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參加維也納人權大會散記(續) 「中國人權」執行主席 劉 青 五、聯合聲明 四月份在台灣訪問的時候，蕭強告訴中國人權協會的執行秘書韓若梅小姐，他參 加曼谷聯合國人權大會亞太地區會議時，爭取到了華人參加六月份維也納人權大會 有資助的十個名額，台灣可分到幾名，希望給我們許多幫助的韓若梅也去。猶豫了 半天的韓若梅說，她如果去，她希望不是一個單純的會議，要搞點和自己有關的內 容。她捉摸出來的主意是，向大會籌備處申請一個會議的場所和時間，開一個有關 聯的地區和國家的人權組織的會議，尋找瞭解和溝通。我們早有一個想法，建立起 華人人權組織間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渠道，韓若梅的主意在某些地方巧合了我們的想 法。 一到維也納，就聽韓若梅說，一個會場和一下午的時間已經申請到了，台灣的前 政治犯、現民進黨發言人史明德的夫人琳達要主持這個會議。琳達在他的先生入獄 期間和她的先生從事民主活動期間，都是一位衝勁十足的人權活動家。她對國民黨 有一些看法，對被國民黨政府依據法律唯一允許成立的中國人權協會也很不客氣。 她說，中國人權協會有什麼資格主持這樣的人權會議。琳達勇敢無畏地在國際上和 台灣島內為人權作了許多事情，對今天台灣人權狀況是有貢獻的。不過，把中國人 權協會視為一個官方機構，認為沒有做什麼有益的人權事情，也不夠全面。我在台 灣時，看到中國人權協會以自己的方式在為人權事業奔忙。他們可能溫和些，但他 們確實在做，而且有成效。他們不僅做台灣的人權，對大陸的人權也十分關注，正 在籌劃到大陸作人權考察和寫人權報告，這是台灣的其他人權組織目前還沒有納入 工作的內容。 不過，這並不是我沒有立刻在琳達起草的通告上簽名的原因。一天早上我剛進入 聯合國大廈的休息廳，琳達就以她特有的性格把我拉了過去，不容我看清內容就要 求立刻簽名。儘管如此，我還是看了一遍並提出兩點意見：我們希望這個會議不僅 僅局限在相互介紹自己上，要有些實質內容，如尋找華人人權組織間相互支持合作 的內容與形式，並就此發表聯合聲明；會議不要由某個地區或個人主持。 香港的代表則另有主張，他們根本不同意在一個國際性的地區會議上討論華人世 界的問題，即使前半部分進行地區性的討論，後半部分華人留下單獨討論也不願意 。香港人權聯委會的何喜華領著幾名女士找過我找過蕭強，堅持只參加華人組織的 討論。 除了這類不同意見，這次會議還惹了點麻煩。琳達在舉辦會議的通告中，把大陸 的中國人權研究會也寫在了表示贊同和發起的組織名單裡。我和蕭強看通告時，問 過琳達中國人權研究會是否同意把自己寫在發起的組織中。辦事講究痛快的琳達說 ：我們不管他，如果不同意，到時候他們不來就是了。可是，事情大概沒有這麼簡 單，大陸人是滿講究字眼和名分的。今年初，我去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會 議上派發我的一個演講的邀請時，被中國代表團告到了聯合國副秘書長那裡。他們 指出我們有兩點不符合規定，一是邀請不能在會議上派發(雖然會議上有許多派發的 )，二是派發邀請的加拿大華僑瑞切·李所掛名牌與邀請上的組織名稱不一致。只想 為祖國的人權改善盡點心意的瑞切·李只好向聯合國的官員道歉，同意已派發的邀 請不算數，在會場外重新派發。就是這次到維也納也遇上了大陸來的人琢磨字眼的 事。李保東對我說，「你們組織叫中國人權怕是不大合適吧，這不是把中國的人權 全包攬了嘛？」我說，這只是一個組織起的名字，沒有輕視更沒有排斥其他組織的 意思，正如叫了美國食品店，並不能就全佔有美國市場一樣。這樣的情況，琳達想 請大陸組織與會的心願，很難說會有什麼結果。果然，通知貼出去不久，就被中國 人權研究會把他們的名字劃去了。後來他們還問蕭強，為什麼不得到同意就把他們 的名字放在裡面了，蕭強無法解釋，只有說：「你們不是已經把自己的名字劃去了 嗎？」