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之爭 吳逸夫 一、民主改革運動的內爭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深化，由於中共政權的相對穩定，以所謂「新保守主義 」為旗幟而屬於體制內改革派和「新權威主義」的理論又重新崛起。新保守主義的 最新理論闡述，可以以《時報週刊》二月份六十、六十一兩期所連載的大陸上海學 者肖功秦先生的「走向新保守主義--中國大陸改革的反省和展望」一文為代表。而 海外民運理論界對新保守主義的批評，可以以《中國之春》去年七月號(110期)上胡 平先生的「評新保守主義」一文為代表。目前這場討論可說僅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 ，但雙方指責對方的措辭已到達頗為激烈的程度。如胡平先生認為在某些方面，「 『新保守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一脈相承」。而肖功秦先生則反諷對方 道，「假如這些先生中某些人一旦大權在握，我是不是會作為『對同類殘忍』的『 首惡分子』而被置於死地？」。雙方都指責對方表露出「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真理的 知識狂妄」。不過，如果我們透過表面的對立，可以看到雙方除了對「自以為掌握 了絕對真理的知識狂妄」的一致抨擊外，其他方面也不無相同之處。 關於新保守主義的討論，令人想起清末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和康有為、梁 啟超為代表的保皇黨人之間的爭論。但就政治運作的層面而言，實際上今天兩派的 差距比起當年的兩派要小得多。當年的革命派主張徹底推翻滿清，並且帶有推翻異 族統治的民族革命色彩，相應之下，保皇黨人就自然逃不過「甘當異族走狗」這一 頂帽子。今天的兩派沒有當年的民族感情糾紛，而且批評新保守主義的一方也基本 上並不主張以革命暴力推翻中共政府。 因此，肖功秦先生將對方稱為「激進主義」，似乎是張冠李戴。實際上他們同歷 史上的任何激進主義者比較起來，不知要溫和多少了。如胡平本人，發表過許多極 其精彩的批評暴力革命和激進主義的文章。去年《中國時報》十九、二十期李澤厚 先生的「和平進化，復興中華」，大概也可算新保守主義的一篇代表作，周義澄先 生與此商榷的「就『和平演變』與李澤厚商榷」一文也指出該文所批評的「激進主 義不斷革命論」其實在今日民運中基本上並不存在，真正提倡「激進主義不斷革命 論」的恰恰是中共。大體上可說，上述新保守主義代表作的主要偏失是對像不明。 撇開這些誤會來看，雙方除了對暴力革命和激進主義的一致否認外，對中國的現 狀和未來去向的看法，也都相當一致。如對於中國改革之前的現狀，肖功秦批判道 ，「可以說，這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最遠離多元化的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那種 社會類型......社會動力機制和微觀活力的極度缺乏，官僚主義、經濟效率的低下 ，以及意識形態的異化導致的文革災難和文化專制主義等等」。而對於中國的未來 ，雙方似乎也並無明顯的不同，都認為中國最終應走向多元化的民主體制。所以， 這對立的雙方更確切的標籤，也許是「體制內改革派」和「體制外改革派」。 當然，所謂「體制」，有兩層涵義，一是指意識形態體制，二是指權力結構體制 。因此，相應地，所謂「體制內」也有兩層涵義，一是指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制 內搞改革，即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中某些關於民主的論述，如異化論等中，發掘改革 的資源；二是僅指現實地利用現有的權力機制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新保守主義基 本上屬於後一種「體制內」改革派。因此，就意識形態的層面來說，這激烈爭論的 雙方其實都是「體制外」改革派。雙方都是認同民主政治這一大方向的，不同之處 主要在於對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道路的認同。