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放逐和擋駕政策 陳奎德 最近，獲多方消息知悉，北京當局已決定政策，並發出內部通知，要求對「持不 同政見者」「不要在出國問題上設置人為的障礙」，「甚至可以酌情勸其出國」。 同時，又擬定了一份據說有一百多人的名單，明令禁止這些異議分子回國。根據北 京最近的實際作為及所披露材料的用語，基本上可斷定這「一放一擋」的政策文件 是存在的。 這就給了我們分析北京當局心態的一個有趣話題。 一、中南海的如意算盤 事實上，放逐異議分子的政策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夕就由御用文人 何新向當局密奏了長篇建言，其基本內容和論據同上述中共內部通知並無二致。六 四事件後，除去當局已失去理智並肆意捕人的最初幾個月外，在之後兩年多的時間 裡其實都已經「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流放各類異己人士了。這份通知，無非是在追 認這項早已實施的政策，其基本內容本身是不足為奇的。 但是，北京當局以文件的形式把這項原本只做不說的政策凝固下來，並以論辯式 的作文方式用心良苦地證明該政策的「利大於弊」，這就給了我們一篇可供「欣賞 」的「奇文」，並進而一瞥中南海當政者內心那架一直在暗中撥弄的曲裡拐彎的小 算盤。 簡單概覽該通知所稱的這項政策「利大於弊」的理由，大體上是如下幾點： (一)異議人士留在大陸有影響力，危害很大，而在海外則影響甚微，甚至窮愁潦 倒。 (二)異議人士在國內的合法門爭，由於當局必須顧及國際影響，不能訴諸法律， 於是不得不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對他們進行監控。放逐到海外，可省去這筆人力物力 財力。 (三)部分異議人士已開始在大陸從事個體、私營工商業活動，其中不少暴富者， 將來再有風吹草動，就有可能利用經濟勢力組織政治反對力量，因此，「與其讓這 批人在國內發財，還不如放他們到國外去」。 (四)流放異議人士出國，可減輕國際社會對北京當局的壓力，爭取更大的外交生 存空間。同時，這種長期不間斷的放逐，總有一天會使西方承受不住。 小算盤撥得頗為精明。有些地方甚至也已經得手。應當客觀地說，北京當局為政 的智商是較過去有所長進了。不過，話說回來，雖然上述通知可視為中共工具理性 方面的一小步進展，但在總體上，它仍有諸多自相矛盾、短視無知和色厲內荏之處 ，特別是，它仍然掩飾不了共產黨政權特別是中共與生俱來的痞子心態和流氓腔調 ，值得我們一一道來，並從中透視這七十二歲的黨的變化與不變之點。 二、「放虎歸山」和「人道主義」 通知針對中共內部不同意此項政策，並指其為「放虎歸山」時辯解說，這些異議 分子「在國內的時候就不是什麼『虎』，只不過利用我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學術 自由的方針鑽了點空子罷了」。也許是執筆者想要表達其輕蔑對方這一立場的意願 過於強烈，竟然忘了他剛剛寫下的認為「異議分子」留在國內、在青年知識分子和 大學生中有「影響力」，會成為「中心人物」等等論斷。從這些自相矛盾，前言不 搭後語的行文，再對比北京當局對這些「不是虎」的異議分子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 力進行監控的實際行動，人們是不難窺探到中南海權貴那種虛弱內怯而又佯作強者 之態的微妙心理，而執筆者的極富幽默感之處在於他稱中共的方針為「學術自由」 ，如此具有創見的觀點也許是第一次出於中共的文件中。這恐怕再一次說明共產黨 確實是有一整套不同於普通人類的嶄新的詞語系統和語法系統的。 文件稱，當局「本著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原則，也已經陸續放出一批『六四』逃亡 分子的家屬」。本人雖非「逃亡分子」，但家屬也居然列為享受這種稱「革命人道 主義」待遇的名單之上，箇中內情，十分有趣。簡單說來，即是，中共主政者們的 「革命人道主義」感情閘門的開和關是有其精確的時間性的。以本人家屬為例。