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蔣緯國先生探討 王若望 蔣緯國先生： 拜讀你在《北京之春》(第四期)的兩封信，看到你老對民主運動及中國未來局面 的探索如此認真，深為感動。我願對你信中涉及的三個問題作出回應，不揣冒昧， 乃以公開信方式陳述愚見，希望能展開進一步的研討。就好比我又回了一趟台灣， 與你老一面品茶，一面無所不談的情景。 你信中質疑的第一個問題，你說：「……大陸於厭棄共產主義之餘，千萬不可盲 從資本主義！蓋資本主義主張以私人資本『佔有慾』來刺激生產，聽任『弱肉強食 』與『適者生存』，造成分配不平衡，貧富差距大，伏下社會動亂不安之危機。」 往下歸結為「唯有民生主義才是不可抗拒的趨勢！」 你這個勸告恐怕行不通，蓋資本主義制度是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經 階段，中共取得大陸政權，最大失誤，恰恰在於企圖跳過這一階段，躍向西方馬克 思設計的摸不著邊的共產主義，以至半個世紀來國家沒有進步，反而退到天怒人怨 的蠻荒時代，受到歷史無情的懲罰。台灣近二十年來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奇跡，躋身 四小龍之列，只因你家父兄順應世界潮流，不違歷史法則，放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的結果。 鄧小平覺悟雖然慢了，但最終還是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無比威力。(我在一九八五年 即在大陸宣傳：中國必須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才是救國救民的藥方。毛的錯誤就 在於盲目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階段。就為這一點持不同政見，本人被開除了黨籍。)在 一九九二年，他刮起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綠燈的旋風，這一著果然靈驗，在一年 多的時間裡，市場經濟空前活躍，拜金潮衝擊每個角落，外商投資源源而來，鄧的 所謂「旋風」，其實是資本主義大踏步向前邁進的不可阻擋之勢。 不過由於鄧的 出發點只是為了救共產黨，不是救民，因此，他對社會主義體系啦，黨專政啦，都 捨不得丟棄，所以蓬勃興起的資本主義受到黨官、太子黨、公主黨的侵蝕、中飽、 扭曲，資本主義的好的方面沒有學到手，而資本主義的爾虞我詐和巧取豪奪倒發揮 得淋漓盡致，故不能不是病態的、變形的，我們只得在「資本」前面加上「官僚」 或「封建」之類的形容詞。果然不到一年，各種無法克服的危機還是發生了。 佔有慾是財產私有制的人性的基礎，我們反對的是佔有慾膨脹到違法、詐騙、貪 婪的地步。要靠法律、道德、輿論等等手段加以控制。你在信中談到「均富」，民 生主義允許在法律範圍內展開自由競爭，在大家富起來的基礎上從稅收和福利措施 方面進行適度的調節，也就是孫中山先生的節資資本，台灣正是這樣做的；毛澤東 怎樣均富呢？他是削平大個子，讓富人統統變成窮人，可稱作「民窮主義」。民窮 主義也是毛的一大發明，它的理論可歸結為：「越窮越革命，富了會變修。」毛及 他的夥伴們自己並不實行「民窮主義」，他們實行了共產主義中唯一行得通的綱領 ，叫做「各取所需」。我們不要毛式的均富，而歡迎台灣式的均富。 第二個問題，你在信中提出：你不贊成中國聯邦或邦聯制，而主張孫中山提過的 地方自治。剛好在第四期《北京之春》上有一篇冷橫眉的文章，標題是「聯邦制的 道路不可走」。此文章講得有道理，他的論點與你的意見不謀而合。這裡就不多談 了。 第三個問題，你對周舵的「社會和解漸進是中國唯一出路」(刊於《北京之春》第 二期)表達了肯定的意見。本來對大陸未來的走向的預測，可以猜測紛紜，誰也不能 說自己的猜測一定中頭彩。當我研究了約有兩千字的「社會和解漸進是中國唯一出 路」以及他在《爭鳴》上連載兩期的「鄧小平後的中國」的長文(今年七、八期)後 ，我不能不說：他所依據的事實材料不客觀，不周延，因此，得出的結論，未必是 正確的。