由於對新保守主義的批評大多是基 於「自由主義」的立場，因此，不妨把這場爭論稱為「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 」之爭。 誠如胡平先生指出的，現在國內提出的「新保守主義」，同政治學通常意義作為 古典自由主義近義詞的「保守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更確切地說，今日「新保守主 義」，實際上就是並非新鮮的「新權威主義」。但為方便起見，不妨在本文中稱之 為「新保守主義」。 二、不可僅以一時成敗論是非 新保守主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目前很難確切預料的其他一些變數，主要 是中國今後的政治走向和中共今後的政策演變。說得明確一點，如果中共將來真有 可能在經濟改革的基礎上進行政治的民主改革，則新保守主義的某些觀點就「幸而 言中」。 其實豈止今天的新保守主義，許許多多政見，現實中的和歷史上的，其正確性都 有賴於其他方面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的發展。人們常說要「歷史地」看問題，其實， 我們又何嘗不需要「未來地」看問題。中共在一筆勾消自己的歷史錯誤和罪行時愛 用「一切向前看」這個口號，這當然是極其不負責任乃至有點耍賴的性質。但可悲 的是，人們對歷史事件的評價，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向前看」的。 根據中共的官方理論，清末的改良派是反動派。如果擺脫中共官方意識的說教來 看，將當年的保皇黨一概看做反動派是很成問題的。有關的史學討論不少，我們不 必在此重複，這裡僅舉梁啟超一例就可以說明問題。梁為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大思想 家，他當年的保皇主張，實在很有不少深刻之處。後來的歷史也證明，他始終是個 跟得上時代潮流的人。 雖然後來的辛亥革命可以作為保皇派錯誤的證明，但辛亥革命後近百年的動亂不 僅可說證明了「革命尚未成功」，而且還證實了梁啟超關於推翻帝制中國會陷入百 年大亂的預言。當然，如果不是日本侵華，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也可能會成功，則 梁啟超「不幸而中」的預言就未必能得到充分的證實。 由此可見，許多政治路線的價值，取決於當時難以精確把握的後來歷史的發展， 而且後來的歷史發展又可作不同的解釋，這裡面充滿太多的「如果」和「但是」。 唐高祖李淵如果不是有個出色的兒子太宗李世民將乃父為借用外族雇庸兵而割讓出 的疆土變本加利地收復回來，他的歷史命運大概會和遺臭萬年的「兒皇帝」石敬塘 差不多。滿清如果不能統一中國，許多投降滿清的明末官僚，如幫助清軍攻克台灣 、「於統一大業有功」的施琅耶等就難逃一頂遺臭萬年的賣國帽子。蔣介石如果不 是有個好兒子蔣經國適時地把握了台灣的政治轉型，今天的聲譽可能低得多。 如果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路線能堅持下去，如果毛澤東在五六年去世，如果沒 有後來的反右、大躍進和文化革命，一九四九年的中共接管大陸，本身還不能說是 中國人民的大浩劫。如果不是鄧小平的改革，中共統治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將和希 特勒的法西斯黨基本相似。可如果希特勒當年不開闢西線戰場，在全力解決東歐和 同為專制魔頭的斯大林後穩住陣腳適可而止，並且他或他的接班人後來也搞民主改 革了，那現在又是怎麼回事？ 這些「如果」「但是」，說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價，極大地依賴於未來 的歷史發展和觀念發展這些變數。「後之觀今，當如今之觀古」，從上述角度看新 保守主義體制內改良派和體制外改革派，可以說兩種路線都有被歷史證實為正確的 可能性，當然也都有失敗的可能性。主要變數是中共的演變和人們的價值標準。 胡平先生批評新保守主義的民主承諾是沒有中共簽字的空頭支票。但其實是否一 廂情願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如果我們相信「形勢比人強」，相信市場經濟的力 量和自由、人權的歷史潮流強大到足夠迫使中共最終會被迫進行民主改革，則我們 在這方面對新保守主義似不必求全責備。