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權及其法律保障 (下) (北京) 於浩成 二、人權的法律保障 人權一般表現為國家和法律的公民權，但人權同公民權的概念是不同的。公民權 指的是政治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同別人一起才能行使的權利，這種權利的 內容就是參加這個團體，而且是參加政治共同體，參加國家，這些權利屬於政治自 由的範疇，屬於公民權利的範疇」；另一部分人權，即與公民權不同的人權則表現 為自然權。從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來，各國繼美、法兩國之後在憲法中 對公民享有哪些基本權利做出了規定，並制定有關法律對這些權利的實現加以保障 。我國從第一部憲法即「五四」憲法起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制定的現行憲法均包括「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對公民享有的各項自由和權利加以規定。關於我國 的人權狀況，特別是公民政治權利和司法中的人權保障方面的情況，在我國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一九九一年十月發表的《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已經做了說明。然而 ，實事求是地考察我國這方面的情況並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們不能不指出在人 權保障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強的問題還很多。這裡的問題一是有些公民本應享有的自 由權利還未在憲法上加以規定。二是有些雖然已寫入憲法，但由於還缺乏相關的法 律做出具體規定，因而得不到切實保障。此外還有「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 ，以至有些法定權利未能轉變為實有權利。下面就我國當前在人權保障方面存在的 問題分述如下： 1、關於人身自由 我國現行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 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條例》第二條規定：公民 「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但在實際生活中卻經常采 用所謂「收容審查」的辦法，任由公安機關對公民變相實行拘捕，而法律上對「收 容審查」卻從來沒有做出過任何規定。勞改教養作為一種行政處罰，實際上使被教 養者的人身自由遭到剝奪和限制，這種由行政機關(勞動教養委員會)而非由法院判 決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做法，同《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 和人身安全」、第九條「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以及「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任何人不應被要求從事強迫制勞動」、第九條「 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等規定的精神是不符 合的。「監視居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種強制措施，原 規定「監視居住由當地派出所，或者由受委託的人民公社、被告人所在單位執行」 。這一強制措施只是限制了被告人的活動區域，並對被告人在此活動區域內的行動 自由加以監視，而並沒有規定完全限制其人身自由，但在實際生活中卻往往被公安 機關帶往其他地點變相予以羈押，完全剝奪和限制了其人身自由。再有，我國《刑 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規定：「對被告人在偵察中的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 情複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但 在實際生活中卻往往超過法定期限，甚至有長達幾年之久的。此外，我國多年來一 直實行的「留場就業」政策，事實上使罪犯在刑滿以後仍不能完全恢復自由。凡此 種種都是與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規定相違背的。 2、關於思想自由 一九四九年我國成立以前，中共領導下的各地區的人權約法中，如《陝甘寧邊區 保障人權財產條例》和《晉西北保障人權條例》，均規定人民有「思想、信仰之自 由」，在毛澤東著作中也多次講到人權中應包括思想自由，如在《論政策》中說： 「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 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重要的自由」。在我國成立 初期曾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也還有思想自由的規 定，其第五條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 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但從一九五四年《憲法》起 ，思想自由看不到了，僅有信仰自由的規定，而信仰指的是宗教信仰，而不是指信 仰什麼主義或思想。到了一九七五年，更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 東思想」寫入憲法，規定為「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第十一條規定：「國家 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國家機關 作為一個機關，不是活人，如何學習什麼主義之類，連字都不通，真是滑天下之大 稽！)一九七八年《憲法》雖在條文中取消了這些規定，但又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寫入序言，指出「我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切勝利，都是在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取得的」。一九八二年憲法即現行憲法除了沿襲 這一做法，除在《序言》中寫有類似文字外，還增加了「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 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 持社會主義道路……把我國建設成為民主、文明、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有 些法學家斷言「四項基本原則已寫入憲法」、「憲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這種把 一種意識形態由強制性的法律加以規定的做法，是違背思想自由的原則的，是值得 考慮的。意大利哲學家布魯諾在四百年前就寫道：「國家無權告訴人民應該想什麼 。」我國漢武帝時「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致使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 面宣告結束，在我國思想發展史上曾產生很大惡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聲 稱：「我國七億人民應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這種把一種意識 形態定成國教的企圖，同國民黨法西斯分子宣揚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 」毫無二致，同《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規 定和精神顯然是衝突的。 3、關於言論、出版和從事學術、文藝活動的自由 我國歷次憲法都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但現行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在行 使自由和權利的時侯，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 自由和權利」。由於我國至今還沒有新聞和出版法，明文規定哪些言論在禁止之列 ，《刑法》第一百零二條關於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文字又極其簡略，因而公民的言 論、出版自由隨時都可以被認為「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而受到限制 或取消。報刊等傳媒一直被視為「黨的喉舌」，民辦報刊尚未開禁。在政治上與執 政黨和政府不同的思想、言論很難得到發表機會，受到批判的文學作品或學術著作 的作者往往得不到答辯的權利。