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幻想 ·劉賓雁· 九四年是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五十週年，從勉強算作它的一個外圍組織的成員算 起(因為年紀太小)，則已有五十五年了。中國，中國共產黨和我本人，在這期間都 經歷了幾個重大曲折。現在，中國又走近了一個新的門檻。今後三、五年內億萬中 國人將做出的抉擇，必定會對我們、我們子孫後代乃至人類的命運產生極大的影響 。 一九八八年邁出國門時，曾為自己提出一個課題。由於對一九八九年中國可能出 事(沒料到是那樣大的事)有些預感，便決定利用在國外一年的時間把蘇聯和東歐在 爭取民主化進程中的經驗研究一下，從中找出一些於我們有用的東西。這個工作斷 斷續續，只能說還未放棄，但範圍卻又不限於前社會主義陣營了。拉丁美洲、西方 甚至非洲一些國家的某些情況，對於中國豈不是也有很大的啟示性？……但反轉過 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血腥結局，近年來國內的變化和海外中國人中間發生 的種種現象，又令人覺得也許更重要的還是我們自己的經驗。然而這是一個過於龐 大的課題，絕不可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可以勝任的。不過，縱使是片片斷斷的記憶 ，甚至即使是片面的、難免謬誤的一孔之見，在拋磚引玉的意義上，也許不無一點 用處。 一、難捨難分 人的內心世界實在是玄奧非常。一九四九年在我內心中閃過一個感覺、一種情緒 ，竟會在四十年後方為我真正理解。那年七月，中國派出一個二百餘人的代表團去 布達佩斯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我的俄文還不行，也勉強湊數算是一個翻譯，真正 的翻譯其實是孫維世和何理良兩位女士。 歸途在莫斯科停留期間，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們在旅館的樓頂有過 一個小小的慶祝晚會。朦朦朧朧之中，我覺得自己的心情和北京的盛典不大諧調。 我有些詫異了：這個共和國的成立，是百年來中國人為之前撲後繼作出犧牲的那一 偉大事業的完成，我怎麼不大歡欣和興奮呢？當時我找到過一個解釋：這大約是因 為我已在解放區生活過三年；全國解放無非是把解放區擴大到全國，故此不覺新鮮 。 直到我的自傳已經問世的一九八九年年底，我才發覺那時在潛意識中閃現過的東 西並不那麼簡單。在解放區度過三年，已習以為常，這也是有的。不過在更深一層 裡，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三年裡我看到和體驗到的，並不是我從十二、三歲起所 嚮往、所追求的那種生活。在哈爾濱和瀋陽中共政權下，窮人的日子確實更好過了 ，人與人之間也更平等了，但是卻沒有自由，人們並不怎麼快樂。概言之，這個政 權和這種制度，可以給人們以溫飽，卻並不能使人真正自由、幸福。 其實更早，從我一九四三年在天津參加地下抗日運動時起，就已開始覺得這個黨 對於人要求過苛，猜疑甚於信任，有時在處理人的問題上手段冷酷。這同我從俄羅 斯十九世紀文學中感染到的那種寬宏博大的人道主義精神，甚至同我自幼生活其中 的哈爾濱這個自由化的城市對於人的寬容氣氛都相距甚遠。這樣，對於這個黨，我 便常有格格不入之感了。 還要到一九五七年春季，毛澤東二月間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之後，我才吐露了 我對於這個黨的真正情感，我說：「現在，我才覺得這個黨是我自己的黨了。」這 句話，後來當然成為反右期間指控我反黨有年的一條罪證。 問題是，儘管我早有二心，卻始終沒有離開這個黨，更未曾同它對抗。一九五六 至一九五七年被認為是「反黨」的言行，也並不是要反對這個黨。打成右派後的二 十二年中基本上服服貼貼接受改造，而在「改正」之後還繼續對一個新的領導集團 寄予幻想。這究竟是為什麼？