中國人權研究會的說：那也不行，還可以認出來，你們得把它撕去。奇怪的 是，他們這次沒有向聯合國告狀。 雖有這些情節，除大陸以外的許多華人人權組織仍然得以聚到一起，關起門來開 華人的會議。大家儘管全有開這個會的意思，但真正確定下來時間，是韓若梅籌備 的那個會議已經開始以後。幾個香港的朋友在會議廳外面轉，他們仍堅持只參加華 人的會議。我請出來台灣人權促進會的陳菊會長，還有韓若梅等許多人商量，最後 確定七點鐘以後在另一個地點開只有華人的會議。會議的內容則採納了台灣人權促 進會李勝雄律師的提議，既起草一個共同聲明，有了共同聲明的基礎，今後各組織 間合作的內容形式可以留待各組織回去後用信函等方式商量。 會議上，大家確定了一個共同點，即合作的力量是用來幫助推動改變人權記錄最 糟糕的地區，並同意目前這個地區就是大陸。聲明也是本著這個意思起草。蕭強曾 提議以中國人權發表的一個聲明為基礎修改出共同聲明，但最後大家還是決定由數 十年鍥而不捨地追求人權理念的黃默教授另起草一份更一般而又簡短的聲明。這是 因為我們不可能把大陸的每一個民族乃至每一個地區的問題全寫進去，雖然不同的 民族、地區全有些自己的特殊之處，但被同一個不理解而又輕視人權的政府所統治 ，其根本性的問題沒有什麼區別。同時，我們也不同意把某個具體的問題如六四屠 殺寫進共同聲明。當然不是一開始大家就完全同意這個內容，如親身經歷過「內人 黨」磨難的席海明就有代表蒙古民族的獨特要求，就是到黃默拿出定稿的時候，因 受到中國政府的壓力而沒有能夠正式與會的中國人權基金執行長廖大文，仍然要求 將他們組織和達賴喇嘛受阻事件寫入共同聲明，作為對中國政府譴責的一條內容。 不過，大家全很合作和容易通融。廖大文對我說：我認為我們這條很重要，聲明我 們雖然照樣簽字，但我保留我的意見，我們今後還會很好合作的。這樣，八個華人 人權組織的共同聲明就誕生了。這是很少參加國際人權活動的華人人權組織在國際 人權活動中發表的首次共同聲明，因此有必要將全文照錄如下： 華人人權組織共同聲明 一九九三年六月 維也納 基於我們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信念與追求，我們決定藉此世界人權會議集會之際 ，發表共同聲明，把我們的立場與主張公諸於世。 我們嚴厲譴責中國政府對人權的態度與政策。同時，我們相互承諾，從此以後， 合作無間，盡力以赴，求華人人權的充分實現。 一、人權的普遍性與不可分割性已成國際社會共識，任何政府不得藉口文化、歷 史或國情，無視國際標準，自作主張。同理，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權利相 輔相成，缺一不可。任何政府不得厚此薄彼，任意分割。 二、人權與民主密切相關；唯有實行民主政治，健全法治，人權與基本自由才能 獲得最有效的保障。 三、我們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政治迫害。 四、我們要求中國政府充分尊重民族自決權利及少數民族在宗教、文化、語言各 方面的權利。一九九七年後香港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應得到充分尊重。 五、我們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簽署加利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並進一步與國際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及其他國家合作，認真 履行國際人權法的種種義務。 