍不住要替中小國家的人民發愁：自己的國家命中 注定不能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強國，那該是何等的不幸。然而，我後來讀到了一位 著名的學者、荷蘭的物理學家洛侖茲的一句話；「幸好我的祖國太小，不足以作出 太大的罪惡。」我深受震撼。我不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不過推想起來，此話確也 有它幾分道理。強國當然並非都是惡國。但問題是，在追求強大的願望和爭取強大 的過程中，人們難道不是很容易無視平等、忽略自由？愛國主義倘不是建立於珍重 每個人的個人權利之上，它就很容易反過來成為壓制個人權利的有力借口。有鑒於 此，生於大國且志在強國的我們，敢不慎乎？ 126. 面臨第二種準備 進入高三後，學校照例加強了對我們畢業班的思想教育。教育的主題又是「一顆 紅心兩種準備」。這雖是老生常談，但卻又不同以往。 第一，近兩年來，上山下鄉的口號越來越響亮。過去講上山下鄉，強調的還是「 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現在講上山下鄉，強調的則是「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 」。用一句當年流行的話就是「農村需要我們，我們更需要農村。」 第二，大學錄取率要比高中錄取率低得多。這意味著，同學中的大部分乃至絕大 部分將實實在在地面臨第二種準備的考驗。過去，許多人都採用這樣的表達：「如 果我考不上(高中或大學)，我一定服從黨的分配。」這種表達迴避了對下農村的直 接承諾同時又不失其冠冕堂皇。可是，這兩年的經驗已經表明，如果你沒考上，黨 首先會動員你下農村。當然，如果你不肯下農村，黨仍會考慮給你分配別的工作。 但你在政治上已經矮了一截。你沒有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分配。你的政治覺悟遭到懷 疑，起碼是打了折扣。 第三，社會上積留的待業青年日益增多。換句話，如果你落榜之後又不肯下農村 ，等待你的很可能就是失業。 第四，由於階級路線的強化貫徹，所有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都受到了極大的壓力 。學習好早已不足為恃，共青團員的身份也不是什麼保命 金丹。前車之鑒，俯拾皆 是。一位同學曾對我說：依你的成績，沒一個大學考不上；照你的出身，沒一個大 學會錄取。不必說黑五類子女，就連班上那位中間家庭出身的前任團支書也十分緊 張。 真正的困窘之處在於：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絕大部分同學都懷有強烈的革命願 望。人們都不甘被視為政治上「落後」，多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已經在大多數青年 中確立起了「權威主義良心」(弗羅姆語)。也就是說，共產黨的那套價值標準，已 經內化為許多人的自我意識。從原則上，從理論上，我們都承認上山下鄉偉大光榮 ；因此，我們就把那種躲避心理認定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連自己都覺得不光 彩。於是，我們便陷入了「天人交戰」。唯一正確的答案只能是「存天理、去人欲 」。 127. 咄咄逼人的壓力 不過，上山下鄉的號召也並非全無疏漏。不是說知識分子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之 路嗎？那為什麼說只有下農村當農民才是革命的、而進工廠做一名工人階級就不是 革命的呢？進而言之，一切工作都是為革命。分工不同，但並無高低貴賤之分。當 農民是革命，當工人也是革命，當戰士、當警察、當教師、當服務員、以至當科學 家，何嘗就是不革命？ 上述辯解，由於它們都同樣採用了官方的價值標準體系，當事人可以問心無愧— —也就是說不與那個權威主義良心發生衝突而沒有負罪感，故而相當有力。但是， 官方的宣傳仍然技高一籌。當局說，因為農村最艱苦，所以下農村最革命；不是唯 一革命但卻是最革命。好比打仗，每項任務都重要，但有的任務更危險因而便更光 榮。按照當年小說與電影中的描述，指揮員下達戰鬥任務，所有的戰士都爭先恐後 請求分派到最危險的崗位，儘管這種最危險的任務只需要一部分人承擔。那些堅決 請命而未能入選者，照例還要表示遺憾。俗話說「請將不如激將」。當年共產黨動 員學生下農村便採取了類似的方式。這種方式的效果當然會因人而異。大體上說， 一個人在政治上對自己要求越高，越是急切地證明自己的革命精神最堅決，那麼， 他就越是迴避不開第二種準備的嚴峻挑戰。我正好屬於這種人。 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考入大學的機會微乎其微，因此第二種 準備的問題於我更形迫切。我不得不對此認真思考。作為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 所謂「認真思考」決不能是合理化，也就是為自己某種不宜宣示的動機找出一個堂 而皇之的借口。認真思考只能意味著找出真理，然後身體力行；即使它需要自己作 出犧牲也在所不辭。 128. 我的異議與矛盾 我反覆思考。我發現我仍然很難完全認同上山下鄉的那套理念。更準確地說，我發 現自己長期懷抱的科學家理想，依據黨的理論，有著同樣充分的正當性，它未見比 下鄉當農民來得更遜色。我並不是說自己下農村會是「大材小用」——當時這種「 大材小用」的觀點被扣上「輕視體力勞動、瞧不起勞動人民」的駭人罪名。我強調 的毋寧是各種不同的「材」應該有各種不同的「用」。我對科學既有興趣又有優勢 ，讓我當科學家難道不是會對社會主義建設更加有利？我承認農村落後、急需人才 ，但我的「才」是另一種才。你說當農民要當新式農民，也要進行科學實驗。可是 我對農業科學並不擅長。不錯，我應該像雷鋒那樣甘當萬能螺絲釘，「黨把我擰到 哪裡，我就在哪裡閃閃發光。」黨要分派我去農村，我一定會安心務農，但要是分 我去研究物理不更好嗎？農民辛苦因此光榮，當科學家同樣不輕鬆。當科學家也要 艱苦奮鬥，也要有犧牲精神。至於說「我們更需要農村」，因為我們需要徹底的改 造；恰恰在這一點上，我發現自己的看法和流行的看法最有距離。正因為我相信自 己很革命，所以我不認為自己必須「脫胎換骨」。過去寫文章，我連自己有「資產 階級個人主義」都不肯承認，我認為那只算「小資產階級思想」。後來雖然改成了 「資產階級」，心裡還是不大想得通。「徹底改造」的話我也講，但那多半是表示 願望而不一定表示事實。我尤其不承認由於自己出身不好、錯誤思想便一定更多、 因此就比別人格外需要通過下農村徹底改造自己。當然，我那時的想法也很矛盾。 一方面，我堅信自己很革命、堅信自己的科學家理想完全正當。出於這種自信，我 認為我理所當然地應該繼續追求我的科學家理想，因而沒必要將上山下鄉列為證明 革命堅定性的第一選擇；出身歧視妨礙了我的正當追求，因此它是不公平的、錯誤 的。另一方面，正因為遭受出身歧視，我痛感自己的革命性得不到應有的承認。出 於急切贏得社會認可的心情，我又強烈地傾向於通過下農村一類決然的舉動證明自 己。結果便是，在政治學習一類場合，我對下農村一事採取了略有彈性的表態；而 在和我一向信任的班主任老師個別談話中，則努力陳述自己的不同看法。「文革」 爆發，把這道迫在眉睫的難題推向了遙遠的未來。誰能知道：假使「文革」遲一年 發生，假使我在六六年就參加了高考而又沒考上；那麼，面對著下還是不下農村的 艱難選擇，我究竟會做出何種決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