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依附：可怕的文化遺產 ——中國民主化進程中遊蕩的一個幽靈 ·子 夜· 中國人民在追求民主化進程中，面臨的敵人是多元的、兇惡的。但是，最可怕的 敵人，也許就是這個民族自己所一直承擔著的文化包袱——就是無所不在的人身依 附關係。這是一種可怕的歷史遺產，如同奶汁，既滋養了共產黨對個人獨裁的依附 ，也哺育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內整個民族對作為獨裁象徵的共產黨的依附。從「四五 」到「六四」，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前仆後繼，不但屢屢失敗，而且本身呈現出 一種在歷史文化中掙扎而無法解脫的痛苦。 這就是至今仍尚纏繞著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幽靈。之所以稱為幽靈，是因為 它觸擊到了人們最敏感的、也是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形成的一種扭曲的國民性。知識 分子也在劫難逃。 一、中國人喜歡民主嗎？ 曾經有人指出，波瀾壯闊的「八九」民主運動，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這就是，它 起初一哄而起，又隨血腥槍聲一哄而散，除了流亡在海外者或身陷囹圄者，為民主 激動的人越來越少，似乎完成了一場夢，或者說，中國人僅僅在五十六天裡對民主 表現了追求。 隨後，在蘇聯、東歐事變短暫的驚喜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又對這種追求民主的 後果(嚴格講應是特定現象)噤若寒蟬，甚而對自己的民族憂心忡忡。尤其身處在大 陸的知識分子，包括「六四」中的激進人士，在中共選擇性的電視畫面前，不禁出 現了「黃禍」、「暴民政治」、「民族崩離」的幻覺。不遺餘力推銷「新加坡經驗 」的李光耀趁機再次提出強權政治的必要，說好的領袖與人才比直選更重要，廉潔 的政府與嚴正的法治比民主更能使社會長治久安，經濟增長比人權保障更加實惠。 鄧小平更是在「冷靜觀察」、「韜光養晦」以後，似乎自認為從莫斯科人排長隊購 買麵包中大徹大悟，一相情願地提出了通過發展經濟「救黨救國」的思想。 離開民主談領袖，離開制衡談法治，離開人權談經濟，是所有做著「開明皇帝夢 」的人的藥方，其最終的謎底，就是封建專制獨裁下特有的人身依附關係。做「好 皇帝」的夢，誰做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是整個民族盼望在出現一個「好皇帝」 的夢。 「六四」民運的失敗，本身就是許多人企圖依附本性難改的中共進行改革的幻滅 。事實上，遠在「六四」之前，當中國人為民主奔走呼號時，共產黨奶汁哺育出來 的現代人身依附已經頑強體現了出來。例如，人們發現，無論是政經改革，還是文 化與思想的改革，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對於某些方面物質利益的痛苦，往往不及 對於失去人身依附關係所造成的恐懼和痛苦。一方面，許多人在追求發達國家已經 模式化的現代文明生活，另一方面，又有許多人始終依戀著昔日給自己生活的安穩 和保險所賴以存在的人身依附背景，正是在這樣一種矛盾的文化衝突和心理衝突進 程中，中國人才感到了自己所要經歷的改革有可能失去比預料的還多。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前，筆者在國內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八十年代開始的 經濟體制改革中，作為整個社會的宏觀的經濟活動，打破了由國營企業一包天下的 局面，不但合作制形式的集體企業大量出現，而且個體經營者也如雨後春筍。相當 一部分國營企業，開始把職工的利益同整個企業的經營效益結合起來，實行獎勤罰 懶(事實上在中共體制下很難做到這一點)。中共嘗試打破昔日的大鍋飯，期待由行 政領導部門包攬生老病死的日子一去不復返(即使有，也削減相當比例)。 