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聳聽的背後 ——對周舵萬言書的答辯 ·王若望· 引 言 周舵先生在上期《北京之春》發表題為「雄心萬丈的危險生涯」長文，對該刊十 月號「與蔣緯國先生探討」和《中國之春》五月號「中共前途的一種預測」我的兩 篇文章進行了全面批評。我首先感謝周舵先生能認真留意並閱讀拙作，並能予以回 響。但周文對我的文章也有許多誤解及歪曲之處。鑒於周文的觀點頗能反映一些中 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現實和共產黨等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覺得實有必要撰文答辯， 因它已超越了我們個人之間的爭論。為此撰寫此文，就教於周先生和各位讀者。 一、濫用「黨文化」 周舵先生的萬言書中，發現有三節皆冠以「黨文化」：(一)黨文化和對著干；(二 )黨文化和樂觀主義；(三)黨文化和民粹主義。由此把我的文章劃為「黨文化」的產 物，但細讀周文和自己的文章，發現周先生這種論斷至少在兩個層面上都犯了文不 對題的毛病：一是你對黨文化的概念沒弄明白，二是你對我的文字沒有讀懂；我如 果不把這兩個層面先來一番剝離，這場筆墨官司只能像太極拳似的打糊塗仗，並使 讀者墜入五里霧中。 (一)你引毛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 護」作為對著干的例句，以此歸結到我的文章中批判了鄧小平的「穩定高於一切」 和「六四翻案，天下大亂」，我跟鄧小平對著幹，這就是「黨文化」。如果周先生 能細讀我的原文，就會發現我從來未說過毛的「凡是敵人……」的話，我僅僅是批 評鄧的一個觀點：如果批評鄧，就是「對著干」，引申到就是黨文化，那麼除非對 中共的胡作非為保持沉默，否則就會扣上「黨文化」的帽子了。這樣的推斷是牽強 附會的。 (二)周先生批評我的「樂觀主義」觀點，是「雄心萬丈的危險生涯」，只因我在 拙作中集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中共專制政權遲早要垮台的，按照世界潮流的趨勢和歷史發展的規律可以作這樣 的預測。 因為周先生的預測是「很大可能天下大亂和暴民政治。」但周先生沒有給自己的 悲觀主義提供有說服力的論據，只是七彎八繞先從毛說了什麼，馬克思說了什麼， 然後譏諷我說的「歷史發展必然規律」又歸結到黨文化。這種推論同樣是不著邊際 的。一方面周先生不斷批評我的「對著干」，他卻清楚地提出了「順」著干或「跪 」著干的意見來： 「在我看來，鄧強調穩定，這並沒有錯，他是錯在沒搞清求穩定的方法；鄧說『 六四翻案，天下大亂』也不全錯，他是錯在認為(或假裝認為)六四鎮壓幹得對，根 本不存在翻案的問題。」 中共把穩定高於一切作為戰略方針，對內鎮壓持不同政見者，對外則炫耀中共立 於不敗之地，大陸一片歌舞昇平，在這裡，方法和宣傳是統一的，正好比有人贊許 鄧小平「六四」鎮壓的用心是好的，只是調軍隊開槍方法不對罷了。你如何把法西 斯手段和奴隸式的穩定分開？ 二、不屑一顧——人民 統觀周文，其對中國人民的評價倒是前後一貫的，即貶抑人民的作用。鄙視人民 ，如本節的標題所示。這種怪論如出之於帝王將相，貴族老爺之口不足為怪，出自 一位參加過六四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之筆下，就令人不勝詫異了。 先引兩段萬言書的原文，看看周先生是在什麼地方失足的—— 「黑格爾說過數不清的胡言亂語，但他有一句話卻是大體不錯——他說，有什麼 樣的人民，就配有什麼樣的政府。至於我，我可是拚命睜大了眼睛在找『民眾的覺 悟』而得到的卻常常是困惑。我得老老實實承認，就總體而言，我看不出中國的廣 大民眾乃至中國的知識分子，比中國的廣大共產黨員強到哪裡去——包括理應最懂 西方民主的海外精英們在內。我不相信，一個如王先生所描繪的那樣壞透了的政府 ，它的治下會是『成熟』的(如王先生的溢美之言)、夠『覺悟』的民眾。依我看來 ，中共的主要問題，是某些元老死命拒絕民主變革，否則，中共說不定早已變成了 社會民主黨。」 我舉近期的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九年的兩次民運為例，「中間只隔兩年，就一 浪高過一浪地連續發生了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它成為東歐共產黨體系迅速瓦解的 導因之一，怎麼能說中國人政治上不成熟呢？」我對「中國人民表現的政治上的成 熟」的評價，成為我的樂觀主義的支點之一。周先生提出質疑道：「我實在是不明 白，中國人的慘敗，導致了別國人的成功，這怎能證明『中國人政治上的成熟』呢 ？」閣下的歷史觀裡，還夾雜著成王敗寇的庸俗勢利觀點，再加上心理上看到了流 血天安門，親歷了民主運動的失敗，「從血泊中生還的青年，有的頹唐，有的倒戈 ，有的落荒而逃」(魯迅語)，因此，流露出「我實在不明白」的困惑和悲觀主義， 不足為怪。