中國人四十餘年來經歷的苦難遠甚於前蘇聯和東歐共 產黨執政的國家，為什麼遲遲不能擺脫對於中共的幻想，而中共又能繼續統治，看 來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會被拋棄呢？ 我想從自己的經歷和見聞中找到一點答案。 二、一個特殊等級的一員 從我和這個黨開始接觸起，我就有了罪惡感。當我被告知別人有罪時，我便知道 自己一定也有類似的原罪了。不要多久，我就被告知我也有罪，我必須作最大的努 力去贖罪。 那罪名叫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當這個國家變成人民共和國時，那個「小」字 被取消了，我和所有不受黨寵愛、又僥倖受過一點教育的中國人都忽然升了一格， 變成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了。 其實，我真正的問題並不在這裡。當我還過著供給制生活，吃著「大灶」時，我 便已是幹部階層的一員。當時，我心裡對於「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滿，然而這 顯然是「個人主義」，是不能說的。當我也吃上中灶、小灶，或當我能出入於東北 局科級以上幹部的週末舞會，和高崗在同一個舞池中跳舞時，我對於等級制的不滿 便大大削弱了。我成了幹部階層中較高的一員，後來我又成了高級幹部的一員，享 有乘軟臥、飛機和看限於十三級以上幹部的文件時，我心安理得地成了特權集團的 一員。這時，按照黨的標準，我至少在對等級制度問題的態度上反而再也沒有「個 人主義」了。我同那個階層認同了。 從布衣素食的戰爭年代開始，幹部——中國社會的「第一等級」就已形成了。後 來被農民有幾分譏刺地稱之為「旱澇保收」的經濟地位；只要不「犯錯誤」(肯放棄 自我，循規蹈矩)便可靠資歷之增長而坐享升級的機會；以完成黨依據其「政治需要 」而制定的任務作為自己的生活內容，對於這種「政治需要」、政策和任務同人民 的實際利益之間、與這個黨自稱為之奮鬥的終極目的之間的矛盾不予一顧——這一 切自然使幹部階層有了自身的特殊利益，看問題的特殊角度，特殊的思維方式與感 情。 一九五一年，當我第一次看到「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時，心中頓生反感，覺得這不是應該由中共中央自己提出的口號，但顯然是立即覺 察到這個念頭背離了正統，此後便未再去想它了。也是這個時侯，鎮壓反革命運動 正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家鄉哈爾濱來的朋友對我說起幾個人被捕、判刑，但根 本不是反革命，說話的人列舉了事實，我的心為之一動：說不定真就是錯案呢！然 而馬上把這個念頭推開，認定這是不可能的。一九五四年第一部憲法頒布時我的反 應最有意思：我認定這部憲法是假的，不會實行的，不過是用來堵資產階級和外國 人的嘴罷了。但同時我又認為中國並不需要一部憲法；有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還 會有什麼問題呢！ 一九五六年和五七年以後的特殊遭遇，使我很少回顧和反思前十幾年的我。其實 從我一九四六年踏入解放區時起，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我一直是處於矛盾狀態 之中的。對於中共進城後大修辦公樓、大禮堂之風，對於毛澤東不准節制生育的政 策，對於中共無盡無休地謳歌自己的成績而不看缺點和代價，對於從一進城就晝夜 不休地調查群眾的各種所謂「思想顧慮」(對中共政策、措施的異見)和五零年代初 期充斥官方報刊的那種文體——「思想雜談」，「思想三日談」，「二日談」等枯 燥煩瑣的說教，我是心有牴觸，有時是激烈反對甚至不掩飾自己的厭惡的。 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和這個黨相安無事。一九五二年底，我到上海，採訪「三反」 、「五反」運動，完全按照中央的意圖報道了工人批鬥「不法資本家」的熱潮。