那麼，雙方的爭論點就縮小到「強化中共 的權威對於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是否有利」的問題上。但所謂「權威」也是多方面 的，那麼，問題又可以進一步具體化為「強化那些方面的權威和弱化那些方面的權 威才對經濟改革最為有利」。這樣地不斷把問題具體化，將「主義」具體為「問題 」，也許可使雙方的立場逐漸接近。 三、蔣介石要抗戰了，我們怎麼辦？ 自從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的民主運動就宣判了中共政治上的死刑，別無選擇地采 取了和中共劃清界線，進行徹底決裂的立場。可是，形勢的發展，使我們不得不承 認當時的許多估計，如「中共政權面臨空前危機，三年內會崩潰」等等預言，是盲 目樂觀的。現在面臨著中共的市場導向經濟改革，民運力量確有對自己重新定位的 必要。但是要重新認同這個犯過六四屠殺罪行的中共政權而採取同其比較合作的態 度，確實是感情和道義上都有難以跨越的障礙。 六四情結，不僅是當前民運重新定位的最大障礙，而且也是民運內部一個隱藏的 分裂因素。誠如胡平先生所在「評新保守主義」一文中所說：「一大批前『新權威 主義者』，之所以在八九民運中成為中共強硬派的鎮壓對象，主要不是他們如何積 極地支持民運(事實上，他們之中的不少人對那場民運的態度是有若干保留的)，而 是因為他們不能贊同六四屠殺。另一批『新權威主義者』也即今日之『新保守主義 者』與他們昔日盟友的區別在於，這些人具有真正冷酷無情的鐵石心腸。而在這種 鐵石心腸背後，照例又是那種自以為掌握了唯一正確的社會發展規律的極度狂妄」 ；「我們同新保守主義的根本分歧是承認不承認政治迫害的合法性。」聽說此次民 聯、民陣合併大會期間，對於民運人士回國的動議，馬上被某些人「共產黨不給六 四平反，我們就不回去」的嚷聲駁了回去。 當前中國民運的決策，同當年高唱「抗日救國」的中共面臨著蔣介石決意抗戰的 局面頗為相似。自從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國民黨的反共清黨大屠殺之後，中共和蔣 氏政權就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把蔣介石定性為萬劫不復的「人民公敵」。當然， 國民黨二七年的反共清黨，不管起因如何，但「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那 樣殺之過度大概總是說不過去的，是歷史的欠債。但到了一九三七年，蔣介石決意 抗戰。中共面臨著抗日圖存的歷史關頭，加之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及現實策 略的考慮等等，也只好不咎既往，「擁護」抗日的「蔣委員長」了。當年高唱「凡 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一語錄的紅衛 兵小將，如果知道這一階級立場分明的語錄竟是為了說明「日本人反對蔣委員長， 我們就要擁護蔣委員長」這一「投降主義」政策的，不知會作何想！ 現在共產黨自己在搞和平演變了，好比當年蔣介石要抗戰了，民運力量怎麼樣？ ？看來也有給自己重新定位的必要，而不必讓六四事件來束縛自己的手腳和妨礙策 略的及時調整。 其實，蔣介石參與的重大歷史悲劇，除四一二屠殺，還有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 八血案。二二八慘案，近年來已經取得起碼的共識。如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台灣 朝野舉行各項紀念活動：國民黨中央政府主持興建的「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破土 ；民間發起的「疼台灣、重建、再生」大遊行和平進行；高雄市的「二二八和平紀 念碑」落成；高雄縣的「二二八和平公園」啟用；蔣家第三代章孝慈在東吳大學主 持「二二八追思會」。與此相反，一九二七年的反共清黨，至今當事人雙方（中共 和國民黨）沒有任何共識。而且由於共產黨自己後來不爭氣，這個案恐怕將來只能 不了了之了（台灣如果成為一國兩制中有自主權的一方，則大陸的歷史教科書是不 便譴責四一二屠殺的，中共政府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和度量。好在當事人第一代都成 為歷史人物後，後代在這個問題上就容易想得通得多）。