中共保守派暗中竊喜的是：正是在這種情況的衝擊下，許多人表現出了一種惶然 不可終日的恐懼。相當一部分人，對個體經營戶所獲得的巨大利潤都公開地表示了 羨慕，並且承認這是他們理應所得。但是，他們同時卻又不願自己去嘗試一下(儘管 在很多情況下，社會輿論和法律政策允許他們嘗試)。除了各種原因外，很大的一個 原因，就是他們擔心一旦走上個體經營的道路，脫離了長期包攬自己生老病死的行 政領導以後，將會失去一種使自己帶來保障心理的人身依附關係。沒有人可以直接 領導自己，要全部靠自己「闖江湖」，去謀生，去解決自己的生老病死問題——盡 管這一切都是可以解決的，但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痛苦。 奇怪的是，甚至那些已經走上了個體經營的人，儘管他們所獲得的好處將完全可 能彌補失去的空白，儘管他們知道，隨著社會保險事業的發展，諸如生老病死的問 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他們同樣感到了一種靈魂上的空虛:自己處於一種沒有人「領導 」的地位，起碼，他們不能像千百萬職工那樣，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按月領取 工資，遇到本人和家庭有什麼問題時可以去找行政領導解決。八十年代一些個體戶 自歎「除了錢以外一無所有」，至少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人的心態。 這僅僅是失去人身依附以後所造成的痛苦中的一例，而且還僅僅是一種初期的、 膚淺的現象。事實上，由於改革而使人們失去人身依附關係所造成的痛苦，涉及的 背景和範圍是廣闊的，觸擊的內涵的文化傳統是深刻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 意義上，概括中國目前的國情，改革所給人們帶來的衝擊，最大的莫過於失去這種 人身依附後的痛苦。這種痛苦所需要人們付出的承受力，遠非物價改革、工資改革 之類給人們帶來的承受壓力所能相比。從比例上說，更多的人是不習慣在沒有「領 導」人管理自己日常生活的狀況中存在的。由國家(實際上是各類行政部門的官員， 甚至包括大部分黨的政工官員)包括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不但在八小時工作時間內， 而且在八小時以外，人身依附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當整個國家機器由於官僚的 無能和惰性而使這種包攬給人們造成巨大不便時，人們仍然感到這種做法是一種保 險，失去它將是一種巨大痛苦。 正是在這種心理驅使下，人們寧願放棄優厚的物質利益，而屈服於低工資的國營 企業；人們寧願圍著餓不死、吃不好的大鍋飯，也不願拂袖離去嘗試一下自主經營 的風險。許多人儘管由於個體經營而有生活和醫療後備儲金，或者已有能力去參加 社會性的醫療保險，卻對浪費極大而又效率極低的公費醫療制度表現了極大的羨慕 。有的人，不管自己所做的事業對社會是否有益，自己的工作效果是否會獲得社會 的承認，而一味地僅僅希望以得到某個行政領導的讚賞為滿足。 人們可以發現，建國四十多年來最普遍的一個現象就是，大至鄰里糾紛，小至家 庭矛盾，夫妻吵架，往往不是通過社會機制進行調節式來解決，而是由本單位領導 去調解。一些嚴重違反了法律或法規的事件，往往也不是通過法定的程序進行處理 ，而是由各自的領導人私下了結。這種對行政官員的人身依附關係，從橫的方面看 ，普遍存在與社會每一單位、部門，從縱的方面看，又是層層依附，個人依附地方 ，地方依附中央，無論哪種依附關係都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這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特點。 二、依附的留戀和沉澱 當海外民運處於低潮並且民運人士內部紛爭激烈的情況下，一部分人對將魏京生 稱為「中國民運第一人」有著共識。魏京生有此稱號對中國民主化進程是否具實質 意義，人們尚可討論，但至少，魏京生脫胎於共產黨專制的奶汁中，換骨於人身依 附到處可見的中國社會，與沉重澱深的傳統負面文化決裂，確是民主的先聲。 