中國人權（紐約）會長劉青 中國人權基金（華盛頓）執行長廖大文 台灣人權促進會（台北）會長陳菊 中國人權協會（台北）執行秘書韓若梅 香港人權聯委會（香港）何喜華 中國人權國際聯盟（荷蘭） 黃默代簽 內蒙古人權保衛同盟（德國）主席席海明 中國留學生人權委員會（澳洲）會長楊軍 六、非政府組織的一些活動 維也納人權大會期間，有一些簡短的小故事，但彼此間沒有多少關聯。所以，每 個小故事給個小標題，以避免混亂。 祈 禱 在維也納聯合國大廈門前，頭一眼就引起我注意的有兩個事物：門前廣場上五塊 顏色不同形狀各異的巨石，還有就是他們兩位。他們是和我們有同樣面孔的黃種人 ，頭上有一塊布片，身上穿的袈裟不像袈裟，道袍不像道袍。但是，他們腰背筆直 地穩穩站在汽車道前，手裡拿著我從前沒有見過功能類似木魚的器物，敲擊一下， 吟詠一聲，聲音悠長而清晰。我與郭羅基先生有兩點看法相同，他們是日本人，他 們是和尚。他們吟詠的是什麼，為什麼吟詠，我們就無能猜測了。這個世界上每天 發生的事件和不幸都有許多，到聯合國人權大會場超度亡靈或許是個不錯的主意。 有一些人在給他們拍照，還有一個攝影師扛來了錄像機。但是，他們好像進入了 涅磐境地，周圍的事物對他們一無影響，他們的聲音依舊清晰又悠長。後來，我們 走進聯合國大廈，只要離門口近一些就又聽到他們的吟詠聲。晚上我們離開時，他 們依然在吟詠，聲音不急不緩，一直伴我們到地鐵車站。他們好像住在了聯合國大 廈門前，第二天早上，我們還離著很遠就又聽到了他們的聲音。這天，他們一個依 樣站立，一個坐到了地上，清晰又悠長的聲音卻聽不出有什麼變化。終於有一天只 剩下一個人了，他的神情和聲音卻依然如故，好像不知道少了夥伴只剩他獨自一人 了。不過，不久有一個白人坐到了他的身邊，只是不會吟詠，手裡沒有器具，坐姿 也不像東方人那麼端直。我離開維也納前，他們也消失了，我在門前的廣場上四周 打量，只看到五色的五塊巨石。它們是不是表示有人類正常生活的五塊土地？ 鮑樸不知道從哪裡打聽到的，他說，他們是在為人類的和平祈禱。這我可沒有想 到，我應該站在他們身邊照張相的，我動過這個念頭。 原住民 在聯合國大廈裡，常看見一個很老的原住民在人群中走來走去。他頭上戴著孔雀 開屏似的五顏六色的羽毛，腰部圍了一塊獸皮，腳登毛茸茸的獸皮高腰靴子。在他 身體裸露的部位畫滿了花紋，與他穿的戴的形成了粗獷而又和諧一致的圖案。人們 說，他不說話，在有一百幾十個國家與會的聯合國大廈內只是走來走去，讓整個世 界全看見了。他已經很老了，腰背也駝了，但仍在人群中走來走去，拉開大步走動 時發出很大的響動。他是和他的人民一起來的，他們的頭上也是孔雀開屏似的羽毛 ，在聯合國大廈外面圍成一圈，有時會跳起土風舞。他們遠渡重洋來到這塊完全陌 生的土地上，是想要回自己的土地。 許多人非常同情他們，既同情他們丟失了土地，更同情他們以整個人生整個民族 的命運尋找無法尋回的夢。他們是在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成為客人的，他們在自 己的國家裡，被別人施捨一樣地分給了一些最差的土地。一些現在管理著他們的國 家表示願意給錢，用錢買下他們對土地的要求。但是，他們不要錢，不要用錢買來 的現代生活，只想要回土地要回原來的生活。可是，在那些土地上已經生活著幾倍 甚至幾十倍於他們的人民，或是他們想要回的土地已經成為維繫一個國家經濟的支 柱。這個世界還沒有找到時間隧道，無法讓他們返回原來的生活和獲得原有的土地 。看著他們，就不由得為他們難過，沒有人知道如何幫助他們。他們倒還平靜，只 是走來走去，或是跳起土風舞。他們大概只是想讓今天的世界看到他們，看到五彩 的翎毛裸露的肉體與今天文化的強烈對比，並從中體會出對人類的什麼蘊涵和意義 。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想讓世界看見的願望，對於與會的政府代表團也是期望過高 了。政府代表團通過了一項有關原住民的決議，把複數原住民寫成了單數原住民。 這引起了非政府組織的嘩然。