一 九五三年我在撫順煤礦採訪，熱情讚美了煤礦工人生活的改善。這並不違背真實。 問題是連我自己也覺察到我和工人以及所有勞動人民之間的距離和隔膜。我也曾企 圖縮小這個距離，卻發現除了採訪對像以外，我和他們之間找不到話題，缺乏共同 的語言。 大約是一九五四年，為了給孩子請個褓姆，我一度(這是很少有的)走進一個北京 平民的院落和一家人的住房。我從未見過人可以住得這樣擁擠——在一間面積不超 過十平方米的小耳房裡，居然住了一個八口人之家！我不過是感到驚異而已，此後 再未關心北京老百姓的住房問題。我甚至未曾把平民住宅問題同官方年復一年大興 土木建造辦公樓和大禮堂那個我所反對的現象聯繫起來思索。 然而對於五十年代中期每逢週末飯館擁擠不堪的問題，我卻很感惱火，甚至想過 寫一篇文章投到《人民日報》。那時的北京市民是並沒有多少人下館子的。我和我 這個階層的人，倒是每個週末都要陪孩子逛公園，必須在外面就餐。 三、可怕的孤立 從一九四九年起，有七年時間我實際上有半個身子是生活在蘇聯。我自幼把蘇聯 、列寧的黨視作正統，對於毛澤東不怎麼瞧得起。幾次訪蘇和兩次向蘇聯新聞界學 習經驗，我感到的主要是蘇聯優於中國的那一面。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蘇聯文學 界的「解凍」和以奧維奇金為代表的批判、揭露性報告文學的興起，鼓勵我拿起筆 來把幾年來在《中國青年報》上開展批評的嘗試再推進一步，把我內心中對於黨的 和社會主義現狀的不滿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更深刻地表達出來，便寫了《在橋樑工地 上》和《本報內部消息》。這兩篇作品引起強烈的反響，使我成了名人，個人虛榮 心得到了超額的滿足。一九五六年到十月間布達佩斯「反革命暴亂」發生為止，政 治空氣比較寬鬆。「雙百」方針、知識分子政策的改進和新聞控制的有所放鬆，使 人覺得中國共產黨似乎也從斯大林的錯誤和罪行中引出了教訓，準備給人民以更多 的自由了。 斯大林問題的揭露，使我放棄了對於蘇共的迷信。而毛澤東《關於十大關係》講 話的傳達，又使他在我心中的威信大大增高，覺得他似乎為中國找到了一條符合中 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我的兩篇批評性作品未遭到中共高層的譴責，雖然已經開 始聽到中層官員的非議。這樣，我就和這個黨比過去任何時侯都靠得更近了。我對 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我的自我和我的創造力在這一年初 次有了表現機會。 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為這個黨的事業主動地、多少有點創造性地獻出我自己的力 量時，我卻開始成為它的最危險的敵人了！這個事實難道不是有很大象徵意義嗎？ 以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共產黨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著中國普通群眾的影響。一 些人認為一九五六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的黃金時代，是因為不瞭解那一年社會 矛盾已經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一點，很像目前那些對中國鄧小平創造的經濟 「奇跡」讚不絕口的中外觀察家。他們滿眼是欣欣向榮的景象，偏偏就把社會矛盾 放在了視野之外。一九五六年工農群眾對於官僚主義、對於自身合法權利(主要還是 經濟上的，雖然農村中「死官僚」和土皇帝對於農民人權的侵犯已相當嚴重)遭到長 期壓制的不滿已相當普遍，在城市中，不久就發展為罷工、罷課。這種社會情緒， 使一些知識分子和黨內幹部的政治勇氣大為增長。也許正是這種醞釀中的社會動盪 ，促使毛澤東決定發動「鳴放」，使這種危險的能量以和平方式釋放出來，然後再 分別殲滅「小匈牙利暴亂」的。 