筆者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實在是事出有因。民運內部的人事糾葛，不會引起人 們討論的興趣，但有一點也許人們並沒有引起注意，這就是一些人心靈深處，仍然 存在著將民運人士分化三六九等的心態，「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往往對「六四 」之前流亡海外的有著偏見，或者更戳破一層窗戶紙，「體制內」的民運人士對「 體制外」的時常保持著一定的心理距離。人們實在不會去指責那些曾作過中央「智 囊團」的人物。也許，他們的特殊經歷可以顯示出更大的活動能量。但是，如果把 這種體制內的特殊點面作為一種正面的宣傳效應，則很使人擔心這裡本身有無對共 產黨統治的依附留戀。如果人們對共產黨制度在全世界分崩離析之時，而中國民主 化進程中再次出現新權威主義思潮，或單純依靠經濟發展促進民主政治完成，或依 靠中共人士方面的「開明政策」實現改革的夢想屢見不鮮的時侯，人們化驗一下共 產黨乳汁培養的文化細胞，也許可以發現對專制的人身依附遺產因子。我們不能僅 僅檢討這個制度，檢討這個國家，也應檢討自己。中國人民爭取民主，不能靠同共 產黨談判取得。當人們開出各種海外民運回國回家的條件時，當人們呼籲中共為「 六四」平反時，不能只認為是與虎謀皮，而且應該問一下，自己是否還留戀或依附 著什麼。 我們，包括所有為中國民主化進程努力的人士，對自己的檢討，便在某種意義上 代表了對整個民族的檢討。因為，這是一種文化的檢討。 同樣，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當人們擔心上述言及的人身依附會失去時，便會想 方設法為自己張開一頂保護傘，產生出一種強烈的排他性，甚至不擇手段地為建立 某種人身依附而去破壞另一種(僅僅是別人的)人身依附。一般來說，由於人身依附 本身是對人格的獨立和道德的淨化的一種否定，因此，它也就滋生出種種變態的人 際關係。在國內，人們習以為常的走後門，批條子，搞批件，買配額，拉關係，請 客送禮，行賄受賄，都很容易在人身依附這一問題上看到它的影子。人們已經發現 ，由於許多商品實行雙軌制價格，給走後門，批條子創造了條件，那麼，又有誰擔 保，即使實行物價的單軌制，就不會出現走後門、批條子呢？甚至在今天，也許不 是沒有任何一種產品實行單軌物價的，那麼，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人們難道不會 考慮到人身依附這樣一種效應嗎？不是靠市場規律和價值規律調節物質產品的供求 ，就是靠人身依附關係來解決不同的供求。 這僅僅是一種簡單的例證。至於這種人身所帶來的人格和道德的墮落，人們已經 熟視無睹。「六四」期間人們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四年後埋頭撈錢的世紀末心態， 是一種巨大的道德反差。這是人身依附文化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一種懲罰。事實上 ，長期以來，國內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有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相當多的人並不思考 自己工作的社會效益，而唯一的目的就是取悅於上司——他需要依附於上司而順利 地達到人生的目的。需要依附別人達到人生目的的人，顯然對於別人依附於自己也 心照不宣。在這種雙重利害關係下，拉邦結伙，劃地為牢，佔山為王，不但成了國 內眾多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普遍現象，而且也污染了海外民運賴以生存的自由和民 主社會。人們深惡痛絕的「內耗」，往往都是源出於對失去人身依附的一種恐懼心 理。同時，也正是由於不同的人際關係，使一些人得到了他本不應得到的東西。人 們即使失去更多的物質利益也不願失去人身依附所給予的「安全保障係數」，這種 根植於整個民族的歷史惰性，不可避免拖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後腿。 