只須批判掉成王敗寇和進化論的歷史觀，認識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在八 九年後有了飛躍的提升，才能理解世界範圍推倒鐵幕陣營的互動互助的相互作用， 才能吃透「吃一塹，長一智」以及「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古老哲理。 周先生堅決反對我對中國人民政治上成熟的估價，除了唯心史觀的毒害，還受了 黑格爾哲學的誤導，周文中引了黑格爾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配有什麼樣的政府 。」但這種引證在前後順序上顛倒了，因而也把原話的主次弄顛倒了。 周文中有許多悲觀主義，如：「一個在一黨專政的鐵腕下生活了四十多年，被黨 文化徹底洗過腦的民族，從何『成熟』起？一個民智未開、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 難道不是需要通過一個相對長期的、漸進有序的、一步一步的、最基本的民主實踐 ……才能逐漸成熟起來嗎？」這套慢慢來的說辭，似曾相識，中共的江、李加上鄧 小平等人都會用這些道理阻遏民主運動。 查黑格爾的上述兩句話，是他的哲學思想的演繹，即有名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 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對黑格爾的上述論點，連恩格斯也提出 異議：「很快被保皇派利用來替警察國家和王室貴族、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對現存 的一切東西給予神聖化的讚美。」 作者多次炫耀自己博覽西方名著，本人自愧勿如，不過發現作者涉獵雖廣，但犯 了生吞活剝，食洋不化的毛病，例如：作者對民粹主義為何物就解釋錯了。這可能 除了作者接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還受亨廷頓的毒害也很深，亨廷頓的新權威主義 是從拉美國家走馬燈式的軍人執政總結出的政治觀念，它缺乏科學性，這一思潮曾 在我國一哄而起，趙紫陽被廢後，新權威主義已成昨日黃花。只要中共是一黨專制 ，阿貓阿狗抓上來做領導就是權威，它實行的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反淘汰怪圈，怎麼 能容得下新權威？亨氏的政治學的缺陷，他低估了人民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周先 生比亨廷頓走得更遠。 作者給鄧死後的出路開了兩個藥方：一是新權威主義，二是「社會和解」。第二 個藥方因「社會」本身就是和諧的分工和競爭，不存在「和解」的問題，只有中共 專制政權壓搾和殘害人民，才形成越來越嚴重的對抗和危機，作者創造出「社會和 解」的新名詞就模糊了人民的對立面。萬言書中似乎把「激進民主派」不願和解作 為他攻擊的目標，這不僅是無的放矢，而是把「放矢」的矛頭找錯了對象。問題不 在民主派或人民是否願意和解，因為和解必須雙方都有共同的願望，就像波蘭雅魯 澤爾斯基同意瓦文薩召開圓桌會議那樣。而中共的當權派，迄今為止，並未表現出 絲毫和解的願望，連「六四」發出的通緝令都未撤銷，更不肯為他所製造的「六四 」慘案認罪道歉了。 去年十一月，北京民主鬥士發起了「和平憲章」的創議，其中就提出包括港澳、 台及海內外民主人士與北京當局召開圓桌會議。中共不但沒有回應，而是下手拘捕 「和平憲章」的發起人，這個冷酷的現實，就把周舵先生的「社會和解」幻想打得 粉碎了！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周君還在「爭鳴」七、八兩期發表「持不同政見者看鄧小平後的中國」長文，其 中許多妙論與萬言書差不多。幸而知識分子精英中並不像周君所描述的那樣幼稚淺 薄，阮銘先生在他所著《鄧小平帝國》英譯本的序言裡(刊於《爭鳴》十一期)，就 對周君到處宣揚鄧死後勢必大亂的論點進行了駁斥。 限於篇幅，這裡只引阮銘批評周舵的一段演講，周舵說：「中國社會各階層壓抑 著的不滿、憤怒和仇恨，社會關係、民族關係的緊張程度，各種社會矛盾的尖銳程 度，都比前蘇聯嚴重得多，一旦專制鐵腕的壓力驟然鬆開，這些破壞性力量的猛烈 爆發是任何一個民主政權消化不了的。」 阮銘指出：這不過是亨廷頓的拉美式的政變夢，因為是模糊的夢，不免要有夢中 的假想敵，於是「全中國上上下下，十一億人就化作十一億暴民和豺狼出現了。全 世界注意，你想改變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嗎？十一億豺狼將一齊撲向你！可惜心造 的幻影只能暫時嚇退神經衰弱的一部分人。」 阮銘指出周君的天下大亂的推理不合邏輯：「為什麼一旦專制鐵腕的壓力驟然松 開，警察、法院、監獄的外在約束就必定失效，中國就變成『豺狼橫行的人間地獄 』了呢？為什麼專制政權『消化』得了破壞性力量，任何一個民主政權卻消化不了 呢？照這些說客們的邏輯，只有專制鐵腕才能維持法治和秩序，而民主政權卻與法 治和秩序不能相容。但這是詭辯。」 我曾引了阮銘先生的「鄧小平死後的大陸政局」的話(今年八月二日《世界日報》 ，題目與周君在「爭鳴」上的相同，只是沒有標榜自己是「持不同政見者」)來批評 天下大亂說： 「有一種所謂暴民政治，天下大亂，像一部題名為『黃禍』的政治幻想小說所渲 染的恐怖景象，近來海外輿論不乏類似論調，目的是嚇阻鄧小平之後中國大陸可能 出現的民主化進程。」