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案結束了嗎？ 郭羅基 今年春天，魏京生被捕十四週年之際，我為文寫道：「魏京生的刑期還有一年。 為了要求釋放魏京生，國內和國外的有志之士奮鬥了十幾年。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哪怕提前一天，也是人權運動的勝利！」果然，魏京生提前釋放了，還不是一天， 而是一百八十多天，應該說是人權運動的大勝利！ 新華社發佈的消息說明，提前釋放的原因是魏京生「遵守監規，服從管理」，總 之是本人有了好的表現。其實是中國政府為了申辦奧運會自己要爭取一個好的表現 。學好比起使壞來還是值得稱道的。但究竟好在哪裡？無罪的魏京生成為囚犯魏京 生的原因消除了嗎？不叫魏京生的魏京生釋放了嗎？今後就不會再抓魏京生一類的 人物了嗎？ 「捉放魏」這一齣戲是「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導演的。他還導演過「捉放右」 。他當總書記時把幾十萬人打成「右派分子」，後來為「右派分子」改正的也是他 。但只改正結果不改正原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鄧 小平還說「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不對。這就是說，一個個「右派分 子」可以赦免，「反右派」的做法還要保留。達摩克利斯劍依舊高懸在上。肯定「 反右派」就是為了「反自由化」。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這三位，一九五七年都 在「擴大化」之列，後來改正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又成了一九八七年的 「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滄桑只是換了一頂帽子。魏京生今後會不會換帽子？ 按鄧小平的公式，放魏京生是可以的，抓魏京生也是必要的。中國的人權運動、 民主運動不能停留在「放魏京生」，而是要追究「抓魏京生」。 我和魏京生從未謀面，本來無緣，由於無意地和有意地為魏京生辯護，幾次三番 被別人捆綁在一起，遂結了不解之緣。以致鄧小平一提魏京生就想起了我，並列敕 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我也當了十年獄外的魏京生。當年圍繞魏京 生案的爭論在今天的中國究竟有多大的進展？ 一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政治問題是可 以討論的》，提倡言論自由，反對以言治罪，特別指出不能以所謂的「反革命言論 」為根據隨便抓人。北京城裡沸沸揚揚，都說我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不同的 是，民間歡呼，官方狂怒。我說，我的文章是魏京生案開庭以前寫的，當時不可能 有為魏京生辯護的動機；如果看起來像為魏京生辯護，只能說是撞在我的槍口上了 。要是說，我不僅為魏京生辯護，而且為一切言論犯、思想犯、政治犯辯護，倒並 不冤枉。既然政治問題可以討論，在討論中就可以發表反對意見；發表反對政府、 反對共產黨的意見，即使錯了，也不等於違法犯罪。所以我強調：「如果發表反革 命的意見，也僅僅是一種意見，不等於反革命行為，只能說是思想上的論敵。」由 於不能容忍思想上的論敵而動用刑罰、大開殺戒，從古到今釀成多少慘劇！在中國 ，實際上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一切由共產黨「一言堂」作主，人民只能表示 擁護。多次重要的會議上，紛紛向我責難：「黨的領導可以討論嗎？」「四項基本 原則可以討論嗎？」我向反對者提出一個挑戰：你們能否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 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也拿到《人民日報》上去發表。沒有人應戰。等到一 九八零年一月鄧小平出來講話了。他在中央幹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說：「現在不是 講什麼這樣那樣的問題可以討論嗎？可以討論，但是，在什麼範圍內討論，用什麼 形式討論，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顯然是為了回答我的問題。「這樣 那樣的問題可以討論」還用得著論證嗎？問題是政治問題可以不可以討論？ 按照鄧 小平的說法，就連「這樣那樣的問題」，討論起來，還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的 黨的決定」。那麼，「黨的原則」、「黨的決定」是不是可以討論呢？這就不可以 討論了。鄧小平是在肯定有所不可以討論的前提下論證「這樣那樣的問題可以討論 」。一些人頒布不可以討論的「黨的原則」，交給另一些人去執行，這是什麼原則 ？