三、可怕的歷史遺產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人身依附關係在中國並不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而是整個 中華民族文明歷史的負面產物，同時，又是這種民族文化正在衰落的見證。它的產 生和存在這麼久，迫使我們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中去尋找解開這個問題的謎底。 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凝聚力力，這種凝聚力，使中國民族的文化 傳統沒有像其他幾個文明起源地的文化一樣短暫地消失，而是拖延了幾千年。人類 在原始的生存時期，由於同自然抵抗的力量薄弱，一般都是依靠群體生活而形成自 己的生存基礎。這種方式保證了每一個人的最低生活標準，同時也促使每個人形成 了依賴這個群體的心理習慣。當私有製出現以後，人們便有能力逐漸化整為零，按 照各自的方法尋找更好的生活效益時，這樣的群體社會逐漸解體，小單位的細胞活 躍充斥並瓦解了原先的群體。人們由於自身的獨立趨向而逐漸克服著對群體生活中 的人身依附心理。 在以往的理論中，人身依附關係往往是指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封建主對土地所 有權以及農民對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但是，很容易理解，從原始社會的群體社會一 直到奴隸制時代的奴隸生活，人身依附關係的色彩更加鮮明。在古代羅馬，甚至一 些獨立經營的小農，或因欠商人的債務，或因避免豪強兼併和稅吏壓迫，寧願依附 大土地所有者，以求保護自己的土地和人身。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 一個差別，西方封建社會形成之際，各地區的統一基本上是逐漸被破壞的。如羅馬 帝國衰落之際，各地區之間的聯繫隨之削弱。大田莊日益成為自足的經濟單位，大 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以接受托庇為名，兼併個體農民的土地，另一方面，為了維持和 擴大經濟利益，往往反抗國家的稅收、兵役和其他徵調。一種強烈的經濟和政治的 獨立傾向日益表現出來。與此相反，在東方國家，封建社會的形成，卻是對各地區 的獨立性進行限制並不斷集中權力於中央的過程。東方封建國家一般都以古代社會 承襲了龐大的國家組織形式，實行較為集權的統治。 東方的印度和日本，雖然也在中古後期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制，但由於長期存 在經濟分裂狀態，由於各地理之間的差別，地方上仍然保持著極大的獨立性。唯獨 中國，始終保持了經久不息的名副其實的中央集權制度，其源遠流長，影響之深， 根深蒂固，實屬歷史罕見。人們已經從政治、歷史、地理諸方面分析了產生這種集 權制的背景，這裡不必再贅述，但筆者唯想指出，正是這樣一種長期形成的中央集 權制，促使了中國民族一種忽視自己獨立生存意識，單純追求「賢明皇上」的人身 依附心態。這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人身依附文化。 典型的中國封建文化，就是帝王一統天下的家長制。臣聽君命，子聽父命，婦聽 夫命，三從四德便是充滿了這種人身依附的封建色彩。在歷代史書中，凡是對某一 個時期、某一個社會的讚揚，除了著眼於當時的經濟發展外，更多的是落筆於宅的 「賢明皇上」，安居樂業，天下統一。 這種帶有明顯奴隸制時代人身依附色彩的封建社會，在中國竟然延續了兩千多年 ，超過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這實在不使人不想到它所給人們造成的依賴心理將是如 何沉重。這就是歷史給我們留下的可怕遺產。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唯一能 刺激封建文化和封建經濟轉向資本主義文明的因素，一直被抵禦於國門之外。