一百多個政府代表團在聯合國的大廳裡一個詞一個詞 地計較，卻偏偏沒有注意到世界上有許多想要回土地的原住民，而不是一個。這樣 的淡漠和輕視，實在叫人沮喪，原住民會怎麼想呢？原住民仍然在聯合國大廈內走 來走去，他們中有些人把頭上的五彩翎毛拔下來，送給想要這些美麗翎毛的人。他 們能送給人類的，也只有這些了。 示 威 我們剛出地鐵站，就看見滿載著軍警的大汽車向聯合國大廈開去。路上也佈滿了 軍警，而且擺放了許多鐵馬。不過，軍警的神情並不緊張，只是例行公事的樣子。 我看了看手錶，十點差一刻，按照昨天晚上一些組織原定的計劃，聯合國的大門還 要被堵死一會呢。然而趕到大門時，堵門的盛況已經過去了。在大門前的軍警並不 比堵門的人少多少，訓練有素的軍警已經把堵門的人分割成幾塊，正在一批又一批 地從門前逼開，逼到遠離大門的鐵馬後面去。看來堵門的成效不佳，一輛又一輛豪 華轎車和它們的主人絲毫不受影響，它們風駛而來，車子的主人春風滿面地走下來 ，常常在幾個迎上去的人的陪同下邁步走進聯合國。那些被堵在鐵馬後面的示威者 只有吼叫，再就是把旗幟或是牌子舉得高一些、顯眼一些。不過，李祿對這個成績 似乎還滿意，他笑容滿面地說，已經成功地堵了半個小時。 李祿是這次示威的促成者和組織者。我不知道從前聯合國開會的代表是否有示威 的先例，我想李祿也許是首開先河，為來聯合國開會的代表創建了一個模式。實際 上，引出這件事的是一位亞洲姑娘，她跑到我們開會的地方說，你們的國家和我們 的國家一樣橫蠻，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他們。在討論如何對付肆意侵犯人權 的國家時，大家全覺得有一口氣出不順，這就是在本國時被政府壓制得說不成一句 話，到聯合國又被政府們霸住了舞台仍然說不成話。這成了這次聯合起來對付政府 的會議的情結。偶然跑來參加這次會議的李祿說，這還不容易嗎？我們可以示威堵 大門，可做的事情多了。於是，李祿三下五除二，開始分配指揮第二天的堵大門工 作。開過會後，李祿對我說，第二天早晨會有三百個人把大門堵住一個小時。 堵門雖然不夠理想，但這場示威的其他方面卻超出了想像。李祿指著一片牌子說 ，看見那些牌子裡面的中國了吧，那些牌子上寫的是世界上人權最差的國家。這種 寫法招致了另一些國家代表的不滿，他們說，憑什麼只有你們通過的才是人權最差 的國家，於是，許多國家的代表把自己的國家也寫了進去。這產生了一個錯誤，世 界上人權記錄真正最差的國家是北朝鮮，卻由於沒有人權組織當然也就沒有人權代 表，所以居然沒有寫進最差的國家裡。除了表達的內容外，表達的組織形式也有變 化，原本只準備一次性的堵門示威卻被全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的組織所接受，成為 伴隨整個人權大會的一部分內容。後來，不僅口號和標語有許多增加和改進，而且 還產生了一個絕食的隊伍，一個佛教的隊伍，示威的人群此起彼伏，大有一浪高過 一浪的勢頭。如果說，我們這些來自無法說話的國家的代表，千里迢迢來到聯合國 也沒有得到與政府講話講理的機會，我們畢竟還是得到個講給自己人的空間，這也 十分重要，可以說不枉此行了。 七、卡特和達賴喇嘛 貝爾告訴我們，下午四點鐘在聯和國會議廳裡有美國前總統卡特的一個演講。貝 爾是美國駐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人權官員，一個心地與他所從事的工作一致 的人，他告訴我們當然是希望我們能夠去聽演講。然而，我們正在準備舉行記者招 待會和起草聲明，加之NGO(非政府組織)會議常缺少同聲翻譯，我去了也只是看而不 是聽，便沒有去。卡特的演講會很短，只一會蕭強就回來了，後來李祿也來了，還 把會場的氣氛帶來了。他們說，整個會場分成了兩派，一派贊成和願意聽卡特演講 ，另一派只要卡特一張嘴就有節奏的喊「no，no，no！」並且跺腳吹口哨。兩派人 數大致相當，然而在聲勢上相去太遠。李祿滿臉漾著笑說，這是一夥富有經驗的街 頭政治家，西方文明根本不是對手。