一些人作出不可以討論的「黨的決定」交給另一些人去遵守，這又是誰的決定？ 政治問題不可以討論，這一點只能做不能說。我揭穿了一個秘密，鄧小平的惱怒可 想而知。於是，下令將我攆出北大，逐出北京。 因為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在政治問題上發表反對意見就是「反革命言論」 ； 發表「反革命言論」就是進行「反革命煽動」； 進行「反革命煽動」就要抓人、判刑。 這是製造魏京生案和一切政治冤案的三大定律。 一九七九年，我觸犯了第一定律，還有兩條定律也是應當推翻的。 即使按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來說，「發表『反革命言論』就是進行『 反革命煽動』」這一定律也是違法的。《刑法》第十條關於犯罪的規定是具有社會 危害性的行為。只有行為犯罪，不可能有「言論犯罪」、「思想犯罪」。以言論和 思想定罪，不是根據行為的後果所造成的客觀事實，而是全憑執法者對當事人的言 論和思想的評說；定了罪也無從量刑，只能實行罪刑擅斷主義。 「反革命言論」不過是一種言論，不等於反革命行為。「反革命煽動」是一種行 為，不僅談論一般的看法，而且講出具體的做法，並推動別人採取行動。在刑法上 ，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是共同犯罪。有教唆者才有被教唆者；但只有被教唆者的犯罪 行為，才能證明教唆者有罪。同樣的道理，沒有被煽動者就不成其為煽動；沒有被 煽動者的反革命行為就不能證明煽動者犯有反革命罪。煽而不動，至多是思想影響 ，也不算犯罪。但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發表演說、撰寫文章只要被斷定為「反革 命言論」，不管是否引起反革命行為，就以「反革命煽動」論罪。 解析第二定律，說明法律本身和法律的運用出入很大；第三定律表明法律本身也 有問題。「反革命煽動罪」根本就是荒唐的，必須取消。世界各國(就連社會主義的 始祖原蘇聯在內)的法律都沒有「反革命罪」，刑法上規定「反革命罪」完全是「中 國特色」。革命只是發生在歷史上的一定時期，有革命才有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 是歷史學的概念，不是法學的概念。革命過去了，就無所謂反革命。不是任何社會 、任何時候都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對立。根據短暫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對立制定長期有 效的法律，是根本不科學的。 「反革命」可以是反對革命的行為，也可以是反對革命的言論和思想。這一概念 本身就是不嚴密的。雖然《刑法》總則規定了只有危害社會的行為才能構成犯罪， 在執行《刑法》分則的「反革命罪」特別是「反革命煽動罪」時，「反革命」概念 的不確定性，為鎮壓言論犯、思想犯、政治犯提供了方便。 「反革命」所反對的「革命」在哪裡？為了堅持執行「反革命罪」，又要極力維 護革命的神聖性。中國共產黨自以為始終代表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性又集中在 「偉大領袖」或「核心人物」身上。所以，從前毛澤東是革命的化身，「偉大領袖 的親密戰友」林彪一度也是革命的化身，現在鄧小平是革命的化身。魏京生就是因 為反對鄧小平獲「反革命罪」。魏京生所反對的不是革命而是獨裁。如果反對革命 有罪，反對獨裁何罪之有？如果鄧小平並不獨裁，可以任其反對，何必驚慌？魏京 生因反對獨裁而身陷囹圄，恰好證明確實是獨裁。確立了「革命的化身」，任何反 對意見都有罪，有時還不是反對意見而是正當的批評，「文化大革命」中連「議論 無產階級司令部」都有罪。因此，凡是發表為「革命的化身」所不容的反對意見， 就是「反革命煽動」；另一方面，凡是「煽動」必是「反革命」。一九八九年天安 門廣場的示威者是「煽動」民主，不是煽動反革命，均以「反革命煽動」論處，因 為同樣為「革命的化身」所不容。 因發表某種言論而被定為「反革命煽動罪」，在中國依然如故。 二 《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言者無意，聞者有心，硬說是為魏京生辯護。 就是辯護又有什麼不可以？《刑事訴訟法》規定，任何公民可以充當被告辯護人， 判決生效後，任何公民可以代理申訴。法律的條文是有了，但國人缺乏法制觀念， 好像為罪犯辯護也是犯罪，至少是立場有問題。我本來不是辯護，既然說了也不相 信，我就真的辯護一下。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召開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上，我作 為北京大學的人民代表，就魏京生問題(還有傅月華問題)向北京市人民法院和北京 市人民檢察院提出質詢。 魏京生是因「反革命宣傳鼓動罪」被捕的，判刑時的主要根據卻是「出賣軍事機 密」。我認為罪名不能成立。所謂「軍事機密」不過是有關中越戰爭的「小道消息 」。