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的思考 (北京) 張 頡 一九八九年有兩項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一件是春夏之交的中國民主運動及其被血 腥鎮壓；一件是入秋以後東歐社會制度的巨大變革。自那以來，隨著蘇聯明確而堅 定地走向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中國的現代化前途和現代化道路問題就成了十分突 出、全球關注的問題。圍繞這一熱點，世界各地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寫文章；台灣和 港、澳的中國人在寫文章；旅居國外的中國學者和學子在寫文章。勿庸諱言，中國 大陸上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獨立思考頭腦的人，也在認真審慎地思索、探討這一課題 。可以說，中國的命運將最終取絕於大陸上的民眾，首先是知識分子、城市居民能 否形成清醒、合理的共識，並卓有成效地付諸實施。 前途問題也就是目標設置問題，途徑問題也就是方法步驟問題。六·四屠殺使知 識分子對一黨專政的幻想徹底破滅，因而對中國應當走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 化、文化現代化」的總目標達成了空前的認同，當然還要做大量的理論工作和進行 不懈的啟蒙教育。而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歧見和論爭將主要集中在如何實現這 一前途上。相當一部分大陸知識分子，已經在以下幾個地方重新著手研究： 一、世界文明演化史所給予的啟示 二、世界現代化進程與中國之路 三、中國文明史、近現代史與中國之路 四、台灣模式之啟示 五、東歐、蘇聯巨變的經驗教訓 六、馬克思主義的迷誤 七、中國國情調研 在國內進行該項研究，其艱巨性、風險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又是責無旁貸的。 我們相信，為了中華民族的福祉和尊嚴，我們一定能夠使全國人民認同我們的目標 ，一定能夠找到一條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代價較小、收益較大的道路。本文將對我們 的一些初步心得作粗線條勾勒，以聞達、求教於有識之人。 一、明燈心理與兩難困境 本世紀六十年代，處在與西方隔離、對立狀態中的中國，又和以蘇聯為首的「社 會主義大家庭」發生了嚴重衝突。由於當時的北朝鮮、北越傾向於蘇聯，而南斯拉 夫早就是「修正主義急先鋒」，於是整個地球上，就剩下了碩果僅存的兩盞「社會 主義明燈」，一盞是毛澤東的中國，一盞是霍查的阿爾巴尼亞。它們代表了世界文 明的希望，維繫著世界革命的前途。 無獨有偶。九十年代的中國，又一次自別於世界主流文明。李鵬等人雖然表面上 不得尊重東歐和蘇聯人民的莊嚴選擇，私下裡確痛斥蘇東巨變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 陰謀的得逞，指陳戈爾巴喬夫比赫魯曉夫更「叛徒」。由於昔日明燈——阿爾巴尼 亞已改弦易轍，於是整個地球上，剩下了三嶄明燈，一盞是鄧小平、陳雲等政治寡 頭的中國，一盞是卡斯特羅的古巴，一盞是金日成的北朝鮮，這三個國家堅持實行 「最先進最優越最民主」的社會制度，「代表了人類的未來和世界的希望」。而由 於十年改革開放成就，三盞之中，中國這盞明燈又最為奪目。 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統治者的這種明燈心理，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十八世紀前後清 朝統治者的泱泱大國心態。兩者都是錯誤地將落後的、處於衰敗之中的文明認作「 先進的」，是彌作珍貴又能歷行久遠的。而將更富生命力，更優越的文明當做不可 取的「蠻夷之術」，甚至繼續可笑地認定其已經「氣息奄奄，日薄西山」了。中國 統治者的這種昏饋愚昧，使他們根本把握不了世界大勢；也無法看清十年改革開放 的真正意義；並使自己陷於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使中國又一次失去推進現代化的 有利時機。 由於不能把握世界大勢，李鵬等人對八九年的東歐巨變驚訝不已。很能反映他們 的呆滯和虛幻心理的，是兩件富有戲劇色彩的插曲。一是中國新聞媒介著力介紹東 德社會主義成就時，德國人民推倒了柏林牆，義無反顧地統一在更優越的制度之下 。二是當中國官方鮮明地支持齊奧塞斯庫作最後掙扎時，羅馬尼亞人民果斷處決了 這個千夫所指的獨裁者。為了掩飾內心惶惑，李鵬等人還斷言說「誰也沒有預見到 」東歐巨變。