李祿本人倒是加入了贊同的一派，他大聲為卡 特叫好鼓掌，衝著喊no的一邊也同樣的大聲喊「讓他講！」 卡特講得很困難。面對著喊「no」的人群，他說作為一個人他也有權到聯合國的 人權大會上談談對人權的看法，喊no的人群對他喊「no」；他說他是講給想聽的人 的，不想聽的人盡可走開不聽，喊no的人群對他喊「no」；他說「我們有兩個美國 ，一個富裕，一個貧窮，犯罪率很高，無家可歸者和失業者很多，」喊no的人群對 他喊「no」。喊no的人群並不考慮他們那個no與卡特的話連接在一起所形成的真實 意義是什麼，他們要喊的只是「no」，即他們要做的只是剝奪一個人在聯合國人權 大會上的說話權——一項公認的基本人權。而他們從世界各地聚到這裡來，卻是想 要回自己的人權，其中包括在他們自己國家的說話權，他們是世界上人權記錄最糟 糕的那些國家中的一部分NGO組織，這真是不幸。 蕭強說卡特是經歷過美國大選的總統，什麼陣勢沒有見過？應付這種場面只是小 菜。然而卡特沒有應付下來，他只講了大約十分鐘，終於講不下去而放棄了。也許 蕭強的話並不錯，卡特確有能力應付這樣的場面，他講不下去或許是因為對此的心 理準備不充分。卡特雖然不會期望他的演講有多麼熱烈的掌聲和喝彩，但他有資格 期望不受到如此對待。卡特是第一個把人權引入國際關係的美國總統，在外交中大 打人權牌。也許，世界人權大會在九三年夏季的音樂之都舉行，而不是九五年冬季 的什麼其他城市舉行，就有卡特當年的作用。然而，這位人權總統卻在人權大會上 被剝奪了人權，這真有一些悲劇的色彩。 有人說卡特並不是重視人權，而是把人權當成一個政治籌碼，在世界上為美國撈 利益。誰也不能說卡特搞的不是政治、不是維護美國利益，問題是每一個美國總統 全在搞政治，全在維護美國利益，全有很多政治籌碼可以選用，唯有卡特選中了人 權。從卡特以人權為條件發展國際關係，到今天全世界形成人權高潮，其間是有些 清晰的脈絡可以看到的。 對卡特的不公平，也有些NGO看到了，並就此發表了一些文章。這些文章全譴責了 喊「no」的非政府組織，但也譴責了大會籌備組，認為他們太糊塗，把卡特這樣一 位敏感人物請來是個錯誤。後一個譴責實在難以讓人贊同，因為這等於在說，在全 世界爭取人權的會議上，只要對某些組織是個敏感人物，他的人權就可剝奪，至少 同意剝奪參與權。換句話說，這一譴責意味了非政府組織反對政府剝奪人權，但非 政府組織可以在自己內部剝奪人權。該譴責的不是大會籌備組，始終只是那些喊「 no」的非政府組織。今後的大會籌備組需要作的，不是仔細挑揀出去敏感人物，而 是多請幾個來。因為喊「no」的非政府組織實實在在需要多經受一些鍛煉，以便牢 固地樹立起尊重那些他們反對的人的人權。 喊「no」的非政府組織也有個說法，他們反對的不是卡特這個人，他們對卡特個 人沒有惡感，而是借反卡特來反美國政府。這更難以讓人贊同。誰都知道，卡特只 是一位前總統，他和美國政府沒有多大關係，更不能代表美國政府。有人說卡特對 美國政府還是有影響的。這完全可能，民主政治這個概念就有個人可能影響政府的 內涵。但影響不等於代表政府，每一個美國人都有可能影響美國政府，能夠反對每 一個美國人到人權大會演講嗎？不要說影響政府的人，就是實際操縱政府的人，只 要他沒有代表政府的身份，他到非政府組織演講的權利就應該得到保護。比如操縱 著北京政府的鄧小平，他也同樣有到非政府組織人權大會演講的資格，因為誰也不 能說他代表政府。在這裡，需要確定的是身份，而不是帶有感情的認識。 然而，在對待達賴喇嘛時，我看到另一種帶有感情色彩的傾向。這回不僅是一部 分NGO組織，而幾乎包括了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部NGO組織，大概只有大陸的NGO組 織除外；而且，帶有這種感情色彩的還有許多政府和在世界上很有影響的人物。一 時之間，中國政府和大陸的NGO組織陷入了憤怒的譴責海洋，他們成了形影相吊的一 伙。