戰爭已經開仗四天，魏京生只是說出了中國前線指揮官的名字，也算「出賣軍 事機密」？魏京生不過是一個電工，按他的職務並不掌握軍事機密；首先必須有人 向他提供軍事機密，他才能出賣。如果他有罪，是以別人的犯罪為前提的，法庭放 縱了首犯。而且魏京生談話的對象不是敵人，是某外國記者。法庭說是「間接向敵 人提供」，但法庭沒有拿出事實證明外國記者的情報通向敵人，倒是通向了中國人 ，錄音磁帶被送上法庭成為「通敵」的證據。法院、檢察院對人民代表的質詢竟置 之不理。我起草了一個聲明，還有李春光、丁始琪、費振剛幾位代表簽名，對法院 、檢察院的工作報告表示不信任。表決時，由我們四個人帶頭幾十位人民代表投了 棄權票(因法院、檢察院也確實判了一些壞人，不好投反對票)。 過了一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在人民代表的競選運動中又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一 回聲勢浩大，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不得不作一番解釋，說是魏京生特別頑固，死不 交待，只好判他。公開宣佈的司法原則是「重證據，不輕信口供」。連出賣的「軍 事情報」的來源都沒有搞清楚，魏京生犯罪的證據何在？北京大學的競選運動因為 提出魏京生問題，又大講言論自由等等，被上面定性為「鬧事」。教育部長蔣南翔 下令要抓「右派」。北大黨委書記韓天石表示為難，抓「右派」未果，但胡平當選 為人民代表卻失去了學位。胡喬木說「學生鬧事的論點都是郭羅基發明的」，我成 了「鬧事」的「後台」。總之，在很長的時期中，不管是誰，也不管是多少人，為 魏京生鳴不平，非但無用，反而倒霉。究竟是怎麼回事？過了幾年，鄧小平自己揭 開了謎底。 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一號文件公佈了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 二十年」的談話，就是這個談話敕令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黨籍，導致胡 耀邦下台。鄧小平也講到我，說「郭羅基並沒有放棄他的觀點，……觀點可以保留 」云云。這一次本來與魏京生無關，因為講到我，大概又想起另一位「資產階級自 由化的代表人物」。於是就說：「我們不是把魏京生抓起來了嗎？難道中國的名譽 就壞了嗎？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一天 比一天好起來。」原來鄧小平那裡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則！ 在這個原則的操縱下，沒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所以對魏京生一判就是十五年。鄧小 平的那個談話收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時，上述一段話修改了 ，變成這樣：「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 了嗎？難道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 一天比一天好起來。」(第一五零頁)主要之點「既然抓了就不放」沒有了。一時不 小心洩露了天機，趕緊收藏起來，相應地對魏京生也故隱其名。在印刷品中刪掉七 個字很容易。但那個如雷貫耳的談話連當時的中學生都聽到傳達，要從人們的頭腦 中收回烙印很深的語言就不容易了。「既然抓了就不放」已經體現在魏京生的案件 之中，要從事實上抹掉這一原則就更不容易了。欲蓋彌彰，用後一段話替代前一段 話，可見所謂「依法處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鄧小平說，對魏京生「既然抓了就不放」並沒有使中國的名譽變壞。那是因為「 聾子不怕響雷轟」，國際輿論充耳不聞。其實，魏京生問題正是鄧小平的一塊心病 。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鄧小平同「大陸與台灣」學術研討會主席團全體成員談話 時，有人問：「你們為什麼不放魏京生和王希哲？」一下子觸犯了脖子下面的「逆 鱗」，鄧小平正色道：「魏京生、王希哲這樣的問題，你們不要管，你們這些學者 在這種場合根本就不應該提這個問題。」不是人家不應該提這個問題，而是鄧小平 怕提這個問題。 既然抓了，必定有罪，所以就不放。這個原則在法學上叫做有罪推定。從推定、 認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證明有罪。其實，這種證明已是多餘的了。所以，有 罪推定只能是政治上專橫、專權、專制的原則。有罪推定的方法論必然是逼、供、 信。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始終實行有罪推定。押上公堂就有罪，老爺喝令：「 從實招來！」如若招不出來，先打四十大板再說。