這個觀察抓到了「黃禍論」的要害。 關於中國人民政治上是否成熟？因「成熟」比較抽像，可以各執一詞，本人舉出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接連有兩次走上街頭的民主運動還有人不服，現在，阮銘 先生在《爭鳴》十一期上又提供了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五六月， 當北京當局撤走警察，蓄意製造混亂時，首都民眾自動維持秩序，連小偷也一時絕 跡。」 對於民眾只能是暴民和豺狼的說客們，這個故事正好給製造假想敵的天下大亂說 猛擊一掌！ 四、虛聲恫嚇的背後 在「民主的責任倫理及其它」一節中，周舵危言聳聽地指責道：「必須特別注意 的，是王先生的最後一句話，那是一句極不負責任的、很可怕的話(更可怕的是，他 竟然在多種場合反覆宣揚這種殘忍的主張！)。『不能預知的代價』，在王先生已經 肯定『社會秩序瓦解』可能性的前提下，可以解釋為『極其巨大』或『無論多大』 的代價。如果王先生確是主張：無論付出多大代價，搞垮共產黨都是值得的，那麼 ，我除了說『王先生是瘋了』之外，再沒有別的話！」 我的原文已經說明：歷史的必然往往表現為偶然性，對此我們只能說「即使付出 不能預知的代價中國也承受得起」，表現為歷史的變動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周先生為什麼要大驚小怪，連用幾個「很可怕、更可怕」？可見周君的神經衰弱 ，已到了相當程度——把別人的話誇大，最後把自己嚇得要命，歇斯底里大發作， 除了罵人，「再沒別的話」，結果只能說明周君有些狂躁無理了。 細讀周文，發現在這種虛聲恫嚇的背後，是一種捍衛專制政權的意念在起作用。 他在萬言書的結束語中說： 「我們聽了急進派的一切豪言壯語之後，一定不能忘記問一聲：那時您在哪裡？ 一定在中國嗎？一定和中國人民一起『承受』嗎？跑到美國來高喊『打倒共產黨』 之類的激進口號，天底下哪有比這更容易做、更廉價既討好又不冒任何風險的一本 萬利的買賣？到美國來喊打倒共產黨，不但滑稽，根本就是可恥——我不認為任何 處在國外安全地位上的人，有權利鼓動和號召國內的人們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去『 打倒共產黨』！」 首先我聲明：我到美國從未提出打倒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我從舊金山到倫敦、澳 大利亞，反覆宣傳中共政體與納粹之異同，指出其殘忍與專制的本質。我作過一篇 預測：中共的專制統治遲早要垮台。我的論點並不等同「打倒共產黨」。至於別人 喊過，我不知道，如果真有人喊，周先生也不必緊張，從大陸來的同胞，難得來到 自由天地裡，隨便高喊什麼，誰都不能抓辮子、打棍子了。人們在這裡享受人人平 等的自由，誰都有權利喊出「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同樣，誰也沒有權力干預某人 喊了「打倒共產黨」。果真有人喊了讓你心驚肉跳的「反動口號」，享受一下自由 呼吸的幸福，發洩一下長期壓抑的悶氣以及對未來的期望，此情可憫，其言可嘉， 只有黨文化中毒甚深的人才會氣得雙腳跳！連鄧小平給九七年回歸大陸的香港人都 許諾「可以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政府——只要不付諸行動」(《鄧小平文選三卷》 221頁)。看來，周君的親共情結已超過香港預委會中的親共籌委啦。 至於周君挑戰式地質問我：你在美國，就不能與人民一起笑著回國，周君有所不 知：象韓東方、姚勇戰哭著回國都被擋於國門之外，最近公安部又制定了八種人不 得回國的條令，對上述令人憤怒的現狀，周君應抗議中共的多行不義，如今你卻責 罵起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的海外遊子來。周君的良知究竟向哪方傾斜？ 結束語裡還帶有另一種輕蔑：王若望在大陸不敢喊打倒共產黨，來到自由世界「 反覆宣揚」，因為不用擔心坐牢殺頭。大意是責備我「站著說話不知道腰痛。」我 附帶在這裡說明一下，我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倒行逆施，並不自來美之日始，如果讀 者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的《九十年代》上刊出陳一戈先生的專訪：「不同政見者 的批評」，其中一個標題註明「一黨專政必亡」，它至少說明我並沒有跪著請求「 社會和解」，一直是站著說話的。那時在國內政治環境下，發表這種反動言論，確 實付出了坐牢和監管的代價，正如周君的萬言書的標題所示：「雄心萬丈的危險生 涯」，我不計較這種語含譏刺，而把前四字理解為浪漫主義，後四字則是寫實主義 ，我把萬言書的大字標題當補藥吃，實有益於延年益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