這是由於中國政府和大陸的NGO組織的一系列行為而導致的，但是中國政府迫使 聯合國秘書長不允許達賴喇嘛來聯合國的NGO組織的會議上演講，肯定是產生這種憤 怒的主要原因之一。許多人權組織以各種方式採取了行動，向聯合國秘書長施加壓 力和影響。國際特赦這個最有聲譽和力量的人權組織說要以自己的名義請達賴喇嘛 來演講，十四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則以集體罷會的方式表示抗議和譴責。最終， 維也納政府以貴賓的身份邀請達賴喇嘛來了，並在聯合國大廈外面的NGO組織的大蓬 那裡發表了演講。大會的會刊以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文章和一副漫畫，畫的是高大 的滿臉笑容的達賴喇嘛吹著喇叭，率領著浩浩蕩蕩的只有他一半高的人群，勝利地 向聯合國進軍。 對待達賴喇嘛的態度，是我們組織不得不考慮和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因為新聞記 者和許多人權組織的代表總喜歡問我們。我們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堅決反對不 把情況瞭解清楚就按照一般NGO組織的認識表態。有一種說法，聯合國是國際上實力 較量的戰場，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接受了中國政府不准達賴喇嘛演講的要求，是因為 中國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且在聯合國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中起著舉足輕重的 作用。這個說法不能說服我。中國雖然在聯合國中有這種地位和作用，但並不是壓 服聯合國秘書長的充分說明，因為在聯合國中有比中國更有力量的國家，如美國、 歐洲的那些國家等等，在對待達賴喇嘛的態度上，顯然與中國相反，他們為什麼不 能壓服加利，使達賴喇嘛到聯合國發表演講呢？我比較相信這是由於中國政府抓住 了聯合國的規則，從而才能使加利下達不准達賴喇嘛到聯合國演講的指示。中國政 府雖然對它的人民無法無天，但是到了它需要法來保護的地方，卻最擅長摳著字眼 保護自己，這是我離開中國之後與中國政府打交道的最大感受。果然，聯合國的規 定中有一條，在聯合國的場所內不允許會員國的政治反對力量從事活動。達賴喇嘛 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宗教和政治領袖，因此中國政府要求不准他演講並非毫無道理。 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決定不像其他人權組織那樣無條件地支持達賴喇嘛到聯合國演 講，如果遇到問我們，我們只說作為一個關心世界人權的普通人，我們認為達賴喇 嘛有權到聯合國的人權大會上講講自己對人權的看法。 其實，我們對達賴喇嘛是很尊敬的。我們聽到過許多達賴喇嘛的故事，也曾經看 過他的書。對於在中國政府的追殺下流亡國外的政治領袖，對於幾十年來自己的民 族常遭迫害和殺戮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的理性、寬容、務實和人道精神，不僅給 人流下深刻印象，也使人深受感動。在中國的眾多問題中，西藏問題也是一個隨時 可能爆炸的活火山。我多次想過，如果由中共執政的中國政府夠聰明和負責地考慮 中國的未來，那麼，他們應該看到，與達賴喇嘛坐下來公平地理性地尋找解決他們 與藏族的矛盾的途徑，現在所剩的時間和機會都不多了，必須趕在達賴喇嘛還活著 和中國沒有出現民主之前。當然，解決的途徑絕不是中共「賞」達賴喇嘛一個副委 員長，或是副主席什麼的。