從理 論上講，奴隸制和封建制都是私有經濟，但是，由於中國歷史悠久的龐大的中央集 權因素，實質上仍然是國家集中管理的經濟體制，極其缺乏私有經濟那種隨時處於 競爭和淘汰中的活躍因素。一些專家曾經提出，中國實際上從來沒有過真正的私有 經濟，那麼，由此也可推斷出，芸芸眾生的大國民眾，他們對於切身利益的保護， 乃至對於自身生活條件的改善，並不寄托於競爭中刺激經濟的發展，而是寄托於有 一個好的「皇上」，有一個賢明的「父母官」、「青天大老爺」等。時至今日，人 們對於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所面臨問題的分析，仍然停留在對中共高層人士變動的預 測中，，而絲毫不去觸及整個文化根基，那麼，就很容易使人相信，這不是拒絕人 身依附的可怕遺產，而是僅僅停留在如何改革遺產分配方法上。 四、人身依附的重要瓦解劑 中國的人身依附文化中，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與人口的相對靜態有密切關係 。 中國私有經濟的貧乏，以及中國長期的集權制統治，不但形成了中華民族那種缺 乏活力的凝固劑以及對權勢的依賴心理，而且限制了本民族之間，本民族和外民族 之間的流動。八十年代之前，夜郎自大的心態，閉關鎖國的方針限制了海外自由經 濟的滲入，同時也限制了中國人自己走出小田地呼吸世界空氣的機會。中國在相當 長一個時期內，人口的遷移(包括通過移民開發經濟和平衡勞動力)比世界上任何國 家都要困難。事實上，沒有人口遷移的自由，沒有不間斷的移民活動，任何一個國 家也不可能打破國民的人身依附心理。反過來說，正是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以及不 間斷的移民活動，使西方國家的國民形成了一種尋求自由、尋求自身價值，積極參 與經濟競爭和敢於面對有被淘汰危險的活力世界中。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很少出 現象中國這樣根深蒂固的人身依附心理文化的原因。 當今經濟發展首屈一指的美國，是由多種民族組成的，但我們可以注意到，即使 這些移民大部分來自英國，也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類型，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心態。 其中一部分生活在北部諸州，他們大部分是新教徒，為逃避英國宗教迫害而去。這 部分人往往性格堅定，能忍受艱難，渴望逃出原先的宗教依附生活並在一個新的大 陸裡創造世界。他們不鄙視艱苦的體力勞動，只求自由生活而不依附任何君主。而 另一部分並不出於受迫害原因而移居美國，其中大部分是貴族，也許僅僅對在美國 更有利於栽培煙草和棉花等作物感興趣。他們大部分生活在南部諸州，始終割不斷 對於自己祖國的懷念，以及對於原先君主生活的依賴心理。他們也需要別人對自己 的依附，這就是為什麼原來南方諸州形成了新的奴隸制的原因。無論如何，這兩種 人都通過遷移到了一個新的國度，而徹底或部分地切斷了自己人身依附的後路，憑 靠自己的努力去創造人生的幸福。 自美國立國後，已有四千多萬移民蜂湧而至。形形式式的移民，都懷著同一個目 標：尋找在本國無從獲得的機會。這裡面有：土地和自由的尋找者，冒險家和與世 不合群者，商人和藝術家。不管是什麼人，都是為了擺脫他人對自己的控制和自己 對他人的依附。因此，即使一些目不識丁的平民百姓，也依靠著對個人自由的渴望 ，滿懷必勝的信念，通過艱苦的勞作而獲得了成功。 一般來說，異鄉土地的居民對於移民並不是友好的，甚至抱有敵意，然而，正是 由於這一點，使移民拋棄了任何依附他人或指望他人施捨的奢望，自己謀取生存和 發展。在大規模的移民活動中，人們絕對不可能想像，在一個由不同種族、不同祖 先組成的社會裡，還會產生任何人身依附為特點的集權制，人民不需要這種依賴， 政府也不會為這種依賴提供保障。也恰恰是這種沒有任何人身依賴關係而強調各自 獨立的社會，經濟將處於最高度的競爭狀態中，不斷刺激社會走向新的文明和新的 繁榮。 人們可以發現，人口的遷移和不斷的移民，將會促使每一個人培養獨立自主的性 格。在遷移過程中，移民不斷使自己適應新環境，以及融合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 專家認為，融合的成功取決於移民的個性、文化習慣和價值、遷移動機和期望，也 取決於接受移民社會的價值和規範，特別是流行的偏見和隔閡。