然而，由於中共在總體上仍未喪失其建國初期的威望和強大的製造輿論與控制社 會的能力，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澤東一聲號令，經過黨組織和官辦群眾組織的發動， 一場鋪天蓋地聲討右派的聲勢便威震天下。工農群眾不明真相，人數又多，其中很 多人出於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信任和感恩圖報，以為右派真正是比官僚主義者和土 皇帝更危險的敵人了。至於知識分子和機關幹部，則顯然不那麼輕信。在宣佈我是 右派份子的大會上，除少數事先受過佈置的積極份子外，多數編輯、記者是疑慮重 重，甚至還有個別人在會上說了我幾句好話。那個彎子並不是很好轉的。但是有誰 敢在黨的權威面前公開表示懷疑和反對呢？沒有什麼人敢和我說話了，我立即發現 自己陷於絕對的孤立。我猜想近百萬右派份子絕大部分都是在這種孤立感中低下頭 來的。 四、兩個自我 我相信每個右派份子在此奇冤大辱和政治上的生死存亡面前，內心都經歷過翻江 倒海般的劇烈而痛苦的鬥爭。每個人都發生了人格分裂，一個自我從此破裂成兩個 。明明是無辜，卻必須承認有罪；明明是好人甚至精英，卻必須默然接受「敗類」 的指控和漫長的賤民地位。 除少數非常堅定而鎮靜的人(我就不是)外，那種心理過程之複雜簡直是難以置信 的。我根本不認為自己有罪。然而假如我不是右派，團中央系統的一百多名右派就 都不會是右派了。全國像我這樣罪大惡極，在新聞界、文學界和共青團系統發生那 麼大影響的右派，也沒有幾個。這樣一來，發動反右派鬥爭的毛主席豈不是大錯特 錯了？這怎麼可能！也許我不想反黨，但我的言行卻可能幫助了反黨勢力。——「 不行，你怎麼可能有好的動機？動機和效果是統一的呀！」我必須自己說服自己， 我必須狠挖深揭，自己去尋找我必定是右派的理由。這時，「原罪論」又有了用場 了：既然我是一個被資產階級思想徹底腐蝕了的人，這樣的一顆心裡怎麼可能有好 的動機呢！ 是被迫認罪嗎？不全是，是心甘情願嗎？也不是。我在那一式六份右派結論上一 一簽上自己的姓名時，心情是淡然的，近於麻木。我似乎真正認為自己確是那幾條 罪狀的罪犯，但在內心深處，又沒有一條我不是半信半疑的。 右派的內心經驗，其實同那個年代中很多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和黨的幹部的內心經 驗在相當程度上是相似的。只不過由於右派的特殊處境，使那些矛盾痛苦更加濃重 罷了。 我明確認定必須改造自己，從世界觀到靈魂最深處的東西。不過，這真正是出自 我內心衝動的真實願望嗎？另一個我又在時不時地訴說，我的很多觀點是正確的； 縱使我有些過錯，把我定為人民公敵難道不是過重了嗎？一個我在勸慰自己：革命 總是不免要有人犧牲的，忍辱負重吧。既然反右派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必然會 有人成為右派，不是你，便是他人。但另一個我又在抗議：革命為什麼必須以使很 多好人變成敵人作為自己的代價呢？反右鬥爭使全國陷於沉默，這才導致荒謬絕頂 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可以暢通無阻，這究竟是革命，還是反革命呢？…… 著名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埃裡克·弗洛姆在他的「為自己(而生存)的人」一書中寫 道，人的內心裡同時有兩種良心，一個是權威主義的良心，一個是人本來的良心。 權威——家長、國家或任何其它權威，可以把它的聲音輸入到人的內心，使外在權 威內在化。用到中國，我想這意思便是：你以為你自己的思想在指導你的行動，你 自己的良心在判斷善惡是非，作出取捨，其實，那原本是代表中國共產黨或毛澤東 之需要的那些思想、意志和是非判斷標準在起作用，而你卻認為是你本人的，並且 常常以這種聲音壓倒你作為人的那個真正的良心。(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