認為給西藏流亡政府一些看上去還不錯的飯碗，這種中 共自以為的寬恕和優待，不僅解決不了中國政府和藏族之間的仇怨，這種荒唐所含 的輕視和污辱只會增加麻煩。中國政府應該認識到了，讓西藏人民自決是唯一公正 和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式，否則它將留下血腥的身影。國家並不重要，生活在這個國 家中的人民是否幸福和歡樂才是主要的。如果一個國家把幾個民族捆在一起只是痛 苦，那麼分開就是必要的和人道的，至少讓人家可以選擇是否分開或是願意維持一 種什麼樣的關係。我想，我的這種看法可能更接近達賴喇嘛而遠離中國政府。所以 ，我不贊成像其他NGO組織那樣無條件地支持達賴喇嘛到聯合國來演講，並非我不讚 成他的溫和思想和做法，而是另有考慮。 首先，許多NGO組織對卡特和達賴喇嘛的態度是雙重標準。他們反對現在只是老百 姓的卡特到非政府組織的會議上演講，卻不考慮聯合國的規定，一定要請流亡政府 的領袖達賴喇嘛到非政府組織的會議上來演講。這是我所不贊成的。其次，這種不 顧規定的支持和同情，或許正在助長著危險的傾向。西藏的流亡政府給自己畫了一 塊地域，除了現在的西藏外，還包括青海、四川、貴州、雲南、甘肅等很大的一片 土地。劉賓雁老師說，差不多是中國現有面積的四分之一。這也沒什麼，只要活在 這片土地上的人覺得幸福和歡樂就好。我甚至認為，中國災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 大一統，所以絕不認為維護現在中國的土地在一個政權下就叫愛國。但是，如果分 成幾個政權產生的是更大的痛苦，也不敢苟同。問題是畫了那麼一大片土地的計劃 中，並沒有一個叫人安心的可以得到幸福和歡樂的保障，而是恰恰相反。流亡政府 的人說，西藏國成立後，那片土地上其他民族的人的去留，由藏人決定。活在那片 土地上的其他民族的人並不比藏人少，何況在畫出的那片土地之外其他民族的人有 更多的同胞，怎麼才能實現西藏國的計劃呢？據說一位藏族女士說，發動一場全世 界對中國的戰爭，就像全世界對伊拉克薩達姆開戰一樣。我知道，在中國現在的專 制極權的統治下，這樣的話無異夢話，但是，如果出現民主，這種情緒的積蓄就會 導致另一個南斯拉夫，或許比南斯拉夫更糟糕。而民主是一定會出現的，在這種情 況下，民主是福還是禍呢？所以，為了出現民主那一天不出現災難，現在應該做的 不是積蓄而是消除這種情緒。達賴喇嘛本人是很理性很溫和的，他和他的人民當然 應該得到同情和幫助，然而同情和幫助如果變成了無條件的支持和鼓勵，理性和溫 和的達賴喇嘛可能不變初衷，但對許多藏人就會起危險情緒的積蓄作用。這對藏人 也好，漢人也好，中國其他少數民族也好，都會是災難。真正要給不幸的民族同情 和幫助，就應該給能夠促進成熟合理性的那類，這才是在中國專制極權統治下的各 民族所需要的，當然也是要自己管理自己的藏族所需要的。 八、返 航 坐長途火車或飛機，我總是昏昏沉沉的栽磕睡。有暈車病的妻子說：老天真不公 平，同是暈車病，偏你得的那麼舒服。到美國後，坐飛機的次數較多，這毛病癒發 大了，飛機尚未起動我已開始栽磕睡。然而，叫人奇怪的是，這次發現飛機出了問 題的第一個乘客卻是我。 當時，我正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看見空姐手腳麻利地往回收耳機。我下意識的看 一眼手錶，飛機離開維也納只有一個多小時。這不正常，我把想法告訴了郭羅基先 生。是嗎？郭先生漫不經心地問，他對還沒有用好飯空姐便來收東西雖不以為然， 但還沒有與收耳機聯想在一起看成要注意的信號。我向四周看看，人們全很平靜。 可是，郭先生突然叫了起來：飛機為什麼往回飛了？他用手指著飛機航行顯示屏， 拖著長長一條紅色的航行過的路線的飛機掉回了頭，接著屏面轉暗，一切全消失了 。 這時，飛機像一只受了傷的大鳥在極力掙扎，它高高地抬著頭，兩個翅膀左旋右 轉，費盡心機想升上去。