二二八血案的平反過程， 是否可以啟發我們：這類歷史悲劇的平反，應該是民主改革的自然結果，而不是民 主改革的前提和啟動因素。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運人士人堅持共產黨先給六四平反作為其他的前提，從感情 和道義上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卻未必理智。這有點小孩子耍脾氣的味道。可惜共產 黨不是軟心腸的母親，要下令六四開槍的人為六四平反，顯然是絕對不可能的。從 歷史上看，所有這類重大的歷史悲劇，受害者的平反，總要等到鎮壓者當事人的退 出歷史舞台才有可能，如蘇聯三十年代肅反的冤獄的平反，是在斯大林死後。滿清 入主中原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到了康熙皇帝時才下詔為死難者立祠堂。讓不可 實現之事限制自己的手腳，那不是理智的政治家所為。 「以古度今」，則我們邏輯上也不能一口咬定六四之後，中共就失去了改革自新 、將功贖罪的任何機會。 當然，當年的共產黨「擁護蔣委員長」的條件，除抗日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承 認共產黨的合法性。今日共產黨至今為止仍是堅決否認民運組織的合法性的，民運 組織當然也不必「擁護共產黨」的。但是，在某些方面採取比較合作、緩和的態度 是可以考慮的。 從民運的現實策略出發，只要共產黨不抓你，甚至只要不殺你，部分民運人士就 可以作回國動議。回去以後暫時不搞民運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有民運人士公開回 去這個行動本身，對於使中國的政治鬥爭開始從殘酷、黑暗走向溫和、理智的禮爭 （fair play）這一過程，既是一個標誌，又是一個推動。戰國時期的齊桓公，落難 流亡時手下一駕車人卷財棄他而去，待到齊桓公回國登位，這個駕車人竟厚著臉皮 來見他，說「你不是表示過對曾經背棄你的人不咎既往嗎？如果你連我這樣有負於 你的人都不懲罰，不就可以向國人證明你許諾的誠意了嗎？」這個駕車人的「以身 驗法」的勇氣，是對齊桓公誠意的考驗，為齊國的政治和解和寬鬆局面作出了貢獻 。 實際上，近來已有相當數量的前民運人士回國，以探親、「看看」的名義，或以 真真假假的投資公司名義。應該說，這種動向，對於中國的政治生活的進步是有著 促進作用的。 至於某些民運人士要求回國受阻、被拒，那正好又是批判共產黨的許諾不徹底的 好材料，此時民運方面至少在道義上又贏得了一分。總之，對於中共不管是真心的 還是口頭上的態度改變，我們都應該原則上表示肯定。至於這種轉變的不徹底，當 然應該作具體的批判。 四、堅持「甘為少數」的理想主義 本文沒有對新保守主義及其對立面的是非作多少具體剖析，這一方面是如上所述 ，雙方的是非有待歷史發展的證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這雙方實在是中 國當代民主運動中相反相成的兩個組成部分，缺一不可，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 價值。 雖然體制外改革派不等於就是理想主義，而新保守主義也不等於就是現實主義， 但大致來說，前者具有更多的民主理想主義色彩，而後者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色彩 。因而對於這兩者的是非，可以拿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對比來比較。 今後中國的民主化，最大的可能是共產黨通過自身的和平演變而實現。這不僅是 中國目前的政治現實所決定的，其實也是大部分民運人士，包括自由主義者的願望 。因此，新保守主義被歷史證實的現實可能是極大的。但是這種和平演變的推進， 同理想主義民主運動所施加的持久的壓力是分不開的。這方面，體制外改革派的民 運好比是一杯罰酒，而體制內改革派的新保守主義好比是一杯敬酒。如果沒有一杯 罰酒放在那裡，共產黨是不會端起那杯敬酒喝的。不能把肚子的吃飽歸功於最後一 個饅頭，同樣地，也不能把最終的選擇敬酒完全歸功於敬酒本身的味道較為可口這 一點。須知社會發展的最終方向取決於各個方向的分力的共同作用，切不要忘記那 些隱藏之力的潛在作用。民主理念和專制主義是兩大力量，它們的折衷合力，本來 就正好大致上等於新保守主義的方向，因此新保守主義很可能「幸而言中」。 