報刊、廣播、電視上傳播的信息是經過仔細篩選的 。香港、澳門、台灣和海外書刊的進口則受到嚴格檢查和封鎖。公民的知情權(或稱 瞭解權)受到極大限制，人們往往不得不從「出口轉內銷」的新聞報道中瞭解國內的 真實情況。這種情況同《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 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 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能不說存在較大的差距。 4、關於結社自由 我國歷次憲法均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但迄今尚無結社法，只有一個國務院公 布的行政法則：「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結社的「社」均指社會團體，不包括 政治團體的政黨在內。我國也沒有《政黨法》。「政黨」一詞僅在《憲法》序言和 第五條中出現，但未列舉有哪些政黨。除中共外，當前還有自一九四九年起即參加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八個民主黨派似乎屬於合法政黨。組織成立其他新的政黨 是否合法，法律上從無規定，實際上是被禁止。《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公 民成立社團必須向民政部門登記申請核准。這一規定使一切社團幾乎均受政府控制 。以中國作家協會為例，儘管眾多作家會員對該會領導極為不滿，但卻無權組成另 一團體。工人組織自由工會的活動也鑒於波蘭團結工會的教訓而嚴加禁止。因此， 結社自由這一法定權利與實有權利之間似乎還有較大距離。而社團作為市民社會中 獨立性政治力量、對黨和政府能起到一定監督和制衡作用，則更是遙遠之事了。 5、關於居住和遷徙自由 我國第一部憲法即「五四」憲法中曾有此項規定，但在以後的三部憲法中均被取 消，我國對農村人口移居城市限制甚嚴，城市居民同農村居民在待遇上極不平等。 出入國境的自由本應是公民的固有權利，但在我國卻受到很大限制。《世界人權宣 言》第十三條規定：「(一)人人在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二)人人有權離開 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顯然，我國這方面的情況同 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標準相距甚遠。 6、關於罷工自由 在「五四」憲法中沒有關於罷工自由的規定，「七五」和「七八」兩部憲法曾有 此規定。張春橋在一九七五年一月所做《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中聲稱，憲法中增 加公民有罷工自由的內容乃是「根據毛主席的建議」，但這一內容在「八二」憲法 中又被取消了，取消的理由，據當時參加憲法起草工作的一位法學家的說法是：在 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是國家的主人，工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 罷工，只能使國家和工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使國民經濟遭到損害，而且罷工常 常影響到社會秩序的安全和給人民的工作、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這是以國家、 社會和集體利益為由要求人民犧牲自己理應享有的權利的又一實例。但是，當前的 國內情況已有很大變化，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已佔有相當比重，即使上面所說的理 由有其一定道理，那麼現在也講不通了。 7、關於無罪推定原則 這一原則幾乎是世界各國司法界普遍採用的原則，早在二百年前，法國在一七八 九年八月公佈的《人權和公民權的宣言》即在其第九條中明確規定：「任何人在其 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世界人權宣言》亦在其第十一條第一款 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除非經由有辯護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依法證實有 罪，有權被視為無罪」。我國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法學界多數人也都贊成無罪推定 原則，但在反右派鬥爭中這一原則卻被認為是「有利被告」的資產階級理論，不少 人受到批判甚至據此被劃為「右派分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有在一九 五七年受到批判的法學論點幾乎都得到了平反，但無罪推定卻至今未被平反，成為 唯一的例外。在「反對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鬥爭中，無罪推定又再一次被列為資產 階級法學觀點準備進行批判，使得持這一觀點並發表過論文的人一時感到惶惶不安 。官方的觀點是：「中國司法機關在偵察和審理案件過程中實行的是『以事實為根 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對於犯罪嫌疑分子既不推定其有罪，也不推定其無罪 ，而是根據客觀事實，比照法律規定做出判定」。其實，實事求是原則是取代不了 無罪推定的。因為問題的焦點恰恰在於：在事實未判明、法院未判決以前被告究竟 處在哪一種法律地位？這裡有一個現成的案例。《法制日報》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刊載「琢州市一女高中生自殺五月餘，善後工作至今仍處僵持狀態」一文， 並在該報就這一「琢州事件」展開討論。事件的經過：是一個十五歲的女中學生在 查無實據的情況下，一個晚上接連幾次遭到強制詢問，乃至責令翻兜，責令將其屬 於自己的書箱、紙箱物品『曝光』，以致這個女生自殺身亡，但校方堅持「既無證 據證明她偷錢，又不能否定她偷錢」的結論。這一事件完全證明實行無罪推定原則 對保障人權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筆者很高興看到「無罪推定」已經明文寫入一九九 零年四月由全國人大七屆三次會議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八十七條 ：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享有盡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判的權利，未經司法機關 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現在的問題是，這一在香港才實行的「資本主義」法律條 文何時才能在「社會主義」的大陸上也同樣有效？應該指出，給「無罪推定」原則 扣上「資產階級」帽子並拒之千里之外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這一原則同民主、自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一樣，都是歷史上資產階級聯合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 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的產物，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共同結果。確立「無罪推定」 原則並寫入憲法和有關法律將大有助於保障人權，減少冤假錯案發生的可能性。 8、關於憲法實施的監督 我國現行憲法中規定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憲法實施的監督，而沒有設立專 門機構負責。這在實際上等於無人對憲法實施進行監督，因為監督的一項內容為審 查一切法律和法規是否符合憲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顯然不能對自己通過的法律 進行這種審查。由於未設專門機構負責，公民對國家機關及其領導人的違法行為也 就無法進行憲法訴訟。我國一些有關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法規及其實施 細則是否 完全符合憲法精神條文？人們對此是十分關切的。因此，設立一個有權威的專門機 構負責法律和憲法的審查看來是非常必要的。 綜上所述，我國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保障 公民的自由權利方面，一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還存在不少不足，甚至嚴 重不足。這些方面的改善有待於我們繼續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 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努力改善我國的人權狀況，不但對於建設一個民主、文 明、富強的現代化國家必不可少，也是對全體人類的進步事業做出的有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