然而，早在八八年十二月，中國學者就已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嘗 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的兩大遺產(另一大遺產是西方中心論的破產)，而布熱津斯 基在《大失敗》一書中所描述的東歐變革態勢，更是令人信服地與實際走向相契合 。此外，中國的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非共產黨員何新，也公開撰文，聲稱其早在 八九年五月就預見到了東歐巨變。 十年改革開放成就，現在成了統治者明燈心理的重要支柱。然而，進一步的沉思 告訴我們，已有的成就與其說證明了社會主義的生命力，不如說證明了社會主義向 資本主義趨變所引發的生命力。經濟特區在哪裡？廣東「四小虎」為什麼會崛起？ 關鍵在於允許他們更多更快地向資本主義傾斜，與資本主義大市場聯姻。 中國改革開放所具有的本質上的親資本主義特徵，會被頑固保守的統治者本能地 感受到，儘管他們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於是，一方面，為了挽救崩潰的統治經濟 ，他們只能搞改革開放；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又開啟民智，激發奔向市場經濟的潮 流，於是又得治理整頓。中國統治者早就處於兩難境地之中。八九年之後到現在就 更難了。真所謂進亦難，退亦難。進，就是深化改革。而任何帶實質性的深化改革 措施，都不可避免會觸及所有制改革這個核心問題。別的不說，即便是稍稍認真實 施「破產法」，就會使人們突入禁區，面對這個敏感問題。而那些初看起來離核心 相當遠的外圍問題，如所謂「質量品種效益年」，清理三角債，處理產品大量積壓 等，也會引導人們深沉地反思，促使人們去瞭解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至於海南實 施的特殊政策，無疑會讓老百姓真正看到、摸到、甚至親自體驗到市場經濟的運作 機制，從而使他們象深圳人、溫洲人那樣，痛痛快快投市場經濟的票。在我們看來 ，李鵬的「深化改革」基本上停留在口頭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退，就是退回到 統治經濟的老路上去。這也甚難，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氣概；再者，號令既出， 會有幾人聽？於是又不敢退。中國統治者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並因此嚴重 阻滯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真理本來是簡單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與敢於擺脫沉重歷 史包袱，走出巨大歷史陰影的東歐、蘇聯前統治者相比，死死堅持不善捉鼠的社會 制度的鄧小平、卡斯特羅、金日成，的確顯得渺小和令人可笑。 二、摘下公有制的光環 摘下公有制的光環，讓人民真正看清其既無效率又無公平的本質，這在東歐是已 經完成的任務，在蘇聯是接近完成的任務，在中國則是有待完成的一項重要任務。 事實勝於雄辯。使公有制名譽掃地的正是其七十多年的實踐。我們完全能夠用擺 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摘除其頭上的花環。 一是其他社會制度的弊端，它幾乎無一倖免；而它的社會福利措施，其他制度也 完全可以實施。例如，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絲毫不因公有制的旗號而得以減輕。 二是在它的經濟成就背後，是極為高昂的人本代價和驚人的資源消耗。 三是公有制剝削盛行，按權分配。 本文僅針對第三條略加論述。因為加在公有制身上最為眩目的光環是所謂消除了 「剝削」，實行「按勞分配」。這一點在公有制實施之初，的確是頗為感人的。我 們可以看到，在當時的工人、農民、官員、軍人中，存在大量熱情高漲、刻意奉獻 的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犯傻」的人呈指數型衰減，其中一個重要原 因是，他們從親身經歷中發現了社會中大腹便便，腦滿肥腸的「剝削者」——制度 內無法根除且越來越多的以權謀私者，按明文規定和約定俗成享受種種特權者，通 過後台或關係安排進高檔單位的冗員，掛名開支又無須到職幹活的人，通過行賄等 手段崛起的暴發戶……總之，是這樣一大群人，寄生於「主人」身上，其主要成分 是「公僕」及其血緣、非血緣關係網。 與之相匹配，公有制社會事實上實行的並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權分配。首先， 按官本位原則制定的工資制度，下層芸芸眾生大體上吃平均主義大鍋飯，上層則是 官愈大，錢愈多。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少數人在「社會 集團購買力」的名義下及種種巧立名目下，又獲得了相當可觀的份額。 