比如說，作者不贊成中國發生蘇聯式的激進的民主革命，「急變的結果， 很可能並不是有權威、有秩序、制度化的民主，而是多黨暴政、暴民政治、組織真 空、秩序瓦解，造成大饑荒、無法控制的犯罪和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同樣的危言 聳聽又在「蘇聯的政治變革模式如果放到中國」之後又重複地肯定將付出如何可怕 的代價。首先，蘇聯式的激進民主變革是不是引起了大亂？回答是：沒有大亂，小 亂難免，戈爾巴喬夫的下台，是廣大蘇聯人民不滿意他的民主改革不夠激進，他重 用了一大批蘇聯共黨內的保守派。周先生羅列了中國不如前蘇聯的地方，一、人均 資源；二、國民文化水準；三、經濟發展水平；但他遺漏了最重要的兩條，中國的 農業改革保證了糧食副產品的供給，不致象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蘇聯有 一百五十個民族，而中國只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漢族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再 加之幾個人數多的少數民族散居在西北邊陲地區，由民族問題引起的內鬥的可能性 較少。 我並不贊成照搬「蘇聯的政治改革模式」，但認為用多黨暴政啦，暴民政治或大 規模的流血衝突之類嚇唬人，是沒有根據的庸人自憂和危詞聳聽。正如阮銘先生在 他的題為「鄧小平死後的大陸政局」一文(今年八月二日《世界日報》)中指出：「 有一種所謂暴民政治，天下大亂，像一部題名為《黃禍》的政治幻想小說所渲染的 恐 怖景象，近來海外輿論中不乏類似論調，目的是嚇阻鄧小平之後中國大陸可能出現 的民主化進程。」 周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有自己的三段論法，第一段，說明中共非變不可，對威 脅中共存在的合法性的分析；第二段：太快的變革，激進的變革不可取，否則就要 流血成河，天下大亂；第三段：敦促中共主動尋求全面的和解，開放黨禁報禁等， 著重點在最後這段話：「必須說服中國人民，尤其是激進的民主派，在中共作出上 述變革的前提下寬容中共，給出路，而不要一味地清算舊帳，懲辦復仇。」 首先，他的第三段就行不通，我可以斷言(不僅是預測)，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 動開放黨禁、報禁，就是對中共的頑固本質缺乏理解的表現，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 想！特別是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上萬學生苦苦哀求(有一幫人是長跪不起)，要求中 共首腦接受最起碼的和解條件，而回答學生們的請願是坦克、是機關鎗的大屠殺。 只要當年屠城的領導班子還在執政的時侯，不論老鄧死了或是活著，都不會主動實 現第三階段中開列的政治民主化的步驟，即使實行其中一條、半條都不可能。就像 要求中共宣佈對台灣不使用武力一樣。 因此，只有寄希望於體制外的改革派與體制內的改革派的聯手，共同為結束共產 黨的一黨專政而奮鬥，在這場鬥爭中，對中共內部的改革派、開明派是寬容的、歡 迎的，對保守派和極左派，有些舊帳是必須清算的(如「六四」血案)。周先生所指 責的激進派是不是體制外改革派或是主張「急變」者呢？如果我猜測的不差，那麼 激進主義改革派的路子並不錯。而幻想「社會和解」的先生們卻錯了。因為社會和 解是無原則的和稀泥的和解，正像我們主張穩定，但不擁護俯首貼耳，任人宰割的 「穩定壓倒一切」一樣。 既然是一種預測，就是文法上的假定式，還有待今後的歷史驗證。但周文的標題 用了「中國的唯一出路」的提法，就失之於武斷，並且一開頭就聲明：我的意見「 代表一批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我們的立論應靠擺事實以理服人，而不是靠人多勢 眾，要靠邏輯的力量。故聲明本人代表多少人云云，實為政論性文章之大忌也。 此信寫得太長了，但對中國問題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是可喜的現象。 祝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