但是，高昂的頭卻被不爭氣地往下墜的沉重屁股所累，機 艙內的傾斜度叫人不舒服。空姐還在過道間走來走去，腳步比平常急促許多，她們 象爬坡的人那樣上身前傾著鑽行，臉上有亮晶晶的汗還有從未見識過的沉重。有人 出了問題，四五個焦慮的空姐圍了上去，似乎在用什麼方法幫助清醒，後來我看清 了，受幫助的是本次航班中最漂亮的姑娘。我右後方的一個阿拉伯乘客開始祈禱， 他雙手合十，雙眼閉攏。我把目光轉向窗外，大地就在我們的下面，一切景物清晰 可辨，並象越來越大越來越真實。飛機顯然在下墜，當它意識到再下墜意味什麼的 時候，才被死亡逼嚇出一點升上去的能量。我對郭先生說，我們的運氣全看這架飛 機能否掙扎到機場，它看上去象滿賣力氣。 郭先生笑一笑說，還好，幸虧不是在大西洋上空。 我也笑一笑。但我並沒有捉摸清楚，假如趕不回機場，究竟是在海洋上空好還是 在陸地上空好。 我們那架賣力氣的飛機趕回了機場，它始終抬著頭，最後很長的一段路是貼著地 面，用喘著氣的憤怒抵擋著大地的誘惑。它全部輪子落穩並恢復有條不紊地沿跑道 衝刺時，那個祈禱的阿拉伯人用雙手摀住了自己的臉。 我們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希爾頓旅館免費住一夜，還有免費的晚餐和早餐。聯合國 秘書長加利來這個旅館，聽說了這次飛行事故，要慰問乘客中的幾名NGO成員。可是 ，同行的海地朋友找遍了他能想到的旅館各部分，沒有找到我和郭先生。其實，我 們正在經歷另一場冒險。 為了早些休息，我和郭先生放下隨身東西便去餐廳吃晚飯。我們在一樓找到了寬 敞的餐廳，郭先生把餐卷交給守候在門廳的侍者，第一個侍者臉上有一絲猶豫，第 二個侍者接過餐卷，立刻笑著熱情的說：請。我們被領到一張大餐桌就座，如此大 的餐桌只有兩把椅子，看來它限定只伺侯二人。伺者把一根花朵樣式的玻璃杯裡的 藍蠟燭點上，悠悠的火焰使幽雅的餐廳別有情味。一位鋼琴藝術家正在演奏，琴聲 若有若無。每一張餐桌都有寬闊的空間，後面的牆壁是巨大的書櫥，似乎不經意地 散放著好像剛剛翻閱過的精緻的但顯然年代久遠的書。這裡的侍者也不一般，他們 不是我經常見到的，他們手腳的嫻熟有序和動作的乾淨沉穩，我從前只是在書上看 到過他們。而且，侍者比餐客多。我心裡浮上了不安，航空公司有這麼慷慨大方嗎 ？更大的不安是，二個小時的就餐，幾十位同一航班的乘客，只有我們兩人在這裡 就餐。其他進出這裡的餐客，言行舉止和神態都在加深我的意識：他們才屬於這個 餐廳，我們闖進這裡會不會出洋相，電影裡可是有付不起帳單而被扒光了衣服的食 客。我甚至開始考慮荒唐的對策，捉摸進來時那個侍者的笑和慇勤是否可以告他個 欺騙。我為自己的想法笑了起來。 我們吃的不多，一道湯，一道魚，一點麵包和飯後甜食，還有咖啡。我問郭先生 ，走前是不是問一聲賬單，郭先生說別給自己找麻煩，我們已經給過餐捲了。但是 ，站立門廳的侍者笑容可掬地對我們說了不少好聽的祝願後，又不失時機地說，另 外還有點小手續。那是一張一千五百多先令的帳單。我們總算還可以付，我上樓取 了一趟錢，並要下帳單仔細保留起來。 我們已經沒有睡意，卻有了在維也納夜幕中散步街頭的情致，這是我在維也納一 周多時間唯一的一次。我和郭先生都不無得意地說，這一天真見識不少，先嘗試了 飛機可能失事的感覺，又享受了五星賓館頭頂服務的美妙，不論當時想了多少，能 夠坦然承受這種大起大落，花點錢買這見識也值得，只不知道回紐約前是否還有這 樣的刺激。 沒有了，除了有些晚點，飛機一帆風順抵達紐約上空。機輪平穩地碾上跑道時， 機艙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歡笑。 作者更正：上期《北京之春》刊登的「『中國人權』參加維也納人權大會散記」 的前一部分中，提到李保東說「中國人權」的代表是拿美國政府的錢來開會的。實 際上，這話是原中央黨校的徐英先生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