公有制似乎取消了生產資料所有權上的不平等，但是，享有生產資料支配權，使 用權的人，照樣可以無償佔有別人的勞動果實。從總體上來說，他們遠不如市場經 濟下的實業家那樣深謀遠慮，雄心勃勃，銳意進取，而他們在生活的闊綽和腐化上 則完全可與資本家中的不肖成員相媲美，而又無須承擔後者所必須承擔的那樣大的 責任和風險。 在中國大地上，敲響公有制的喪鐘那一天已經為期不遠了。 三、市場機制是不可替代的機制 批判馬克思，指出其「科學社會主義」的空想性，是促成中國擺脫並拋棄舊意識 形態、實現歷史性轉變的題中應有之義。 現在已經可以看清，以計劃經濟來代替高度成熟的市場經濟，從而使社會進入更 為合理、更為繁榮的新階段，不過是十足的空想。 眾所周知，在現代混合經濟制度下的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超複雜的俱系統，而 市場在其中起著神奇的整合、組織、推動經濟活動的作用。如果取消市場(按馬克思 的原理，包括取消貨幣)，以中央計劃來統治該系統的運行，將首先碰到一個如何及 時採集真實經濟信息的問題。困難主要還不在於採集手段是否先進，是否高效，而 在於沒有一種內在機制，保證利益不獨立的企業或企業集團提供真實的信息。要求 他們「對黨忠誠」，「為人正派」，遠不足以他們在上報數字上不摻水分。於是， 中央計劃委員會只能將失真的信息作為原始依據，其次，是否能找到基本上模擬了 巨系統運行的數學模型，以及是否會有相應的處理手段，也是頗有疑問的，甚至在 原則上是不可能的。最後即使我們闖過了數學模型這一關，也同樣沒有一種內在的 機制，能防止計劃人員從若干可能數學模型中，或從同一模型得出的若干可能方案 中，選擇最不合理、最不可取的一種。 歷史事實表明，即便在經濟生活相對簡單得多的落後國家中搞計劃經濟，除了計 劃之外，還不得不允許大量公開的、變相的「計劃外」作補充。同時，計劃人員或 頭腦發熱，或眼高手低，或因利益、人情使計劃「傾斜」、「扭曲」，以致造成「 有計劃的盲目生產」，從而出現週期性的過火—調整—過火的經濟危機，乃是無法 否認的基本事實。 完全可以設想，如果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複雜奇妙、變化萬千的動態經濟系統大 簡為一個工廠，或大簡為郵政系統，因而取締市場，搞馬克思的計劃經濟的話，帶 來的不是烏托邦的「產品極大豐富」，而是一場真正的浩劫。 當然，從理論上考察，尚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即在人類可獲得的能源、資源日 益枯竭以致於經濟只能零增長或負增長的情況下，或許可考慮實行計劃經濟。換句 話說，它只適用於類似戰時經濟那樣極為簡單、並愈益簡單化的經濟活動中，計劃 經濟如果被強加在日趨繁複、豐富多采的增長經濟活動中，其負面作用將使經濟陷 於困境。 綜上所述，只要人類有辦法找到維持經濟增長所必需的能源，同時又有能力搞好 環境保護，市場機制將是人類經濟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絕妙機制，因此，「現實社會 主義」是即將被人類完全拋棄的東西，「科學社會主義」則是人類永不與之有緣的 東西。 四、新生產力的代表 本節採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討論後工業社會生產力的代表，進一步指出「科學 社會主義」的空想性。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作為新生產力代表的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是 在前一社會階段中孕育出來的。就是說，奴隸主階級產生於原始社會，地主階級產 生於奴隸社會，資產階級產生於封建社會。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階 段以後，新的生產力代表將不再向先前的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那樣另 行崛起，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統統送入歷史的博物館，並開創人類社會的另一新 階段。馬克思認定，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產業工人) ，由它來埋葬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再逐步走向無國家、無專政的共產主 義社會。 現在看來，馬克思的論斷很成問題。提出這一質疑，主要並不基於邏輯的推演， 而是基於兩大歷史事實，一是發達國家中的產業工人，無論從量上和質上都與馬克 思的斷言大相逕庭，根本不堪承受新生產力代表的重負。