當 平常時候，她試圖依正常途徑來美「家庭團聚」時，那道「人道主義」閘門總不開 起啟。官方並派員到家強行取走了護照。然而，待到某個西方強國，向中共當局遞 上一份(包括本人家屬在內)要求團圓的幾位家屬名單後，不久，北京當局突然「革 命人道主義」感情大作。閘門大開，一路綠燈放行。令人「感激涕零」。無以言之 ，姑且命名為「中國式的不畏強權，獨立外交」吧，反正，「遞名單」和「放人」 是偶然碰巧發生的互不相關的兩件事件而已！ 三、蓄謀殺害民主精英的「民主精英」 「通知」大量描繪了它所稱的海外異議分子的艱難處境，幸災樂禍地預言海外民 運無前途，它並特別舉了一個「無國家接受，無處可棲身而最後「表示願意回中國 」而又被中共「斷然拒絕」的「民主精英」為例，以證言之不虛。然而人們一查， 不對了。原來，這位「民主精英」叫何念東，是一在美國揚言要槍殺幾位著名的民 主精英的原服務於中國情報部門的罪犯！這豈非滑天下之大稽。看來，在資訊提供 和宣傳方面，北京仍沒有一點長進，還是不及格。 庸毋諱言，海外異議人士的當前狀況，有些方面確實不如他們自身原有的預期。 但是，他們絕非是通知所說的非常潦倒「無處棲身的可憐蟲」。據筆者所知，他們 的平均生活狀況仍比過去中國大陸時好得多，尤其最重要的是，他們獲得了精神的 自由，這是無可比擬的。 至於流亡異議人士的未如預期的狀況，如果瞭解歷史，應當知道，目前的狀況其 實是正常的。本世紀以來，從孫中山及其同路人流亡海外，並致力於推動中國大陸 的變革算起，到東歐及蘇聯的異議分子先行者在西方流亡的經歷表明，流亡異議人 士往往有相當一段精神和生活的調適時期，有一段心靈的重新定位時期，這是常態 。 比較而言，當代中國的流亡者比孫中山們和蘇東流亡者們處境還要略好一些。而 且，其中的大部分人業已理解了，天安門事件之後一段短時期他們所獲得的鮮花和 歡呼是非常時期的現象，並不是常態。流亡者的常態從根本上說是與困境聯繫在一 起的。這裡有異國文化的不適，也有自我期許過高而導致的失落感，同時更根本的 是，他們的作用是依賴於中國國內狀況的變化的。事實上，在當年武昌起義暴發之 時，孫中山先生正在美國的一個城市打工，他是從美國的報紙上才知道武昌起義的 消息的，孫先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作用只是在這一變局之後才凸顯出來 。倘沒有這一變化，他仍須繼續在西方流亡，也仍在一定程度上患某種「流亡病」 。北京當局對當代中國流亡者的詛咒和嘲笑無非是滿清王朝當年對「叛國賊」和「 流寇孫文」的咒罵和嘲笑的翻版而已，古已有之的。 四、無賴行為的前景 說到底，北京當局的通知所傳達的基本信息是，為維護其統治權力，在必要的時 候，不惜使用「輸出難民」的越南式策略，以紓解和轉移國內困境，並給其他國家 製造嚴重的困難。通知中所謂「總有一天，海外承受不住」，就是這種痞子心態的 表露。一個國家的為政者，以這種流氓無賴的手段來維持自己的政權，已經是其窮 途末路的表現。當年鄧小平(對卡特)以大量流放難民為要挾來回應國際社會的批評 ，頗使中國權貴面有得色。不料它卻使這個政權的流氓本色，暴露無遺。 其實，無賴行為並非萬應靈藥。北京政權的得意恐怕還是太早了一點，它有兩點 根本的困難是無法擺脫的。 第一，揆諸越南和東德的前例，人們看到，越南並未把難民大量放逐到公海上就 解決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的困難，相反，卻使自己的國際形象愈加醜陋，並最終仍 不得不自食其果，接受其被流放到外的船民。而東德人民的「勝利大逃亡」，使東 德「大動脈出血」，而最終導致政權的垮台。北京的策略能超出這兩種結局嗎？ 第二，中共當下的如意算盤是，只要全部趕走了這些製造麻煩的「持不同政見者 」，他們在中國大陸上就將絕種，從而偌大一個國家變成世界史上從未有過的清一 色的「順民國」，則共產江山將千秋萬代永不變色。但是他們忘了最根本的一點， 即是中共政權這種極權體制，恰是製造異議分子的最大一台機器，只要這台大機器 還在運轉，它就將源源不斷地出產它的產品——異議人士，永不停歇。既如此，放 逐一些異議人士到海外又能管什麼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