換言之，體制外改革派給共產黨造成四面楚歌的壓力，而新保守主義也給共產黨 專制最終退出歷史舞台提供了一條比較體面的退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共產黨當 然是會選擇體面的「善終」退路的，因而表面的得分很可能是新保守主義的。也就 是說，體制外改革派很可能被排除於中國大陸改革大潮的表面主流之外，但是，不 可否認體制外改革派實際上是一股有力影響著表面大潮的潛流暗潮。在歷史的大河 中，人們往往注意到那些表面的浪花，而忘記了那暗藏的底層潛流。 甘於接受這種表面的失敗和現實生活中的冷落，這正是民主理想主義的可貴之處 和價值所在。採取新保守主義或許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同魔鬼打 交道，誰同魔鬼打交道」的道德上的自我犧牲感。但反過來，「我不坐冷板凳，誰 坐冷板凳」的現實利益的犧牲，不也是很光榮的嗎？ 人們常說「保護少數」是多元民主的前提。其實，「保護少數」，正如「贏者大 度」所言，還不難做到，難的是「甘為少數」，甘當為勝利者作襯托的失敗者。所 以「甘為少數」實在是多元民主賴以實現的最後一項必要條件。數千年中國政治文 化的缺乏多元性，其原因除了封建大一統等制度上的原因之外，根本的一條就是知 識分子的缺乏獨立性，而這種缺乏獨立性主要正是表現為害怕成為少數和對多數的 趨附，「見勝狀則紛紛聚集，察敗兆則四處逃散」。如果人人想站在多數的一邊， 人人害怕成為少數，中國就只能聽到一個聲音，多元民主就永遠是一句空話。 人們又常常把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等同起來。其實，只有「強爭多數」的理想主 義才是激進主義，而「甘為少數」的理想主義仍不失為民主主義。在舊夢破滅和多 數人痛感「夢醒後無路可走」的世紀之末，人類不可放棄理想主義，然而那是「甘 為少數」的民主理想主義！ 因此，即使新保守主義得天時、地利而有現實成功的可能，自由主義者也沒有必 要放棄自己的理念追求，而應該堅持演好自己的少數派角色。至今為止，從結構平 衡的角度看，中國的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者不是太多，而是仍然太少，尤其在天時 、地利均對其不利的新的歷史條件下。而願意選擇體制內改革這條比較安全的路的 人，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缺少的，這是我們永遠不用擔心的。 五、效率和公正 很可能地，由中共自己搞和平演變，比起在中共轟然瓦解的基礎上建立民主體制 ，可以避免太大的社會動盪，代價會小一點，近期的效果會好一些。比如導致「三 年自然災害」的政策錯誤，如果當年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從情義上說是完全正義 而無可指責的（三千萬人餓死而不反抗，所表現出的勇氣喪失，倒是道德的恥辱） ，但由此引起的社會動盪可能至今還平靜不了，甚至可能今天還在打得天昏地暗。 這個錯誤後來由中共自己糾正過來了，三年「調整」，社會就緩轉過來了，效果是 理想的。這樣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包括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最終也 是由中共自己糾正的。因此中共可以驕傲地說，「我們偉大的黨是能夠自己糾正錯 誤的黨。要糾正這樣的錯誤，也只能通過黨的領導才能做到」。似乎這倒又成了共 產黨偉大和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的又一證明。 然而，「能夠」自己糾正錯誤是一會事，而「只能」依靠自己糾正又是另一會事 ，絕對禁止他人幫助自己糾正錯誤更是另一會事。不錯，共產黨「能夠」自己覺悟 而糾正錯誤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共產黨「只能」依靠自己的覺悟來糾正錯誤，失 去了接受別人批評幫助的能力，或根本容不下別人給她指出錯誤，甚至每當別人給 她指出錯誤時就給別人一頂「反黨、反革命」的帽子而置於死地，那實在是共產黨 的巨大悲劇。 