二是科技進步在推動發達 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上已起決定性的作用。在我們看來，這似乎預示著一種新 的生產力——以高科技投入為主來實現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生活質量，將取代工業 文明生產力——以資本品投入為主來實現經濟增長。明乎此，則新生產力代表應當 是新型知識分子與新型企業家共同體。它將繼續奉行變無產階級為中產階級的基本 方針，實行以社會競爭和合作來取代社會對抗的大政方略，推動社會朝著既有效率 又有公平的較完美的方向發展。 由此可知，伴隨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的等級，有小工業家、小商人、 手工業者、農民、而伴隨工業向後工業演化而日趨消亡的階級則是無產階級。知識 分子則逐步從附皮之毛，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成為後工業社會中生產力的代表。 在變無產階級為中產階級的方針下，無產階級喪失了革命性。而市場機制的革命 性，則保證了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知識的革命性，則保證了 知識分子是真正革命的力量。未來的新型社會，將是知識分子與企業家聯盟主導下 的社會。 五、堅持非暴力和平過渡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特別欣賞「槍桿子裡出政權」，打下江山就是自己的。任何別的黨派 若要存在，則必須將「執政慾望」閹割掉。這便是世人所稱的「一黨專政」。今天 ，我們要將中國導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其上策當是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 教義，而堅持非暴力和平過渡原則。這種考慮並非權宜之計，即並非像有些人認為 的，眼下和不遠的將來不可能組織起必要的力量搞暴力革命，因而只能打非暴力旗 幟，但暗中卻積極著手暴力行動的準備工作。應當承認，把前工業化社會推向工業 化社會，把准封建專制社會推向民主社會，這的確是一場革命性變革，但我們寧願 和平的進行這場變革，以較小的代價實現既定的目標。歷史的啟示和優越的市場經 濟的威力，使我們冷靜地選定這一原則。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已經有兩次大的成功的暴力革命。一次是一九一一年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廢了帝制，無從搞君主立憲，於是變搞 共和政體。然而，這樣先進的政治體制與封建經濟和傳統文化是不能相容的。民國 基本政治準則遭到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公然踐踏，以及它在蔣介石時代的徒有其名 ，實在是非常合乎事理的。這場暴力革命對推動中國現代化所起的實質性作用是極 為有限的。共產黨的宗旨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自一 九二七年正式進行暴力革命，到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廢中華民國，建立人民共和 國，聲稱其實行比資產階級民主強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而我們知道，與統治經 濟、僵化意識形態相偶合的怎麼會是民主政治？這場暴力革命的勝利，將中國人民 置於斯大林主義的專制統治之下。只是由於經濟瀕臨崩潰，而不得不改革開放以來 ，人民才處於水淺火溫之中。 有鑒於此，今天我們在經濟結構十分脆弱，工業化、城市化程度很低，民眾參與 意識不強的情況下，即便搞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三次暴力革命，恐怕也建立不成 民主政體，甚至能否建成以現代化為導向的開明專制政體，也是很成問題的。另一 方面，市場經濟的優越與不可抗拒的威力，又使我們看到了和平過渡的現實可能性 。 人們不會忘記，將近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就斷定市場經濟患了癌症，喪鐘即將 敲響；大約一百年前，列寧認定市場經濟已病入膏肓，處於垂死狀態。二次大戰以 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了統一的世界市場。他指望這會使「世界資本主義 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瓦解日益加劇。豈料陰錯陽差， 發生總危機並已然瓦解的反而是社會主義陣營。實踐雄辯地證明了市場經濟的生命 力和優越性。