這裡，本身就形成 了對是否敢於拋棄依附心理的考驗。 至於阻礙這種遷移的因素，則是對地區差別的否定評價。就中國來說，阻礙這種 遷移的因素，包括了對既得利益的依戀，以及因人身依附造成交流方面的障礙，交 通方面的困難和集權政府對遷移的偏見和管制。在封建專制主義時期的中國，排斥 外來文化，從君主到臣民，囿於自己一個小天地，按照嚴密等級制度，編織著自己 的人身依附網絡。一個人經濟上能否獲得最大利益，以及在政治地位方面的榮辱興 衰，完全取決於他們所依附的人身靠山。既然跳不出這種人身依附的小圈子，當然 更不可能投身於遷移活動中，切斷自己的人身依附後路，而大膽地去尋找新大陸、 新天地。 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中國這樣一個內陸國家的中央集權制給人們心理和文化傳 統投下的巨大陰影。這種陰影，在中共建國後，又由於蒙上了一種「社會主義」的 色彩，這種人身依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侯都顯得隱蔽而又根深蒂固。因為，它比以 往任何時代都徹底杜絕了私有制，從而也就比以往更徹底地限制了人們獨立自主地 發展經濟或政治的能力。 最近，國內風傳中共當局將取消戶籍制度。筆者實在難以想像，這對中共將意味 著什麼。中共在鄧小平主政的改革，有許多底線是不能突破的，包括黨禁和報禁。 而戶籍制更是中共精心編織的一張政治上的人身依附網。當這張網什麼時侯撕破了 ，也就意味著中共對人民的控制到了回天無術的地步。 五、國民的人格障礙症 現在，我們從更廣闊的背景下探討這種人身依附造成的文化後果。 重要的是，我們從更廣闊的背景下探討這種人身依附造成的文化後果。 重要的是，正是在這種統一的人身依附關係網中，整個民族似乎都患了一種人格 障礙症或性格障礙症。這裡一種正常的社會心理狀態，它的表現特點是難以改變的 既反社會又反個性的行為，而並非會使患者本人感到痛苦和煩惱的心理或者情緒的 疾病。既然人們都把自己繫在一種人身依附的等級管理制度下，不去思考如何發揮 自己的獨立創造以適應整個社會的需要，而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如何適應自己所依附 的行政單位和黨政部門，並為此不斷地改造甚至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由這種人身 依附而造成的人格障礙的患者，只要碰到小小的困難(一般取決於被依附者的喜怒哀 樂)，就會走向兩個極端，或者是過分的激動，詛咒自己的依附者；或者一籌莫展， 千方百計加強依附者的「自我表現」攻勢，或另起爐灶尋找新的依附者。 在這種人身依附下形成的人格障礙患者。控制不住自己對人的敵對情緒，待人反 復無常，不能跟人建立長期穩定的信任關係。有時從表面上看，似乎朋友一大幫， 抽煙喝酒不分彼此，但卻各心懷鬼胎，都在努力使自己處於一種人身依附關係中的 有利地位。在所有這些患者中，將有極少數人表現出最複雜的症狀——對抗社會性 的病態人格。他們是在爭取維護人身依附關係中徹底失敗而又不願自立於社會的患 者。這種採取與社會同歸於盡的患者，本身就是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在實踐中產生 的悲劇。 現在，人們已經很清楚，且不說從更長遠目標看中國民主化進程，僅就目前所進 行的經濟改革中，給一部分人帶來的失去人身依附後的痛苦，恰恰就是這種人格障 礙的表現。這是治療幾千年形成的人身依附心理所必然要造成的痛苦。只有經歷這 樣一場痛苦的衝擊後，才能最充分地發揮社會每個個體細胞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 活動中的活躍因素，並由此而把原先顛倒了的社會關係重新顛倒過來。 六、具有正面效應的衝擊波 我們當然不會拿出治療百病的藥方。對於漫漫幾千年形成的人身依附心理和文化 ，只能對症下藥，而所有這些弊病，並不是孤立的，應是與一系列中國國情中所存 在的弊端一脈相承。