從根本上說，如果錯誤只能由當權者自己糾正，久而久之，有權就有一切（包括 作好事的可能）的「權力拜物教」就會深入人心，一個權欲橫行，理智不彰的社會 ，無論如何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六、高舉言論自由的旗幟 前面說過，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分歧可以具體化為「強化那些方面的權威和 弱化那些方面的權威才對經濟改革最為有利？」這方面，自由主義者認為開放言論 自由至少不會妨礙經濟改革，而新保守主義者這方面沒有明確表態。 新保守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強調在經濟改革的基礎上「水到渠成」進行政治改革 的可能性和好處，而避免提供一個具體的政治改革時間表。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確 實對中共的改革計劃作不了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這樣才能避免和中共官方發 生直接的衝突。可問題就在這裡，如果沒有具體改革步驟的設想，侈談遙遠的可能 性有多大的意義呢？早晚會發生的事情，時間早晚卻可以相差幾十年或一兩代的人 。沒有糾正不了的錯誤，天假以時日，誰能絕對否認希特勒的國家社會社會黨不會 有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的一天呢？ 肖功秦先生在文中聲稱：經濟改革之後的「後全控社會條件下，經濟社會生活的 多元化，利益主體的異質化，以及社會成員對社會稀缺資源獲取方式和途徑的多樣 化，分散了人們對政治問題的聚焦點，人們對抽像的政治和道德理念的關注已經逐 步轉變為對更具體實在的切身經濟利益的關注。從高度政治化向政治淡漠心態的轉 變已成為中國市民心態變化的一個基本趨向。這種政治文化變遷，也相對減少了全 民政治參與爆炸的可能性，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較大的活動和迂迴餘地。」此話甚 是，具體地和現實地看，根據各方面的報導、調查，當前中國大陸民眾的政治淡漠 業已基本形成。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開放更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該是可行的 吧！ 肖功秦先生在談到這場爭論時說，某些誤會，「與缺乏學術上的理解和溝通有關 」。那麼，很明顯，阻礙雙方溝通的最大阻力來自中共的意識形態專制，例如新聞 封閉使國內學者極難看到海外的民運刊物等等。 儘管由於溝通不夠使這場討論不盡人意，但它總體上仍然是極富啟發的，許多方 面也是相當深刻的。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凡此種種爆發出思想火花的，真正的 學術爭鳴中，參與的雙方都不可能是中共官方認可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說，中共 的馬克思主義在現代生活中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學術地位了。這是非常有趣的：一方 面，中共為了在民運中製造思想混亂，替自己的專制辯護，總會「樂觀其斗」地間 接地鼓勵新保守主義出來；另一方面，這樣的辯論越是深入，就越凸現出中共官方 馬克思主義的蒼白無力和被冷落，並且也越加普及了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換言之 ，言論自由在任何情況下對共產黨專制總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歡迎這樣的討論，盡 管可能在民運中造成一時的思想混亂。 由共產黨自己搞和平演變，某種角度上可說是不得已的現實，但沒有必要將它加 以理想化。現實政治中我們可以有妥協、通融，但是理論和理念上我們決不能妥協 ，道理還是要有講清楚的場所。公正的原則可能一時落實不了，但我們永遠不能放 棄公正的呼聲，否則公正將永遠實現不了。我們可以暫時讓共產黨壟斷和平演變的 權力，但是堅持不懈地指出這種壟斷是不公正的和長期看來是危險的。這就是說， 我們必須堅持「言論自由」原則。事實上，在現階段，所謂「爭取言論自由」，主 要也就是指「爭取批判共產黨的自由」，因為對於共產黨專制無害的言論，本來就 無須乎去爭取就已經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