今天，市場經濟在鐵人三項賽中遙遙領先，它決不是「垂而不死」， 而是裝備了新技術革命發動機長嘯而去。地球上越來越多粗通文墨、理智健全的人 認識了一條真理：只有市場經濟能夠發展國家、造福人類。東歐、蘇聯人民如此， 眾多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如此，中國人民當然也不例外。除人心向背這最重要的因素 外，中國的改革開放積以時日，會給市場經濟的實施準備物質條件，提高民眾承受 變革的心理素質，展現和平過渡的切實途徑，消彌強烈社會振蕩和大規模內亂的可 能性，造就一代能締造新的共和國的政治、經濟、理論人才。 我們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以暴易暴不再可取，和平演變確是高招。 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歷史已經進入資本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時代。儘管中 國的政治寡頭發出了「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的悲涼呼號，力圖守住社會主義 的孤島，但我們堅信，中國的春天不會太遠了。此外，我們不僅應該使中國匯入世 界主流文明，而且要使主流文明為此增添異采。台灣、東歐、蘇聯的經驗教訓，對 我們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具有特別寶貴而切近的參照、借鑒作用。 台灣經驗的寶貴之處，在於它說明了中國文化傳統並不是工業文明的不可逾越的 障礙；還在於它成功地擺脫了官僚資本主義的陰影，實現了市場機制為主導的混合 經濟；最後，還在於曾經在政治專制上與共產黨不分伯仲的國民黨，終於難能可貴 地開放了報禁和黨禁，從而啟動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台灣模式的成功，是對中國 文明發展的歷史性貢獻，也是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東歐、蘇聯走向市場經濟的實踐，是一項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社會改造工程，由於 它決不能採用喪失人性的斯大林式強制手段，它將在叢生的險阻中緩慢地開拓前進 。期望它一帆風順，迅速出現皆大歡喜的局面，是不切實際的，相反，一定的生產 下降，經濟衰退，治安惡化、社會動盪倒是過渡階段的正常現象。當系統從原先的 穩定態向新的穩定態變遷時，要求完全避免失穩、混亂狀況，無異於扼殺這樣的變 遷。東歐、蘇聯的經驗之所以寶貴，乃是因為它們曾經和中國一樣，供奉馬克思主 義意識形態，實行一黨專制、計劃經濟。儘管我們和他們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在 社會發展程度和民眾素質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但我們面臨著共同的任務：較快較 好地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一黨專政走向民主政治，繁榮發展文化事業。這 場深刻的歷史性變革，除了會遭到原有制度下的特權階層、思想僵化保守者的阻礙 、頑抗外，還會遇到民眾心理承受能力的嚴峻挑戰。因為幾十年的大鍋飯生涯，程 度不同地使民眾滋生了依附、怕擔風險、得過且過的心理。當舊制度瓦解，新制度 又不能很快顯示其威力的時期，特別需要雄才大略來說服、團結、激勵民眾以樂觀 的、建設性的心態共度暫時困境。這中間包括爭取軍隊中立，乃至持擁護變革立場 的艱苦工作。而搞得不好，就會出現不必要的反覆。我們十分敬佩東歐、蘇聯人民 開創歷史巨變的膽識和勇氣，我們極為關注他們艱難的奮鬥歷程，並將從中吸取應 有的教訓，以便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十九世紀下半葉，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分道揚鑣。一百年後的今天，在人均資源 、人均國土大大低於中國的情況下，人均國民收入是中國的六十倍。四十年前，台 灣與大陸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在同樣人均收入五十美元的起點上，台灣人均收 入現在是大陸的二十五倍。今天，東歐、蘇聯又先行一步，估計五至十年之後，將 會出現相當可觀的社會經濟進步。我們堅信，中國向全世界宣告朝市場經濟過渡的 日子已不會太遠。近代中國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走向現代化的有利時機，這一次不能 再失去。 在人類即將跨入公元第三個一千年的歷史時刻，在整個行星尺度上，市場經濟磅 礡於世。而計劃經濟作為人類生活中的一個插曲，將留在二十世紀的編年史中。□