實際上，積極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支持現在哪怕是最低限度 的改革，以及整個民族對傳統文化負面因素進行反思，都將有利於形成對這種人身 依附關係的衝擊波，儘管它對某些人來說，將形成心理上的巨大壓力和精神上的極 大痛苦，但對於整個民族的調整適應民主化進程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一堂課。 國內目前正在進行的變化，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於否定人身依附文化具正面效 應： 一，黨政分開和黨政領導對企事業干預的減少。黨政分開，本身就否定了作為政 策的制定者有必要直接參與或干預經濟活動的理論。這對於打破業已形成的人身依 附關係是一個相當大的前提。然後，行政領導減少對經營活動的干預，社會的一切 活動圍繞經濟效益，而不是圍繞某些領導的意志甚至個人性情嗜好，這就切斷了形 成人身依附關係需要的前提。 二，經濟大潮雖然帶來許多負面效應，但是，隨著社會各個領域的競爭體制的加 強，那麼，人身依附關係所賴以存在的文化背景也隨之減弱。人們將充分考慮自己 在社會上的價值，以及個人作為自由的活動者將如何通過自身的努力不斷為社會謀 取效益，而且也會個人謀取效益。只要自由的個人所獲得的效益以及各方面的保險 係數大大超過國家或行政官員給予的，那麼，這種人身依附關係對其他也就毫無意 義，失去後也就談不上什麼痛苦了。 三，普遍提高每個公民的社會責任感。消除長期以來存在的國民的麻木性，在把 公僕和主人顛倒的關係重新顛倒過來以後，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努力，承擔相應的 社會責任。這種對社會的責任感，並不表現在對完成某項領導意旨的成果上，而是 表現在獨立自由地進行選擇、分析、比較，通過最佳最優的工作途徑達到最大的社 會效益(當然也包括經濟效益)，儘管有時會同領導意旨發生衝突，甚至造成人事關 系的某種緊張，但是，在克服了人身依附的心理後，它不會造成任何痛苦。 四，在所有的社會領域裡，減少利用行政手段進行調節的方法，而是更多地通過 經濟規律，市場規律進行調節，有助於促使更多的人躋身於有效的經濟活動中。減 少行政環節，也就減少了人身依附的必要性。在需要加強管理的今天，尤其應該防 止隨著這種需要的增加而形成新的家長式的管理。早期那種著重職工福利和家屬生 活問題的行政管理，顯然是造成人身依附關係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國內目前的人事 行政管理，已有趨向加強專業化的跡象，盡量減少對職工一攬子包下的辦法。已經 出現的社會性職能部門，既能有效地解決某個專項問題，也能點滴地消除人們產生 新的人身依附心理。 五，在全民中培養法治觀念，扭轉通過人治調節社會生活的現象。一個國家是走 向法治還是人治，也不能寄希望於領導人的「開明」之上，而需要通過全民族的法 治意識的培養。當社會公眾普遍意識到一切行為只有通過法律進行調節時，那麼， 原先存在的人治便會相形見絀。不能指望哪一天由哪一個領導人宣佈要實行法治， 而是當全體公民醒悟到要實行法治並可能為此付出代價之後，法治社會才會出現在 地平線上，人身依附關係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才會被埋葬。 六，社會的進一步分工和實行更具體的專業化，將迫使更多的行政官員減少干預 民眾社會生活的機會。這也將成為最終地根除人身依附關係的一個機遇。 共產黨如果作為一個政黨，也許它將可以更容易地衝破人身依附的文化網絡。問 題在於，中共嚴格講並不是完整意義的政黨，它是一種個人獨裁的象徵組織，它的 組織、成員無一不被個人的統治而不是政黨的統治依附著。點破這個問題的實質， 就能明白為什麼中國面臨著諸多的文化衝擊，而對於人身依附的失去，對許多人來 說是其中最痛苦的。人們從這種痛苦背後，已經預見到它將給中國人民帶來獨立、 自主、充分顯示個人聰明才智的機會。人們通過失去人身依附的痛苦，而換取了文 化與文明的更新，這種價值的轉換，將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才能真正看到它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