「既然抓了就不放」，很像戲曲 舞台上一個古代糊塗官講的話，居然出之於當今號稱社會主義改革「總設計師」的 鄧小平之口，正像馬克思所說「已故先輩的傳統還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 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針對專制主義的有罪推定提出無罪推定：任何人在沒有作 出有罪判決之前，應當被看作無罪。無罪推定是保障人權的原則。一七八九年，法 國《人權宣言》確認無罪推定的原則。一七九一年，法國憲法採用《人權宣言》為 宣言，從此無罪推定具有法律效力。 人，生來是無罪的。任何罪犯都是從無罪的人變成了罪犯，沒有天生的罪犯。法 律證明應當從無罪開始。從無罪去證明有罪，證明失敗，仍然無罪；從有罪推定出 發，證明失敗，仍然有罪。冤、假、錯案的發生，無一不是有罪推定的產物。 中國的司法機關和官方法學家在表面上是反對有罪推定的，因為有罪推定的名聲 太壞；反對有罪推定就應當實行無罪推定，然而也不，他們更是拚命反對，認為實 行無罪推定是「為罪犯開脫」、「替敵人說話」。在中國，實際上實行的是有罪推 定。不是還有一個著名的司法原則，叫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嗎？抓了人，叫 人家「坦白」，就是首先推定有罪；無罪者被抓，自然要抗拒，何以從嚴？事實是 因推定有罪而坦白變得更有罪。所以在牢裡的人發出無可奈何的慨歎：「坦白從寬 ，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鄧小平的「既然抓了就不放」，又是「坦白 從寬，抗拒從嚴」的前提，可稱是有罪推定的經典公式。 雖然刑事判決都要說明根據《刑法》多少條，但法律條文屈從於「既然抓了就不 放」的原則，法就不成其為法。 三 當年的鄧小平作為共產黨領導人頒布了一個司法原則，合法性的根據何在？孟德 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如果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行使三種權力，「即制定 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犯罪權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鄧小平就集 三種權力於一身，對權力的運用缺乏法的精神，運用權力提出的原則更是缺乏法的 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在那個扭轉乾坤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為了保障 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 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問題是法律 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 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鄧小平 的這一番話講得不錯。但它是針對毛澤東時代的時弊而說的，也是為了警告華國鋒 而說的，所以當他自己大權在握的時候就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日後的鄧小平成了先 前的鄧小平的批判對象。鄧小平還不是把他的話當做法，而是凌駕於法之上，擺佈 法。 魏京生冤案的發生，就在於鄧小平發了話。而釋放魏京生還是因為鄧小平發了話 。據《世界日報》報道：「由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轉達鄧小平有關釋放魏京生 的意見，結果政治局七人常委全數通過。」抓魏京生，放魏京生，都是同樣的機制 在起作用。 鄧小平把人治的作用發揮到了頂點。毛澤東的集權還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國 共產黨中央主席的合法外衣。鄧小平從來沒有當過國家元首，也沒有當過黨的領袖 ，自封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便獨攬大權。到後來什麼職務都不要了，作為 「退休老人」不時「拍板」，照樣治理國家。 既然魏京生案是人治製造出來的，了結此案就是根本不要人治，要法制。 魏京生雖然放出來了，但魏京生案的成因——「反革命煽動罪」、「既然抓了就 不放」、「老人拍板」一個都沒有消失，還在王軍濤、陳子明、鮑彤等人身上繼續 起作用。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要改變自己的形象，不僅是放一個魏京生，而是放 所有的魏京生；不僅是放魏京生，而是不再抓魏京生。況且放魏京生是為申辦奧運 會加籌碼，現在北京輸給了悉尼，已經跨出的一步會不會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